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的民間怪現象

——生子不舉

常言道：“多子多福。”在中國傳統觀念里，生了孩子卻不養育是斷然無法理解的。可是在南宋末年，民間就出現了這樣的怪事。更怪的是，這種現象不僅出現于貧苦農家，也存在于鄉紳世族，形成一種普遍的風氣。這種怪現象從何而來？背后又隱含了怎樣的社會根源？

野蠻的“計劃生育”

據《宋史》記載，南北宋之交，福建崇安有一個平民名叫胡安國。他的弟媳因生育兒子過多，打算溺死新生的一個男嬰。后來，胡安國夫婦心生不忍，把男嬰抱回家撫養，取名為“胡寅”，才保住了一條小生命。

類似這樣“生子不舉”的現象廣泛見于南宋民間。所謂“生子不舉”，就是生子而不養育，往往將嬰兒溺死或者拋棄。據記載，南宋末年生子不舉的現象波及福建、兩浙（浙東與浙西的合稱，今浙江一帶）、荊湖南北、江南東西等地，以建州、處州、汀州、南劍州、岳州、信州、饒州等地最為嚴重。而且，這種怪現象完全是民間自發的行為，沒有受到政府的任何強制。

在中國五千年多生多育、父慈子孝的柔和主線之外，竟然有如此原始而野蠻的現象出現，令人不禁震驚。生子不舉造成了大量的溺嬰、棄嬰的存在，對當時的人口繁衍、經濟發展以及社會道德風氣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在南宋以前，生子不舉的現象就已經出現。最初，這個風俗是源于封建迷信，而且是極為個別的現象。民間認為，五月初五生子是不祥的征兆，因為五月是“惡月”，五月初五則是“惡月”中的“五毒日”，這一天出生的孩子，可能是“五毒”轉世投胎。民間還有一種說法，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將有害于父母，如《風俗通義》中記載的“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史記·孟嘗君列傳》中記載的“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或許是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響，民間更加忌憚“男害父”的傳言，因而長期以來，五月初五的生子不舉主要指男孩。

五月初五生子不舉的風俗起源已久，而且影響廣泛，一度還波及上層社會。據說，宋徽宗便是五月初五出生，因此從小就被寄居在宮外。后來，他因忌憚生子不舉風俗的影響，不得不將自己的生日改作十月初十，并將十月初十定為“天寧節”。

到了北宋仁宗年間，民間生子不舉的現象有所蔓延。這時，生子不舉已經不僅僅限于五月初五，生子不舉的“子”也廣泛地包含男嬰、女嬰在內的所有新生嬰兒。南宋末，這種現象波及地區更廣，影響更加深入。相傳當時農村一戶人家最理想的狀態是“二男一女”，如果再出現第四胎，便要溺死或扔掉。

在重男輕女思想的影響下，農村家庭溺死或丟棄的女嬰數量要遠遠多于男嬰，這直接導致了男女比例嚴重失調，一方面男子無妻可娶，另一方面拐賣婦女、女子早婚的現象日益嚴重。

怪現象產生的社會根源

南宋末年的生子不舉，已經基本脫離了五月初五生子不舉的傳統風俗。從現象層面看，南宋末年的生子不舉不再限于特定的時間，也不分男嬰、女嬰；從原因層面看，生子不舉并不是因為迷信“五毒”或“子害父，女害母”，而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種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一般認為，南宋末年生子不舉的怪現象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生子不舉是農民身處貧困線上不得已的選擇。南宋時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農民手中僅有的土地日益集中到士紳豪族手中。到了南宋末年，農民幾乎面臨無地可耕的境地。福建、兩浙、江南東西等地的農村，土地原本就貧瘠，農民的生活更加悲慘。在這種情況下，南宋朝廷還要征稅、征兵，設立各種苛捐雜稅的名目，諸如“身丁錢”、“經總制錢”、“月樁錢”、“板帳錢”等，無怪乎朱熹感慨：“古來盤剝百姓的辦法，本朝全有。”陷入絕境的農民只好人為地控制自家人口數量，將多生的孩子殘忍地處理掉。

其次，生子不舉是在婦產科學不發達的時代一種無奈的選擇。盡管南宋時期的婦產科學有所發展，出現了一些對婦女的生育和保健有益的措施，但還做不到通過醫學手段控制懷孕和生育。而且，婦女避孕或墮胎在當時是極其忌諱的事情。據史料記載，南宋農村也有不少婦女“屢壞胎”（即墮胎），但都被認為是不祥之舉、將遭受因果報應而為社會所不容。當時，很多農村婦女生育都在八九胎以至十胎以上，幾乎是年年懷孕、年年生育。既然一定要生育子女，又沒有能力撫養，只好溺嬰或棄嬰。

再次，很多鄉紳家庭也出現了生子不舉的現象，這主要是擔心家產分散、家道中落而被其他家族兼并。為了使家產集中起來，在一些鄉紳家庭也時有“生子不舉”的現象發生，目的是讓更少的子嗣來分家產。總之，種種因素釀就了中國歷史上野蠻而無奈的一幕。

鼓勵生育的南宋朝廷

南宋末年正值朝代更替、社會動蕩的年代。從中國歷史發展的經驗來看，這樣的年代往往人丁不興旺，出現人口遞減的趨勢，甚至類似生子不舉的怪現象。

生子不舉之風的盛行對南宋朝廷造成了不小的打擊。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到了末年已經是積貧積弱，財力、兵力都難以對抗北方崛起的女真、蒙古族。這時，人口的緩慢增長更加限制了農村生產、財政稅收和征兵兵源，對南宋朝廷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也正因如此，南宋在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方面尤為積極。

為遏制生子不舉現象，南宋朝廷可謂費盡了心思。朝廷采取了很多獎懲措施以鼓勵生育，概括說來主要是物質方面的措施和精神方面的感化。

在物質方面，南宋朝廷企圖通過經濟上的扶助鼓勵農民生育，例如，為貧困人家生子補貼糧食，禁止溺嬰，甚至規定不生子的家庭要上繳資產，等等。高宗紹興八年（1338），朝廷作出規定，經濟困難的婦女有孕后，朝廷補貼四斗米，七年后又把補貼數量增加到一石米。孝宗時，朱熹等人提出創辦“舉子倉”的建議，用來救助那些生育子女卻無力養育的窮人。然而，由于需要救濟的人數太多，地方官僚又層層舞弊，朝廷下達的政策往往難以落實。

此外，南宋倡導以儒學為基礎，融合佛學、道學思想的理學。無論是佛家的“五戒”思想還是儒家的“五常”倫理，都將“不殺”的原則放在首位。加之中國自古重視子嗣的觀念，社會上的主流思想是將生子不舉的行為視為大逆不道、禍國殃民。

然而，南宋朝廷的一系列措施都沒有遏止生子不舉之風。隨著朝廷漸漸走向末路，種種救濟措施更無從執行，生子不舉的現象仍屢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