《詩經》的藝術

“賦、比、興”是詩經最重要的藝術表現手法，也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主要藝術表現方法。在歷代文人學者中，對“賦、比、興”的解釋，以朱熹的《詩集傳》的解釋比較通行。晉朝的摯虞、宋朝的李仲蒙也與朱熹的解說相近。

“賦”，朱熹解釋說：“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就是陳述鋪敘。摯虞在他的《文章流別論》中解釋為：“賦者，敷陳之稱也。”李仲蒙解釋說：“做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者也。”在詩經中，《頌》和《大雅》一般多用賦的手法。

“比”，摯虞解釋說：“比者，喻類之言也。”李仲蒙解釋說：“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朱熹解釋：“比者，引物連類。”就是說，比就是比喻，它的作用是使人或物的形象更加鮮明突出。如：《相鼠》和《碩鼠》用令人憎惡的老鼠，來比喻統治者的不講禮儀、貪婪可恥；《氓》用桑樹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年青變衰老。

“興”，朱熹解釋：“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拿現在來說，興是借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發端，以引起所要歌詠的內容。摯虞解釋：“興者，有感之辭也。”李仲蒙解釋說：“觸物以啟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如嫁女詩《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起興，使人從桃花盛開聯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送別詩《邶風·燕燕》，以“燕燕于飛，差池其羽”起興，使人從燕子飛翔時的參差不齊聯想到送別時的依依惜別。

“風、雅、頌”加上“賦、比、興”又被稱為“六詩”或者說“六義”。孔穎達在《毛詩正義》解釋“六義”時指出：“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并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他認為“風、雅、頌”是詩的不同體制，“賦、比、興”是詩的不同表現手法。這種觀點被沿用至今，對《詩經》的學習和研究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