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章競人物簡歷簡介,阮章競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一、在掙扎中尋找光明之路
阮章競1914年1月31日(舊歷正月初五日)，生于廣東省中山縣象角鄉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里。名阮章競，1934年到上海后，改名阮嘯秋、洪荒。1937年進入太行山以后，用洪荒作筆名發表作品。1947年寫長詩《圈套》用原名阮章競至今。這位老作家，從1935年開始創作，到今已度過了五十年的創作生涯。他是一位以創作態度嚴肅認真而著稱的詩人，同時，他也是一位寫戲劇的能手。他的作品象一支支被雕塑得非常精細的明艷的花朵，深受人們的喜愛。
阮章競出生的1914年，是一個不幸的年頭。當時，袁世凱夢想復辟帝制，正與帝國主義者相勾結，兇狠地撲滅著辛亥革命的余焰。廣東省中山縣深受其害，軍閥混戰，盜賊猖獗，災連禍結，民不聊生。阮章競呱呱落地的時候，家里窮得幾乎沒有下鍋米。父親阮達彬，靠租種地主六、七畝薄田和打漁，難以維持一家十幾口的生活，阮章競兄弟姊妹十一人，先后夭折、餓死六人，幸存的兄弟姊妹，都是在地主催租、債主逼債的吆喝聲中長大成人的。
阮章競，九歲進入本村私塾讀書，讀了半年，因為老師得罪官府被抓進牢里，遂輟學回家。次年，進本村立新小學讀書，三年之后，轉入阮家祠堂樹人學校學習。他有強烈的求知欲。希望父兄支持他能讀到小學畢業，誰知進樹人學校前后，不幸的事情接踵而來：大哥到廣東花縣賣布，中途被強盜打劫。買布的錢都是借的，兩手空空回家，父親為此憂憤不已。事情發生不久，又逢債主逼債，地主催租，父親沒辦法，只好去向一個久拖魚賬不還的無賴討賬。這個無賴，不但不給錢，還仗勢出口傷人，后來雙方就推搡起來。無賴自己滾在地上，劃破了點兒面皮，反誣告說，阮章競父親打傷了他。于是，阮父就被抓進“更館”關押了起來。阮父從更館出來后，因為受了冤枉氣，整天在家里向妻子、兒女泄憤;阮母也因此郁郁不樂，想自殺。飛禍頻加，逼使阮章競在樹人學校只讀了半年書，便中止了學業。阮章競說： “從兒童到少年，我時常看見的是官殺人，賊也殺人。鄉下的無賴，忽然是官，忽然是賊，那時，官和賊，老百姓是無法分清楚的。那時誰有槍誰就有權，誰有槍誰的日子就過得好。”(《我和祖國同命運——答意大利<人與書>編者問》)生于憂患，長于憂患的阮章競，深深感受到上學的艱難和農民生活的痛苦，他仇恨軍閥、強盜、地痞流氓，心中埋下了不滿和憤恨的種子。這段生活經歷，對他后來在太行山能很快地與當地農民溝通感情，反映他們的苦難生活，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失學以后，為分擔父母的憂愁和家庭的生活重擔，去找謀生的道路，因為喜歡畫畫，便到距家鄉二十多里以外的一個名叫“涌頭”的小鎮上當了油漆學徒工。三年半的學徒生活，使他真正嘗到了下層人民的痛苦和辛酸。白天干油漆活，夜里熬桐油，還要料理老板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打水、買菜、做飯，什么都干。老板與妻子不和，他常常夾在中間受冤枉氣。就在這樣的境遇下，阮章競并沒有放棄學習。常常在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后，伏在自己小閣樓里看書作畫。老板是個吝嗇鬼，不干活就不讓點燈，阮章競為不使燈光外泄，就用木板擋住窗戶。他與筆者談到這段生活時，曾深有感慨地說： “在不平坦的道路上掙扎著生活，磨煉了我的意志。”1929年秋，結束學徒生活以后，當油漆工人。伴隨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農村經濟瀕于破產，油漆活也就越來越難找了。
阮章競在家鄉的二十年，生活道路是曲折的，同時也受到了民間藝術的陶冶。剛記事的時候，在鄉下老祖母身邊學兒歌。稍大了，學唱歌謠。每逢年關、元宵佳節， “跟在扛著木制龍舟和紙扎的大鯉魚、敲著鑼鼓的藝人后面，學《龍舟歌》、《鯉魚歌》……” (《漫憶咿呀學語時》)鄰家的婦女們，一邊做針線，一邊唱著優美動聽的《南音》，他常常湊到跟前貪婪地學唱，久之，他對廣東民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父親幼年的時候，讀過一、兩年私塾，又有比較好的記憶力， 《說岳全傳》能有聲有色地從頭講到尾。阮章競受到父親的影響，特別喜歡聽故事，有時還跑到土地廟前聽說書人講《三國演義》和《水滸》。到了少年時期學唱戲曲、粵謳段子，也愛好廣音東樂。上學時，讀過《千家詩》，失學后還不斷吟誦，漸漸地培養了對古典詩歌的興趣。他還曾試寫過五、七言律詩和絕句，現在他還記得1927年他寫的一首題《桃花燕子圖》的五言詩。到了青年時期，通過在上海念書的中山縣子弟的關系，接觸到新文藝，尤愛白話新詩。因為受到一位美術教員的影響，喜歡畫畫， “自己也學過幾天水彩畫和油畫”。1932年暑假，參加從上海返鄉的一個畫家舉辦的“繪畫暑假班”，接觸到西洋的繪畫藝術。曾有一度他幾乎陶醉在繪畫里。他說：“那時候，只要聽說哪里有人作畫、舉辦畫展，我就非去不可。我們那里廟宇里的壁畫很多，有的泥塑很動人，廟門前面還有磚石刻。每到過年時，街上賣的年畫，有龍啊，鳳啊，虎啊，年畫中，還有民間壁畫家羅淵泉的畫。這些，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劉增杰《走向詩歌的漫長旅程——阮章競談話錄》)阮章競在青少年時期的愛好是廣泛的，但他最想作一位畫家或詩人。1934年6月底，他帶著生活艱難的愁思和對未來事業的美好憧憬，離開了家鄉。
7月13日到達上海。原想很快地找個工作，安定下來。利用工暇借上海文化發達的條件，多讀些書，多作些畫。誰知到了上海半年，還找不到工作，寄寓在一個同鄉家里，托人找些臨時的油漆活和畫廣告的工作，收入甚微，生活過得很清苦。后來經一位名叫李思庸同鄉的介紹，進一家廣告社畫廣告，工作不到一個月，廣告社倒閉，又陷入找不到固定職業的窘境。1935年初，在李思庸的影響下，參加世界語協會，進世界語協會學習世界語。同時，加入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投身抗日救亡活動。世界語協會教音樂的老師看到阮章競喜歡音樂，聲音洪亮，音色又好，就介紹他進了立信歌詠班。立信歌詠班的任務：學習抗日救亡歌曲，培養歌詠骨干，在上海的工廠、學校、商店、街頭開展抗日救亡歌詠活動。這一機遇，給阮章競的生活打開了新的窗口，他借這個窗口，看到了知識分子、工人、店員和青年學生的生活世界。自此至1937年離開上海的幾年間，他便以全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歌詠活動。這幾年，可以說是他走上革命和文學創作道路的過渡時期。
首先，他從自己的曲折經歷和親眼目睹的事實中，進一步認識和了解了這個社會。他加入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特別是進立信歌詠班以后，通過一些進步青年的關系，閱讀了許多進步書籍和黨的一些地下刊物。受到這些書刊的啟迪，革命意識開始覺醒。他認識到：確定自己的奮斗目標，固然與自己的愛好、志趣有關系，但更重要的是要與祖國的前途、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如果國家不振興，人民不奮起，個人的憧憬再好，也終久會成為泡影。他決心“要為祖國的獨立解放、人民的自由民主而戰斗，而吶喊，而歌唱”。 (《我和祖國同命運》)
其次，在許多進步老師、朋友的影響和幫助下，使他在謀生的道路上，開始與文藝結下了不解之緣。1936年，他認識了冼星海，冼星海很贊賞他的聲唱條件，對他有意加以精心培養。他從冼星海、呂驥、張曙等歌詠班的老師身上，看到一個愛國的文藝工作者，不僅要具備好的思想品質，還要有精湛的藝術素養，于是他決心“拚命學習”，盡快地豐富和提高自己。結識的朋友，為他的學習提供了許多方便條件，古今中外的文藝作品，凡是老師、朋友有的，都借給他看。他貪婪地學習， “最喜歡讀愛國的、反抗壓迫的作品，不管是中國的，外國的，古代的，現代的”。豐富的文藝作品，打開了他的知識視野，他想同時用歌喉和筆去戰斗、去吶喊!
他的創作生涯開始于1935年春、夏之間，署名嘯秋的小說《割稻的故事》和詩歌《故鄉》，便是我們今天見到的他最早的試筆。這些作品，雖然在技巧上還比較幼嫩，但揭露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壓迫人民罪惡的憤怒激情，卻是相當感人的。1937年，寫過兩首歌詞，一是《紀念柴門霍甫先生》，二是以聶耳《賣布歌》曲調填的一首詞。這兩首詞，都曾受到當時上海革命文藝界的好評。
“八·一三”以后，許多革命文藝工作者，響應黨的號召，深入內地農村開展抗日宣傳活動，故在9月份，阮章競隨同上海文藝界救國協會流動宣傳團，離開上海。先在太湖一帶做抗日宣傳工作，12月初由蘇州到南京。本擬在南京找我黨的負責同志，要求去延安，后因南京東門戰火燭天，遂由南京轉至漢口。12月底由漢口北上，奔赴太行抗日民主根據地，經過二十多年的痛苦掙扎和艱難奔波，終于找到了光明之路。
二、沐浴著太行山的風雨成長
1937年底，太行山區的抗日戰爭，在朱德、彭德懷、劉伯承和鄧小平同志的領導下，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阮章競所在的晉東南，城鎮和鄉村都建立了民主政權。黨為了團結各方面的抗日力量，通過統一戰線的關系，建立了“抗日犧牲同盟會”。阮章競開始在“犧盟會”領導下的第二戰區游擊隊司令部工作，不久下連隊當指導員，曾到山西長治一帶搞過破路活動和抗日宣傳工作。1938年4月底，中共聯絡部主任朱瑞組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第八路軍晉冀豫邊區太行山劇團，阮章競被調到該團工作。先后任劇團政治指導員、藝術指導員和團長職務。193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阮章競進劇團以后， “就從咿呀學語，趔趄學步，走上了文學的道路”。他是一位著名的詩人，而他的創作卻起步于戲劇。那時劇團剛成立不久，劇本都是從大城市傳過來的，群眾來看戲，多半是嘗新鮮，對劇情并不真正懂。這些問題引起了阮章競的思考，他想嘗試著寫劇本。當時，他腦子里盤旋著兩個問題：第一，當前創作最要緊的命題是什么?第二，我們的戲劇怎樣才能夠讓群眾易于接受、樂于接受?對于前一個問題，他很快地解決了：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刺刀， “理所當然，我要探討的主題是打倒帝國主義，首先是打倒日本法西斯蒂這樣的關系到祖國生死存亡最最要緊的命題”。 (《我和祖國同命運》)后一個問題，他當時只是認識到應當用人民群眾聽得懂的通俗語言來寫作，至于“要有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他說，這是他到1941年才知道的。
第一篇嘗試之作獨幕話劇《周年》，寫于1938年6月，署名洪荒。這個劇本在內容上、主題上都抓住了現實中最緊要的問題。他從全國形勢出發，結合太行山抗日戰爭的生動事例，反映了抗戰一年來血與火的戰斗生活。他是南方人，用北方人聽得懂的語言來寫作，雖然還不那么自如，但從演出的效果看，初步地被群眾接受了。接著于同年9月至10月，又寫出了二幕話劇《太陽出來了》和三幕話劇《保衛抗日根據地》。在后一個劇本里，他第一次采用當地民歌《賣扁食》的曲調，填了一首《秋風曲》。演出以后，這首插曲留在人們的記憶里，很快地被傳唱開了。這次嘗試的初步成功，使阮章競開始對民歌發生了興趣。1939年春，蔣介石準備陰謀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秋天，處于困難的形勢下，劇團分散活動，奉命到山西遼縣(今左權縣)幫助群眾建立農村劇團。阮章競遇到了接觸北方農民并向他們學習北方民歌的好機緣，他走村串戶，翻山越嶺，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渠道，搜集了大量的不同形式的民間小曲，并借用這些小曲的形式，編寫過歌舞、歌劇、活報劇和小調聯唱。在當時他這樣做，主要還是出于宣傳工作的需要，“尚未覺悟到這些民間文藝的重要意義”，更未曾想到如何吸收民間文藝的精華，去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但是這種出于“工作需要”的學習，就象“潤物細無聲”的春雨在默默地培育著花蕾一樣，正在培育著一位人民的詩人。1941年至1942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非常困難的時候。這兩年間，劇團大部分時間在農村，阮章競在同農民的接觸中，進一步熟悉了北方農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和語言，在此基礎上，創作出了歌劇《柳亭郊》和話劇《未熟的莊稼》。1942年5月參加反掃蕩，在戰斗中負傷，休養了一個時期。1943年春，他從報紙上的有關文章中，學習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主要精神。6月，太行文聯、太行山劇團結合學習凱豐《關于文藝工作者下鄉的問題》和陳云《關于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傾向問題》的文章，舉行了關于“文藝工作及文藝工作者的改造問題”的討論會。通過這些學習和討論，阮章競心里豁亮了，他結合自己的創作體會，真正認識到了民歌的價值，自覺地向民歌形式“靠攏”，寫出了長詩《楊柳葉兒青青》，隨即又將這首詩改編為歌劇《比賽》。秋天，他向組織要求離開劇團，到下面去深入生活。他決心在已有的藝術積累的基礎上，進一步去提高、豐富自己，把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加以利用和改造， “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在下去的一年多時間里，搜集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寫出了《糠菜夫妻》和《婚姻有保證了》兩個劇本和一些歌詞。由于這些作品是在學習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后寫成的，因此，無論在表現勞動人民生活、思想感情或是在描寫技巧上都顯得比以前成熟了。他曾說， 《糠菜夫妻》是他在創作思想上和吸收利用人民群眾語言方面的一個小小的轉折。
1944年元旦，進太行山區黨校，參加第三期整風學習班。1945年4月，整風學習結束后，又下到八分區搞減租減息和調查研究工作。日寇投降后，阮章競到焦作前線參加軍事行動，解放焦作東西大井后，留在焦作煤礦作過一段工會工作。不久，豫北解放，遂由焦作到豫北新區參加反霸和土改運動。他說：這幾年間，同晉東南、豫北人民建立了廣泛的聯系，這“對我的思想改造，進一步觀察人生，提供了極其深刻、寬廣而又十分艱苦的活動天地。” (《漫憶咿呀學語時》)
1947年春，他調到太行山區文聯戲劇部任部長和中共太行區區委委員。就在這年春天，他“重新拿起筆來， 要寫一首詩，教育獲得解放的農村干部，警惕地主階級陰謀”。(同上)這就是他第一次真正運用民歌體寫出的長篇敘事詩《圈套》。《圈套》署名阮章競，作者似乎要告別“洪荒時代”。的確，這首詩顯示了作者在學習民歌的道路上有了新的進展。長詩圍繞著地主楊道懷，為實現“變天”的夢想，所玩弄的一系列陰謀詭計，展開了曲折動人的故事情節。先是楊道懷派金帶給農會主席李萬開送年節禮，從中挑撥萬開與其母親的不和。金帶送去“一個粗布一袋面”，萬開“一見心發火”，斥責金帶“快滾開”。萬開娘認為萬開不近人情，氣得“捽斷線，摔了針”， “捂著嘴臉哭起來”。母親不悅，給萬開的工作設置家庭阻力。楊道懷同時又指使金帶走東家串西家，讓人給萬開送禮，弄得萬開應接不暇，十分被動。繼而，楊道懷利用正月十五鬧花燈，挑選婦女參加秧歌隊，把老實、正直的萬開引入“圈套”。在此基礎上，又利用王玉枝的老婆調三弄四，撩撥萬開與寡婦金女的感情，進一步使萬開落入陷阱。最后，演出捉奸的丑劇。情節緊湊，一層進一層，扣人心弦。楊道懷始終在暗處。最后區長來村，通過審訊金帶和玉枝老婆才把地主的陰謀揭破。善良的群眾這時才明白： “野狼不是咬萬開，是咬咱們的窮戶哩!”故事曲折而眉眼清楚，很適合農民群眾的藝術口味。語言樸素，順口易懂。如， “槐樹槐，黃河邊上槐樹臺。村子不滿三十戶，東頭住的凈老財。” “柿子甜甜柿樹蔭，好皮好面藏黑心。” “尖尖的辣子羊角蔥，老財的心兒黃螞蜂。” “兩個螞蚱一線拴，他倆的心事你辨辨。”(以上所引的詩句均見1947年太行《文藝雜志》三卷一期)這些生動、形象的語匯，大都來自人民群眾的口語或化用當地民歌的句子，飽含著濃厚的泥土氣息，深受人們的喜愛。 貼切的比興，加強了題旨的表現和藝術感染力。這首詩的優點是主要的，但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即沒有很好解決戲劇性的情節與詩的抒情的和諧統一，使人感到抒情色彩有些淡薄。盡管有所不足，仍不失為一首好詩。用發展的眼光來看作者，他正拚力地向新的創作領域進發。詩與劇有聯系，但又是兩種不同的文學樣式，詩人從寫劇本到運用民歌體來寫敘事詩，還有個轉變過程，其間微有不足，是符合作者創作發展規律的。
作者總結了創作《圈套》的經驗教訓，他決心在增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和抒情色彩方面下一番艱苦的功夫。于是，他在完成《圈套》創作的任務后，連續寫出了《送別》、《盼喜報》等詩。這些作品，雖然仍包含著情節，但抒情色彩是濃厚的。1947年9月，他在黨組織的鼓勵下，創作出了大型歌劇《赤葉河》。作者在詩歌創作上剛剛有了新的進展，為什么又轉而寫戲劇呢?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赤葉河是他曾經戰斗過的地方，他親眼看見這里的人民怎樣受苦、怎樣掙扎、怎樣“苦苦地盼望自己的軍隊——八路軍回來”。現在“扭轉乾坤的時代來了，土地改革開始了。反封建壓迫的戰歌，震撼了山川林壑”，然而，地主階級及其代言人卻說： “開天辟地，分紙占單，誰有命誰有土地”。到底土地歸誰所有，誰是土地的真正主人，作者要通過赤葉河的滄桑變化和曲折斗爭的歷史事實，來回答這個問題。第二，他想通過歌劇形式，去進一步解決敘事與抒情的有機結合，同時也想通過寫歌詞去進一步掌握民歌的格調。關于這一點，他曾有過這樣的說明：“我曾用民歌格調寫過一個叫《柳亭郊》的劇本，但在日寇‘掃蕩’中被燒掉了。1943年春，又嘗試寫了一個短歌劇《比賽》。寫《赤葉河》的時候，想在這基礎上繼續嘗試。”(以上引文均見《赤葉河·后記》)
《赤葉河》的創作是成功的。劇本以鮮明的時代色彩和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表現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太行山區的階級斗爭和天翻地覆的變化。故事從三十年代初寫起，前三幕寫貧農王大富一家的悲慘遭遇。惡霸地主呂承書橫行鄉里，無惡不作：先霸占了王大富父子親手開墾的土地;接著又奸污了王大富新過門的兒媳婦燕燕。大富的兒子王禾子忍辱飲恨出走，燕燕投河自盡，大富四處流浪。第四幕，即在十多年以后，王大富家鄉解放了，父子團聚，向地主討還血債。受苦受難的農民，象巍巍的太行山一樣矗立在自己開墾的土地上，他們分得了土地，用青筋暴起的大手，創造著自己的新生活。
劇本的抒情氣氛很濃。那些飽含血淚的唱詞，就是從民歌脫化過來的優美詩句。如， “夜月明，山風吹，訴苦沒完心要碎，眾人前，難忍下，早已燒干的兩眶淚。”語言質樸生動，具有強烈的感染力。阮章競通過這些創作實踐，摸到了寫敘事詩的規律和技巧，熟練地掌握了人民群眾的語言和多種民間曲調形式，因此，1949年3月，他在“臥虎坡”一躍而起，以長篇敘事詩《漳河水》的創作成功，而蜚聲文壇。
《漳河水》，是太行山的沃土培育出來的一朵鮮艷之花。它比起詩人1938年至1947年的作品，有著明顯的不同。正如詩人所說： “這次，……決定進一步打破自己的常規，不側重曲折的情節，而側重她們的內心生活，不側重故事而側重抒發情感。”為此，凡能幫助作者“烘托人物，抒發感情，點染景物，表達歡愁的一切漳河色調”他都使用了。(以上兩處引文均見《漫憶咿呀學語時》)詩人嘔心瀝血，發出了自己的音調。《漳河水》，在現代的敘事詩中，無論在內容上或藝術上都是獨特的，表明詩人已經形成了自己穩定的藝術風格。
《漳河水》的成就，首先表現在作者選擇題材的角度與眾不同，并且開掘得很深。在同期的作品中，寫婦女地位問題的，大都從階級斗爭入手，去表現婦女的不幸和歡樂，阮章競另辟蹊徑，他圍繞著婦女地位問題，寫人民群眾之間所展開的新舊思想的斗爭。他寫婦女的痛苦和歡樂，都沒有停留在表面上，避免一般化的描寫，側面切入，著力揭示社會根源及與此相聯系的復雜的思想因素。他用詩的筆法，提出并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如何看待婦女的地位問題，是衡量一個社會一是進步、光明，還是反動、黑暗的重要標志。同時，他以巧妙的藝術構思，形象地告訴讀者：婦女地位的變化，不僅要看她們是不是在政治上翻了身，更重要的是看她們是不是在經濟上取得了支配自己的權力。如果沒有后者，婦女的翻身仍是不徹底的。
作者說，他的創作意圖是從以下一些常見的普通的現象中引發出來的：
男人小時候是大胖小子，大了是大小伙子，再大的是大丈夫。女兒是小丫頭、小閨女、小媳婦，最后才擠進“老太太”行列。她們稱丈夫是“掌柜” “當家的”。可是男人對別人說自己的妻子卻是“俺家做飯的”。初聽覺得很謙遜，細細品品極可惡! (阮章競《漫憶咿呀學語時》)解放了，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封建的舊觀念，在相當一部分人民群眾的腦子里還存在。男人看不起婦女，不愿拋棄“老規程”;一些婦女自己也看不起自己，顫顫抖抖，邁不開腳步。阮章競在“細細品品”這些現象之后，決定寫一首抒情詩， “把太行山婦女的內心痛苦和渴望解放的心情，痛痛快快地吶喊一番;把農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和壞思想，狠狠地批它一通，把中國共產黨指出的婦女解放道路——參加勞動、經濟獨立的道路告訴她們”。 (同上)長詩從這一意圖出發，選定了經歷、性格不同的三個女主人公，并以“往日”、 “解放”、 “長青樹”三部分，組成嚴謹的結構，去深入地開掘主題。
“往日”，把筆鋒對準封建制度，但又沒有直接去鞭笞封建婚姻制度的制造者，而是寫封建婚姻觀念在人民群眾身上的表現： “斷線風箏女兒命，/事事都由爹娘定。”父母之命，主宰著女兒的命運，女兒“心操碎，人愁死”也無濟于事。嫁出去以后，婆婆欺侮，丈夫打罵，丈夫死了，也只能守寡。我們讀完第一部，彷佛看到有一條又粗又長的無形繩索，從祥林嫂身上一直牽延到荷荷、苓苓、紫金英身上，把舊中國一代又一代的婦女拴得緊緊的，困在牢籠里。中國婦女的悲慘命運，就這樣輪流接替，惡性循環，沒完沒了。作者把荷荷、苓苓、紫金英三個婦女的不幸遭遇，挑出來給人看，讓人們去思考、去認識這個制度“極可惡”!
在舊中國，婦女的命運最苦，不但無人同情、過問，而且婦女們連個訴說申冤的地方也沒有，只有在解放了的土地上，才有“荷荷一淚一聲訴”、 “苓苓揭開冤家賬”、 “紫金英倒盡心頭怨”的機會。她們心中的不平和憤怒，現在要發泄出來了：
聲聲淚，/山要碎!/問句漳河是誰造的罪?/……唱盡古今千萬變，/沒唱過俺女兒心半片!/恨咱不能拔起山，/把舊規矩搗成稀巴爛!/萬代的腳蹤要踏出路!/千年的水道看流成河!
這節詩讀來引起人們心靈顫動。婦女的苦水，就象這流不盡的漳河水。解放后婦女們站起來呼嘯，噴射出的心底之火，正在橫掃幾千年來的“舊規矩”。
長詩第二部分“解放”，詩人仍從舊規矩、舊習俗、舊觀念的變革入手，寫三個婦女在斗爭中的不同表現和態度，讓人物去感受時代風云變幻，自覺起來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戰。舊的家庭關系、人與人的關系都發生了變化，婦女與丈夫也發生了思想沖突。但是有“大男子主義”的二老怪，在這場沖突面前并沒有真正心服。他為什么這樣固執呢?罪責不能歸于他，而應該歸于封建社會，因為幾千年的“老規程”告訴他： “養孩兒抱蛋，洗衣裳做飯”就是婦女的本分;爭自由、爭平等是“成了精”;參加生產勞動是“瞎鬧騰”。這說明戰勝舊意識，僅僅依靠思想斗爭還不行，還要讓婦女在經濟建設中去顯示她們的智慧和才能。長詩第三部分“長青樹”，用婦女在勞動中能頂半邊天的事實，有力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苗苗出土綠油油，/瓜秧露芽肥展展。/花不棱棱手藝巧，/頭有頭是道有道。
二老怪看到婦女們的勞動成果，終于心服了：
眼兒越看眉越高，/禁不住張嘴叫了好。
作者在詩中，還特意安排了看不起年輕婦女的“鐵疙瘩”張二嫂這個人物，她在作品中，說話并不多，但人物個性鮮明，對突現作品的主題起了重要作用。她第一次出場是在二老怪找不到苓苓，氣得如“芒硝進肚不能忍”的時候，她趁勢添油加醋地挑唆說： “不能提了二老怪，/你我家媳婦都把興敗!/跟上荷荷這花東西，/插上街門唱‘落戲’!”此后，她又看不慣忍不下，婦女們互助鬧生產、 “結親不興坐花轎”等一系列的變革行動。她象九斤老太太，整天嘀咕著“一代不如一代”一樣，感嘆不該拋棄了“老規程”。作者安排這個人物，真是別具匠心，它說明農村有些老年婦女鏟除舊觀念，比青年婦女，甚至比二老怪這類的男人更難。就是這樣的人物，最后在事實面前，也不得不“低頭啞了口”。作者挖掘得很深，使我們看到各種人物的思想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封建的婚姻制度，看不起婦女的舊觀念，終于被人民群眾自己起來把它埋葬了：
漳河水，/九十九道灣，/漳河流水唱的歡：/桃花塢，/長青樹，/兩岸踏成康莊路。/萬年的古牢沖坍了!/萬年的鐵籠砸碎了!/自由天飛自由鳥，/解放了的漳河永歡笑!作品就是這樣富有說服力地表現了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真正天翻地覆的變化。
從《漳河水》開掘的主題深度看，我們認為它并不亞于《王貴與李香香》和《小二黑結婚》。列寧曾說， “關于婦女的地位問題”，應包括完成兩個方面的任務：第一個任務是把婦女置于同男人平等的地位;第二個任務是使千百萬婦女投入“經濟建設”，只有如此，我們的事業“才能夠向前推進”。(《論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列寧選集》第四卷)阮章競在《漳河水》里，從以上兩個方面表現婦女地位的變化，確實是提供了解放區人民翻身的最新信息。因此，它是一部有重量感的作品。
在藝術表現方面也是相當成功的。詩中的三個主要人物：荷荷、苓苓、紫金英，是中國普通婦女群中的三種類型。她們在舊社會雖然都飽受苦難，但她們的經歷、處境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解放后，她們三人翻身斗爭的方式及覺悟的快慢也不一樣。詩人從生活實際出發，真實可信地勾勒出了她們不同的性格特征。荷荷“要表有表才有才”，性格潑辣大膽，熱情干練，選擇愛人的標準也最高——想配個“抓心丹”。可是在舊的婚姻制度下，她卻被迫嫁給了“馬螺鍋，駱駝背”，“黑心肝象鬼”的四十歲老漢。她憤怒地掙扎、呼喊： “漳河水為甚不出槽?/給俺沖條道!”解放了，出槽的漳河水，沖坍了“封建的大古牢”，她便呼嘯而起，走向光明自由的新天地。這位精明干練、農村婦女的帶頭人，被作者刻畫得十分可愛。苓苓的性格柔中有剛，沉穩而有心計，在鬧翻身斗爭中，她是荷荷的最好幫手。她選擇愛人的標準稍微比荷荷低一點兒——想許個“如意郎”。在爹娘作主的舊社會，她沒有找到如意郎。然而，到處是重男輕女，她又無計可施。解放后，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了獨立的地位，她的聰明才智顯露出來了。夜訓丈夫二老怪，有打有拉，有恨有愛，弄得二老怪欲打不敢，欲離不能。紫金英的命運最苦。只想嫁個“好到頭”，卻在結婚不到一年，丈夫就死了。她性格柔順、怯弱，飲淚忍聲地過日子。解放后，她雖然感受到了時代風云的變化，但又沒有勇氣站起來。對這類婦女，需要給予更大的關懷和幫助，只有修復了她心靈的深深創傷之后，她才能與廣大翻身婦女一起邁上寬廣的幸福之路。詩人如此真實地描寫出了人物性格和思想變化，確實顯示了他深刻的現實主義筆力。此外，這首長詩，在敘事、抒情、寫景的結合上，在詩歌民族化、大眾化上以及在消化、吸收民歌形式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在《漳河水》里，我們還看到，阮章競經過長期的創作實踐，已形成了自己的語言風格。在解放區的詩人中，同是以民歌起家而又都取得突出成就的有李季和阮章競，對比一下他們的語言，就可看出有明顯不同的風格。李季的語言樸實、自然、渾厚，而又有氣勢。象“千里的雷聲萬里閃，陜北紅了半邊天”的大瀾擊石、石破天驚式的語言，在《王貴與李香香》中，隨處可見。阮章競的語言，則在樸素中常常閃現著明麗，在舒卷自如中時有微瀾拍岸的鏗鏘，注重煉字、練句，精細而又透辟。之所以有此不同，首先與作者采用的不同民歌形式，表現不同的思想內容有關。李季長期生活在“一眼望不到邊”的三邊沙原，那里的民歌“順天游”，調子開朗、粗獷，氣勢較大，用它來描寫急風暴雨的階級斗爭是非常適宜的。太行山的民間小曲，就象蒼莽的太行山一樣，蔥郁清麗，就象不時掀動著微波漣漪的漳河水那樣，輕盈秀涓，用它來抒寫人民內部的思想斗爭，自然十分貼切。但僅僅看到這些還不夠，它還與詩人長期所受的藝術影響以及詩人的氣質有關。阮章競學過音樂、繪畫，他的音樂和繪畫的素養，在他的詩中得到較好的體現。1940年，他在“清漳河畔”寫的《牧羊兒》，就初步顯露出他這些方面的藝術素養。經過近十年的努力，他顯得更為成熟了。他喜歡古典詩詞，盡管在創作《漳河水》時并沒有自覺地去吸收這方面的營養，但古典詩詞的平仄聲韻，是對他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的。艾青在建國后，讀到《漳河水》覺得有宋詞風味，其原因也就在這里。同時，他還吸取了我國舊小說的表現手法和語言特點，即環境、背景往往結合人物的獨特感受來展示，做到情隨景遷，物隨意變，烘托渲染，盡得出神入化之妙。詩人自己也承認：寫《漳河水》動用了幾十年的“相當大的庫存”。阮章競非常善于處理、安排情節。他的詩情節曲折多變而又符合發展規律。這一點在《圈套》里就表現得很突出，到了《漳河水》運用得更為自如和嫻熟。這與他長期從事戲劇宣傳工作和在寫詩之前就已寫了許多劇本，有十分重要的關系。《漳河水》中的三個婦女，三種遭遇，在同一首詩里要把她們表現出來是相當困難的，詩人吸收了戲劇分場面的形式，或讓她們同時登臺訴說，或讓他們單獨上場傾述，都能做到不枝不蔓，緊湊自然。從以上幾個方面看，《漳河水》的創作成功，確實表明詩人經過漫長的跋涉之后，攀上了一個新的高峰。
三、迎著朝陽繼續前進
1949年夏，詩人離開了戰斗、生活十二年的太行山，不久參加了全國第一次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會議結束后，隨青年代表團到蘇聯、匈牙利訪問。訪問歸來，到中共華北局宣傳部文藝處任處長。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他又給自己提出了新的任務：詩歌創作應“歌頌向貧窮困難開戰的戰士，歌頌他們的業績;同時，也批判害怕困難、逃避艱苦的懦夫弱者”。 (《我和祖國同命運》)這個意思，他又用詩的形式作了形象的表達： “時代需要多少歌手，/來歌唱戈壁初開的鮮花。/時代需要多少畫筆，/來畫碧海清晨的朝霞。”的確，他是一位時代的歌手和畫家，唱出了、畫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業績。《虹霓集》，是他獻給新中國的一本詩選集。有反映土改運動和反霸斗爭的，也有歌頌解放初期革命和建設成就的;有熱情贊美新人新事的，也有辛辣諷刺一些丑惡現象的。組詩《山野的新歌》，反映了人民群眾在“清除垃圾”過程中的斗爭精神，展現了“掃清街道”后新的時代風貌： “老爺從后門偷跑了，/農民分回血汗財!……青光萬道鐮刀舉，/紅色子孫來討血債!” (《月亮兒爬上竹林來》) “破曉天風吹倒山，/一展紅旗，乾坤扭轉!” (《土地解放歌》)這些詩句，生動地渲染了在土改運動中，地主威風掃地，農民揚眉吐氣的沸騰場面。在組詩《祖國的早晨》里，詩人以更加興奮的心情和歡快淋漓的筆調，歌唱人民群眾改造山河的革命精神： “橫背起步槍，/掄起開山巨斧，/騎著江河，架起鋼梁，/叉住山谷，修筑水庫，/鑿開懸巖，炸穿峭壁，/移山倒海，鋪平道路，/要把鳥兒飛不過的窮山惡水，變成康莊大道暢行無阻。”(《勝利的三年》)除寫這些農村題材的詩歌外，詩人還根據他1949年秋天出國訪問的印象，寫了一些反映國際交往活動和異國風情的詩。《在時代的列車上》，是他1953年寫的一個話劇。戲劇情節是圍繞著某私營橡膠廠的資本家的行為以及工人對資本家的監督、教育和改造的斗爭來展開的。劇情寓意深長，啟迪資本家要與黨和人民同心同德，乘坐同一列車前進。劇中人物有血有肉，生活氣息濃厚。政策分寸，人物基調都把握得比較好。這是他建國后寫的唯一的一個劇本。1954年9月被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工作。1955年至1956年，他寫出了《金色的海螺》、《牛仔王》和《馬猴祖先的故事》三部長篇童話詩。我們看到作者試圖從不同角度，開拓他創作的新領域。在這三部作品中，《金色的海螺》，寫得最為成功。作者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將現實和理想處理得較為恰當，作品既充滿了浪漫主義氣息，又使人感到極為真實。少年和海螺姑娘的形象都刻畫得很生動，他們的高尚品質以及對美好理想追求的精神，喚起了人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熱情。 “我們還可以聞到從《漁夫和金魚的故事》(普希金)、《漁夫和巨人》(《天方夜譚》)、《寶石花》(巴若夫)、以及其他外國和中國美麗的童話中可以聞到的氣息。作者從豐富的民間文學寶庫中汲取了養料，創造了這一個動人心弦的美麗的詩篇。不論就思想性和藝術性來說，這首童話詩都已達到了成熟的境界。” (賀宜： 《就〈金色的海螺〉談談幾個童話的特殊問題》)從這些短詩和童話詩里，我們明顯地看到，詩人是在進行新的探索。他詩的題材比建國前更廣泛，語言更生動活潑，更有氣勢。詩中傾注著作者的激情，跳動著時代的脈搏。許多想象豐富、構思新穎的詩篇，讀后令人久久難忘。古典詩詞、民歌和外國優秀詩歌一些表現手法，詩人把它吸收、容納過來，加以熔鑄錘煉，不著痕跡。
1956年11月，詩人轉換了生活基地，由北京至包頭鋼鐵公司，擔任公司黨委委員。詩人在這里生活和創作了四個年頭。組詩《新塞外行》、 《烏蘭察布》、 《萬里東風古塞行》、《鋼都頌》、 《新黃河贊》和長詩《白云鄂博交響詩》等，是詩人獻給讀者的反映我國工業建設成就和內蒙古草原變化的詩作。在這些詩中，詩人力避直接抒情，常常運用大膽夸張和鮮明對比的手法，來狀物寫人。如，《風砂》，就是運用這種表現手法。塞上黃砂滾滾， “天，一片昏昏黃黃，/風，象黃河的濁浪”;就在這“天地，分不出來，顏色分不出來”的環境里，有無數工人在戰斗，他們要“把萬古荒涼和風砂”， “嚼爛在嘴里”，明天吐還一個潔白、干凈、美麗的“鋼鐵城市”!工人高亢的聲音，豪邁的感情，壓倒了風砂的狂威，真乃強者當陣，無堅不可摧，無敵不可克。再如，組詩《戰黃河》，第一首極力渲染黃河的險惡氣勢：
風呼呼，雨嘩嘩，/黑云層層頭上壓! /黃河咆哮如醉龍，/從萬丈高天亂滾下!
巖崩岸坍，/水急浪大，/漩渦張巨嘴，/醉龍舞爪露長牙!接著，在第二首里表現人民群眾治服黃河的精神：
斗黃河，炸黃河，/打穿河心埋炸藥，/要它變模樣，/叫它聽吆喝!
攔腰揪起黃河水，/拋上天，摔個碎，/重新安肝臟，/洗凈大腸胃。
乖乖扭轉頭，/向鋼城吐清水，/迎接塞上天，/黃云變玫瑰!豐富的想象，鮮明的對比，浪漫主義的夸張，是詩人從強烈的時代感情里迸發出的火花，因此夸張對象的形態、神魂，都使人感到非常逼真。
這一時期，詩人在語言凝煉方面是下了艱苦的功夫的，不管長詩、短詩，他都要求自己用生動的形象去感染讀者。他說： “我在寫作時，要能見到被寫的人們，聽到他們的聲音語氣、動作神情、悲歡喜怒，看見山林天云，也聽見泉鳴風響，浪嘯濤聲。”又說： “我的經驗，寫詩要把墨池當爐火，在爐火里，首先要煉意，再要煉字，再要煉句，……煉出一個能表達情懷的意境。”(《漫憶咿呀學語時》)象“晨霜重，風如箭，/牧人袖手不揚鞭。/地闊天空駱駝瘦，/銅鈴搖不響，/嘴鼻噴青煙”這樣形象、精粹的詩句，如不經過反復推敲、錘煉是寫不出來的。明顯地看出，詩人的語言在清新明麗之中又溶進了雄渾豪放的氣質。語言的變化，反映了詩人風格的變化，即如茅盾所說： “如果說《漳河水》的語言幾乎全是經過加工的人民語言，那末《新塞外行》等詩又表示詩人也在熔煉、利用古典詩詞的句法和詞匯，企圖創造更富于形象美和音樂美的適合于表現我們時代的豐富多彩生活的民族形式的新詩風。應當肯定，詩人在這上頭已經取得了初步的然而是不小的成就。”(《爭取社會主義文學的更大繁榮》)他自己也曾說： “民歌體也不是寫什么都是合適的。從我的實踐看，寫現代工業，寫政治詩，我不得不另辟蹊徑，探索古典詩與民歌結合的道路，往新詩民族化的方面做番嘗試。” (《慢憶咿呀學語時》)
1961年4月，詩人訪問了墨西哥和古巴，先后創作了二十多首短詩，收入在《四月的哈瓦那》詩集中。同年底至次年春，詩人又訪問了井崗山、瑞金、興國等老革命根據地，作組詩《沿著歷史的長河行》。那些描寫江南自然風光、晶瑩剔透的抒情詩，使人讀后如飲醇酒，甘甜爽口，沁人心脾。如《云龍橋》：“晚霞落江江底紅，/云龍橋似跨江虹，/小鷹飛過楊柳岸，/少先隊歌飄上虹。/錦江水，滿江紅，/江水嚷嚷過橋孔，/擠開崇山穿過峽，/贛江染紅海染紅!”祖國一派興旺生機，人樂、山笑、水唱的歡快景象躍然紙上。阮章競是人民的詩人，他同祖國同命運，跟著時代前進，從不吝嗇力氣。1962年春從南方老革命根據地訪問歸來后，為創作早在寫《漳河水》前后就開始構思的長篇小說《群山》，就立即去當年曾經戰斗過的太行山作實地考察。這部長篇小說共分三卷，擬從抗日戰爭寫到解放戰爭，1964年到1966年初寫出了《群山》第一、二卷的提綱，不久，因“文化大革命”開始，便匆匆地停下了筆。 “文化大革命”期間，風云變幻莫測，詩人萍蹤不定，由北京至石家莊，又由石家莊到海河流域。漫長的十年，創作幾乎留下了空白，偷空僅僅寫出的一部傳紀文學《童年》，當時也沒有地方可以發表。
粉碎“四人幫”以后，阮章競被選為全國第五屆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北京市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北京市民間文學研究會主席。在工作繁忙的同時，他不顧年邁多病，重新收拾起《群山》。他表示： “我愿象煤一樣，能將自己余生之熱，完全獻給這個百花齊放的春天。”(《漳河水·再版后記》)為使寫作有真情實感，1979年7月，他肩挎畫夾，手拄拐杖，沿著我軍抗日出征和劉鄧大軍前進的路線，在黃河北岸，進行調查訪問三個月之久，行程達一千余里。此間，他訪問了幾十名當年的老戰士、老鄉親，為寫作《群山》搜集了大量的生動的寫作素材，并創作了《春在奔行》、 《夏日山村》、 《溯河千里行》等幾十首詩和幾十幅畫。1980年5月至1981年6月，先后在太原、北京寫作。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除寫出了《群山》第一卷的初稿外，又寫了幾十首短詩。1981年7月，第二次出征，他沿著劉鄧大軍過黃河挺進大別山的路線，自鄭州花園口出發，經河南省的開封、周口、息縣、光山、商城，從商城上大別山，進入安徽省境內。11月初，自安徽省返北京，他每到一地都寫詩作畫，有名的組詩《大軍之路》，便是在訪問途中寫成的。1983年秋天，去新疆參加詩歌討論會。為了寫作反映新疆建設成就和邊疆人民生活的詩篇，于會議結束之后，他從北疆到南疆，從伊犁到和田，在兩個月里，兩上昆侖，四越天山，訪問了邊防哨所、學校、機關、氈房。 “太行山上一老兵”，心中燃燒著火一般的激情，他不停地走，不停地寫，從新疆采回了《牧場歡舞》、 《兩個阿依古麗》、《天山雪溪》、《昆侖》、 《塔克拉瑪干》等幾十首詩。這些詩都傾注著老詩人長途跋涉的心血和汗水，詩篇以真實的感情、樸素清新的意境，喚起了讀者對祖國邊疆的熱愛和向往。
粉碎“四人幫”后的七八年間，阮章競在社會主義文藝園地里，奮力筆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卷帙浩繁的長篇小說《群山》，第一卷已經定稿，第二卷已經寫出了初稿，他目前正在焚膏繼晷地寫作第三卷。與此同時，他還將近幾年寫作的百余首詩歌修改、整理完畢，擬出版一本詩選集，詩集名暫定為《春在奔行》。春天是美好的，詩人表示，他要以長途賽跑優勝者那樣的毅力，迎著春風奔行不止。
注釋
附錄一 阮章競主要作品集
《未熟的莊稼》(話劇,署名洪荒),華北新華書店1943年6月初版。
《糠菜夫妻》(話劇,署名洪荒),華北新華書店1943年12月初版。
《比賽》(歌劇,署名洪荒),華北新華書店1944年初版;韜奮書店1945年再版。
《圈套》(長篇敘事詩),初收《天水嶺群眾翻身記》,華北新華書店1947年5月版,太行群眾書店1947年9月出單行本。
《送別》(詩),初收《人民翻身頌》,華北新華書店1947年版,
《盼喜報》(詩),初收晉冀魯豫邊區文藝創作小叢書之十一《彈唱小王五》,華北新華書店1947年6月版。
《赤葉河》(大型歌劇),太行群眾書店1948年2月初版;新華書店1949年5月再版。
《圈套》(詩集),北京新華書店1949年5月初版。
《漳河水》(詩集),北京新華書店1950年9月初版。
《在時代的列車上》(話劇),作家出版社1955年3月初版。
《金色的海螺》(童話詩),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56年2月初版。
《牛仔王》(童話詩),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58年7月初版。
《虹霓集》(短詩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10月初版。
《青春的光輝》(散文集) (吳強、阮章競等著),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年10月初版。
《迎春橘頌》(詩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9月初版。
《勘探者之歌》(詩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8月初版。
《四月的哈瓦那》(詩集),作家出版社1964年2月初版。
《白云鄂博交響詩》(長篇敘事詩),作家出版社1964年7月初版。
附錄二 阮章競研究資料要目
山東師院中文系《阮章競小傳》,《中國現代作家小傳》,大眾日報印刷廠1961年版。
阮章競《小傳》,《中國現代作家傳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劉增杰、趙明、王文金《阮章競生平與文學活動年表》, 《阮章競研究資料》(待出)。
阮章競《漫憶咿呀學語時》,1982年《文藝研究》第2期。
阮章競《我和祖國同命運》,《文學報》1984年5月10日。
阮章競《我怎樣學習寫作》,《文匯報》1951年11月26、27、28日。
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
王瑤《人民翻身的歌唱》,上海文藝出版社1954年3月版《中國新文學史稿》。
丁力《談阮章競的敘事詩》,1959年《詩刊》2月號。
《茅盾評阮章競的詩》(題目系筆者所加),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爭取社會主義文學的更大繁榮》。
“阮章競”編寫組《阮章競的詩歌的思想性和藝術性》,1960年《山東師范學院學報》第1期。
孫紹振《阮章競的藝術道路》,1979年《福建師大學報》第4期。
蒙樹宏《對〈圈套〉的分析》,《光明日報》1951年3月10日。
趙樹理《藝術與農村》(評《圈套》——筆者注),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1949年版《農村新文藝運動的開展》。
張奇《“漳河水”》,1953年《文學書刊介紹》第1期。
聞山《讀〈漳河水〉》。1954年《文藝報》6月號。
卜林扉《談〈漳河水〉》,1959年《文學知識》第8期。
河北大學中文系文學研究室《〈漳河水〉的語言藝術》,《天津日報》1961年8月19日。
謝冕《解放了的漳河永歡笑——談談〈漳河水〉》,1977年《北京文藝》第9期。
黃仲文《漫話〈漳河水》》,1980年《暨南大學學報》第1期。
唐弢、嚴家炎《〈王貴與李香香〉和〈漳河水〉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中國現代文學史》。
張芳彥《匠心獨運——談談〈漳河水〉的藝術構思》,《武漢師院咸寧分院學報》1982年第1期。
劉守華《論阮章競的〈漳河水〉》, 1982年《華中師院學報》第3期。
周申明《論〈漳河水》的歷史地位》,1982年《百泉》第3期。
郭一峰《試談話劇〈在時代的列車上〉》,《北京日報》1954年7月22日。
趙鼎新《祝賀〈在時代的列車上〉的公演》,《北京日報》1954年7月22日。
周文《在時代的列車上》,《新民報晚刊》1954年9月7日。
張駿生《話劇〈在時代的列車上〉 》,《文匯報》1954年9月11日。
王亦放《話劇〈在時代的列車上〉》,《大公報》1954年9月23日。
陳永安《歌頌純樸、勇敢——評阮章競的〈金色的海螺〉》,《新民報晚刊》1955年12月28日。
賀宜《就〈金色的海螺〉談談幾個童話的特殊問題》,1956年《文藝學習》6月號。
沙鷗《美麗的詩,生動的人物》,1956年《輔導員》第8期。
曾峰《談〈金色的海螺〉的思想意義》,《光明日報》1956年12月27日。
渤海生《寫群英,繪新圖——談阮章競同志的組詩〈戰黃河〉》,1959年《草原》第4期。
杉木《包鋼建設者的頌歌》,1959年《語言文學》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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