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人物簡歷簡介,臧克家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中國現代著名詩人臧克家，號孝荃，1905年10月8日出生于山東省諸城縣臧家莊一個堂號為“凝翠軒”的封建地主家庭里。曾用名臧承志，字士先，借用名臧瑗望，筆名少全、何嘉。他從1929年開始發表新詩，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沒有停止過熱情的歌唱。他創作的近三十本詩集，不但標記著詩人辛勤的勞績、藝術的得失、多方面的開拓和向人民、向革命逐步靠攏的生活與創作道路，而且是研究中國新詩發展軌跡的重要依據。

汲取多方面的營養茁壯成長

臧克家的童年、少年，是在一個充滿著詩的氣氛的環境里度過的。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古典詩詞的愛好者。祖父朗聲吟誦《長恨歌》的澎湃詩情，父親與族叔結成詩社與鄰村詩人賽詩的盛況，一直激蕩著詩人年輕的心。九歲入私塾后，他熟讀并背誦了大量的古文和詩詞，其中不少名篇佳句，象《滕王閣序》、《陋室銘》等，至今還能默誦如流。他的庶祖母很善于講故事。孫悟空和二郎神斗法、牛郎和織女七夕相會等傳說，早就深深地印在詩人的腦海里。他家的佃戶“六機匠”更是“出眾的故事圣手”，他善于拋梭織布，更善于把一串串奇異美麗的傳說故事編織進孩子們心中。筆名“一石”的族叔臧瑗望，自號“雙清居士”的四叔臧武平都是臧克家走上詩壇之前的領路人。他們對詩歌狂熱的熱愛和獨特的理解，都催動著臧克家心中詩的根苗的成長。膠東半島上的諸城，背依著蒼翠的馬耳山和常山，清水白沙的濰河靜靜地流淌，廣袤的田野上還是一派古樸的田園風光。這里的春晨秋夕，這里的田園情調，一直是臧克家許多詩篇的背景和底色，無論是遙遠的巴蜀還是繁華的上海，都不曾稀釋他這一派濃濃的鄉思。諸城，又是土地極為集中、剝削也十分嚴酷的地方。富戶田連阡陌，宅院成片，谷倉里長出的大樹，粗大得可以解作船板;農民辛勞一年，自己落得“三條腸子空著二條半”， “窮得上吊找不到一條繩子”!詩人后來說： “童年的一段鄉村生活，使我認識了人間的窮愁，疾苦和貧富的懸殊。同時，純樸、嚴肅、刻苦、良善……我的脈管里注入了農民的血。” (《我的詩生活》)。對北方農村生活的深切的感受，對剝削者壓迫者的強烈憎惡，對貧苦農民的真摯同情，奠定了他后來成為“農民詩人”、 “泥土詩人”的堅實基礎。

1919年，十四歲的臧克家考進了諸城縣第一高等小學。這正是“五四”的怒潮席卷全國，一個古老的民族開始從幾千年的沉睡中覺醒過來的時代。北大的學生到諸城來宣傳反帝愛國的道理，第一高小的學生們也組織起來，參加街頭演說，聲淚俱下。這給剛從私塾的“子曰”“詩云”中走出來的少年臧克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年以后，他考入濟南山東省立第一師范，與李廣田、鄧廣銘、李長之等同學。在這所由主張“新舊共蓄，兼容并包”的王祝晨任校長的學校里，他開始廣泛地接受“五四”新文藝的影響。1925年，山東督軍張宗昌嚴令大中小學“讀經”，起用清末狀元王壽朋出任省教育廳廳長，一時教育界烏煙瘴氣。臧克家苦悶之余，寫成通訊，以筆名“少全”投寄《語絲》，周作人加以標題《別十與天罡》刊載于第四十五期。此后，政治更加黑暗，恐怖籠罩濟南，張宗昌的警備司令部曾向一師指名拘捕劉照巽、孫兆彭、馬守愚等進步學生。還聲言要派兵搜查學校，查禁進步書刊，一時空氣十分緊張。1926年秋，臧克家基于對黑暗現狀的不滿和對光明的向往，秘約族叔臧功郊、同學曹星海經青島乘海輪去武漢。他后來在長詩《自己的寫照》中曾這樣描寫過當時的心情： “十月的天空排滿了雁行，/向著溫暖它們駕起了翅膀，/冷籠插不住心的候鳥，/排成人字，我們要撲向南方的太陽。/……大江從天上擺來了腰身，/逆著它的銀鱗我們上溯，/一萬聲自由的波濤叫著我，/叫我到武漢三鎮——光明的結穴處。”

1927年初，臧克家考入設在武昌兩湖書院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蔣介石，黨代表汪精衛，教育長張治中，教官有惲代英、李達、李季、施存統、周佛海等。那正是國共合作時期，鄧演達，蘇兆征、惲代英、郭沫若等人不時到校講演。在這里，臧克家初步接觸到共產黨的組織和活動，受到北伐時期高漲的革命形勢的教育和鼓舞，也受到嚴格的軍事生活的訓練。4月，蔣介石發動政變，國共合作破裂，武漢成為左派革命力量中心。5月，夏斗寅、楊森叛變革命，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員奉命與學兵團合編為中央獨立師，在師長楊樹松指揮下到紙坊、汀泗橋等地平叛，臧克家任副班長。7月，武漢也被右派控制。中央獨立師平叛歸來無立足處，被騙駐九江。船一靠岸，即被張發奎部繳械，形勢頓告危急。在同學曹星海、臧功郊、劉增等的幫助下，臧克家僥幸脫險，與共產黨員劉鳴鸞化裝出走，經上海回到山東。

“四·一二”的白色恐怖，迅速蔓延全國。1928年6月，新婚兩月的臧克家突遭諸城縣黨部追捕，幸得奶媽報警，才得越墻出走。先跑到沈陽，又輾轉流亡到依蘭，化名臧承志，字士先，在依蘭地方法院充當“錄事”，以月薪七元謀生： “脫下清晨披起黃昏，/一個影子隨我的身，/對外人說是自己這里有家，/到了家自己卻成了外人!” (《自己的寫照》)中秋時節，依蘭的雪花已經飄落，浪跡天涯的詩人還沒有棉衣。祖父幫助他從東北急赴上海，會見了等候在那里的妻子王慧蘭。1929年春，才相偕輾轉回到濟南。

這一段崢嶸歲月，在臧克家的思想和創作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痕。大革命時代壯潮的激蕩，工農民眾政治熱情的感染，開拓了眼界和胸懷，在他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種子。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一年多顛沛流離的亡命生涯，也使他勇于正視現實，既對社會的黑暗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也促進了與被壓迫的人民群眾在思想感情上的共鳴。他說： “七年的蟄伏磨去我的鋒棱，/心上常響著二月的雷鳴，/一千句謊言蓋不住一個事實，/黑暗磨亮了我的眼睛” (《自己的寫照》)。從這樣風云變幻的時代中走過來，也使他脆弱的身心受到了一次相當嚴峻的考驗，他一面堅信“暗夜的長翼底下，/伏著一個光亮的晨曦” (《不久有那么一天》)，一面又悲憤地自嘲： “……你自己也不知道要去的地方，/不要記住你還有力量，/更不要提起你心里的那個方向” (《象粒砂》)。這種矛盾痛苦的心情和長期以來不安定的生活，使他還在青春年華就備嘗長夜無眠的痛苦。這一切，綜合地影響著他的創作，從選材的角度到抒情的方式，從感情基調到創作風貌，都烙印著這一段生活而顯示出獨特的個性。

1929年9月，臧克家借用族叔臧瑗望的中國大學預科畢業文憑考入國立青島大學補習班，年底因神經衰弱復發休學，臥病半年。1930年夏，以數學零分，國文98分的成績正式考入國立青島大學(兩年后改為國立山東大學)，先入英文系，后得中文系主任聞一多賞識，轉入中文系，一直到1934年畢業。

帶著古老的山東農村的濃郁泥土氣息，經歷了北伐前后大革命時代風雨的吹打，臧克家走進寧靜幽美、充溢著學術文藝氣息的青島大學后，在“五四”新文藝的春雨滋潤下，詩的根苗迅速地萌發成長起來。早在濟南一師讀書期間，他就相當廣泛地接觸了魯迅、郭沫若、冰心、田漢、馮至、穆木天、汪靜之等新文學作家的作品，不但培養了對文學的嗜好，也啟發了關心現實、同情人民、向往光明、追求進步的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覺悟。他曾摹仿冰心的筆調，在作文《游大明湖》中寫道： “縱然使我有萬斛愁腸，也容不下這許多凄涼。”老師在卷末批道： “清秀如冰心女士，悱惻似郁達夫。”在諸位新文學作家中，臧克家最崇拜的莫過于郭沫若。《女神》那種狂飆突進的激情和對反抗、自由、創造的呼喚， 《瓶》那種清麗幽婉的風韻和低回憂傷的情思，都曾深深地激蕩起青年臧克家心海中的波瀾。他摹仿郭沫若寫成的厚厚的詩稿，后來雖然都燒掉了，但《女神》中對光明和真理的渴望，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關注，卻一直燃燒在他的詩行中。考入青島大學后，他接觸了王統照、趙太侔、沈從文、游國恩、蕭滌非等作家學者，受到聞一多先生悉心的指教，為后來的詩創作打下了較為堅實的功底。他欽佩聞先生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熱愛祖國憎恨黑暗和丑惡的思想感情，也十分贊同聞一多關于建立新詩格律的主張，反復地琢磨，掂量著每一句詩每一個字的分量，品評著詩的想象、比喻、象征的韻味。他的早期詩作，從遣詞造句到章節安排，從色彩、韻律到全詩的風味，都帶著《死水》的明顯的影響。他說過： “這時期，我接觸到的是新月派的詩和詩人，自然也受到了影響。我本來就喜歡古典詩歌和民歌，喜歡格律化的作品，象聞先生所要求的，‘繪畫美、音樂美、建筑美’的詩篇，所以一接觸到聞先生和徐志摩先生的詩，就似曾相識，一見如故了。但是，這主要在表現藝術方面，我的思想，我的經歷是完全不同的。” (《悲憤滿懷苦吟詩》)

聞一多認為臧克家對生活、對藝術的嚴肅和執著，是和文學史上著名的苦吟詩人孟郊頗相類似的，“除了時代背景所產生的必然的差別不算，我拿孟郊來比克家，再適合不過了。”(《〈烙印〉序》)。臧克家不是下筆千言、依馬可待的才子。他的詩，多半是字斟句酌、反復推敲的心血的結晶。在青島大學讀書期間，是他如醉如狂地學寫新詩的時期，也是他刻苦、嚴肅、認真、執著的藝術追求精神發射出最動人光彩的時期。他追述過那時對詩的看法： “我拚命的寫詩、追詩，我的生命就是詩。我真象東坡眼中的孟郊一樣，成了天地間的一個‘詩囚’了。”“一切皆朽。惟真理與事業永存。詩就是我以生命全力去傾注的唯一事業!”他生動地描寫過晝夜苦吟、用生命去寫詩的情景： “白天寫，夜里寫，睡覺之先，床頭上預備好鉛筆和紙片子，另外，一支小洋蠟，一盒火柴。為了某首詩中的一句欠妥，某句之中的一字未安，不論是在未成眠時，不論是在朦朧之中，只要一觸及或者有新得時，不分冬夏，就立刻翻起身子來燃燭摸筆，不要讓詩跑了!”(《我的詩生活》)這種對藝術的認真追求和苦心探索，是臧克家剛走上詩壇就以沉著堅實的步履贏得普遍的贊譽的關鍵之一。很顯然，這種對藝術的態度中，揉和著北方農民所特有的精神氣質，和他“沉著而有鋒棱”的生活態度配合默契，為他創作出獨具光彩的早期抒情詩，為他在1933年的詩壇上成功地崛起，做好了一切必要的準備。

要做高歌正義的“天雞”

臧克家漫長的詩歌創作道路的起點何在?現行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和研究文章中是其說不一的。有的定為1933年《烙印》的出版，有的籠統地說是在1930年考入青島大學以后從聞一多先生學寫新詩，有的具體指出是在1932年開始發表創作，……甚至連詩人自己也誤記為是1932年開始公開發表新詩的。前不久，我們從劫余殘存的青島舊報中發現了部分臧克家早期集外佚作，最早的是1929年8月16日作于青島大學，同年12月1日發表于青島《民國日報》副刊《恒河》第19期的新詩《靜默在晚林中》。這就為確定臧詩創作的起點，提供了一點新的線索。同時，這些佚文佚詩，還啟示我們進一步思考臧克家早期抒情詩與“新月詩派”的異同。

1929年，正是臧克家經歷了1927年大革命的洗禮和大屠殺的恐怖，帶著心靈上重重的創傷和憂憤，剛踏上海天一碧，風光旖旎的青島的時候。自然風光的秀麗清雋和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恰好成為鮮明強烈的對照。而思想感情一時又找不到更為愜當的寄托和歸宿，年輕的詩人便很容易走上皈依自然、禮贊自然的道路。面對錦繡般的晚霞和激蕩不已的大海波濤，詩人飽經離亂的身心，似乎得到了短暫的撫慰。他合上了惶惑于風云變幻、驚恐于刀光火色的眼睛，從“云影山光”中看到一座幻美的藝術之宮，不禁“陶醉在自然美好的懷抱中”，“默默的贊頌著人生至境”(《靜默在晚林中》)。寄托在其中的厭棄和向往，使他同“新月派”中堅人物徐志摩，有了某些相通的情愫。他曾這樣描寫過那時心目中的“詩哲”： “讀了《死水》，我又把徐志摩先生《翡冷翠的一夜》、《志摩的詩》、《猛虎集》、《云游》全借來讀了。一經入目，便一往情深了。我喜歡他的瀟灑。象一位象牙塔里的詩仙，穿一件紡綢長衫，在海濱夏日的陰涼下，天風吹得綢衫和人一起飄飄然欲凌空飛去。” (《悲憤滿懷苦吟詩》)

如果說臧克家早期詩作中曾經淡淡地徘徊過徐志摩的影子，那么，更多更明顯地烙印著的便是聞一多的詩風。在聞一多主持青島大學中文系的兩年里，臧克家不僅是聞先生講壇下最熱心的學生，聽聞先生講唐詩，講《死水》，講拜倫、雪萊與華茲華斯，講英語詩特殊的結構和韻律，而且是“一多樓”上聞先生書房里最常見的客人，籠罩在從聞先生大煙斗里升起的裊裊白煙中，主客相對經常談詩到深夜。他那時能不加思索地背出《死水》中的任何一首，也常常因為最心愛的某句某字恰好也得到聞先生的贊許而咚咚地心跳半夜不能入睡。他的不少詩稿，都是經聞先生介紹而在當時門檻頗高的《新月》月刊上發表的。臧克家十分心折于聞一多關于“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筑的美”的主張，在早期詩作中刻意摹仿聞詩的手法和意境。例如《戰場夜》，它用一幅幅色調鮮明的畫面來寫意抒情，詩人并不直接表示自己的愛憎，這使人想起聞一多的名篇《荒村》;它寫橫臥戰場的尸體是“他們或許鬧得太累，/眼皮上壓著沉重的瞌睡，/白露描在眉尖，/眼縫里有個未了的心愿”，使人想起聞一多寫給亡女的《也許——葬歌》，那里面也在貌似平靜地哭訴著“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不許陽光撥你的眼簾，/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它用色彩鮮明的詞藻描寫丑陋腐惡的事物借以宣泄胸中郁積的憤懣——“鴟鸮給他們唱歌，/惡狗在身旁叫哭，/鬼火照著幽靈跳舞，/青蛇到處嚴密地巡邏”，更使人想起《死水》中的名句：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再讓油膩積一層羅綺，/霉菌給他蒸出些云霞，”……自然，其間有功力的不同，境界的差異，但命意遣詞的基本路數，顯然是有共同之處的。

臧克家崇拜聞一多對藝術的執著追求，欣賞過徐志摩瀟灑飄逸的才氣，與陳夢家并列為聞一多詩門之前的“二家”，但“夢家的詩在天上，我的心在泥土里。”(《我的先生聞一多》)臧克家更多地關注著輾轉掙扎在泥土上的勞動人民的悲苦，以深切的同情描寫著黑暗角落里的零零星星、點點滴滴。正是這種同農村，同勞動人民血肉聯系的感情，使他迅速地告別了“新月詩派”，毅然停止了對虛幻的“藝術之宮”的禮拜和向往，而以其獨特的《烙印》式的堅實、凝重的歌唱，為中國新詩開拓出一個新的境界，也使他成為崛起于三十年代初期的著名新詩人。

1933年7月，剛讀大學三年級的臧克家，在詩壇前輩聞一多、王統照指導、贊助下，自印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烙印》。《烙印》是臧克家生活和藝術的結晶，也凝結著進步文藝界共同的心血和汗水。詩集的印刷費由聞一多、王統照、王笑房各出二十元湊足，卞之琳、李廣田在北平為之設計封面，聯系印刷，王瑩義務校對，王統照出面作發行人。《烙印》出版后，茅盾，老舍等紛紛在當時影響甚大的《文學》月刊上著文評介，韓侍桁稱臧克家為“一九三三年文壇上的新人”。詩集出版一兩年內， 《文學》、《益世報》、《眾志月刊》、《文藝月刊》、《申報·自由談》、《中和報》、《晨報》、《現代》等報刊均刊載評論文字，京、滬、津、寧等大城市均有人著文評介，一時影響很大，甚至有稱為“臧克家體”或“《烙印》體”者。1935年，朱自清曾在《新詩的進步》中指出：中國新文學“初期新詩人大約對于勞苦的人實生活知道的太少，只憑著信仰的理論或主義發揮，所以不免是概念的，空架子，沒力量。近年來鄉村運動興起，鄉村的生活實相漸漸被人注意，這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農村為題材的詩。臧克家先生可為代表”。自印版《烙印》由聞一多作序，收入《生活》、 《烙印》、 《失眠》、 《變》、 《老馬》、 《老哥哥》、 《炭鬼》、《神女》、《當爐女》、《歇午工》等抒情短詩二十二首。1934年3月，《烙印》由開明書店出版，加入《到都市去》等四首和《再版后志》一篇。

1934年7月，臧克家畢業于國立山東大學中文系。8月，應邀到座落在古運河畔的山東省立第十一中學(后改為山東省立臨清中學)擔任語文教師，和一群酷愛文藝的孩子結成了忘年的詩友。朝霧未開的春晨，他們踏著河邊的白沙，走進花枝有情低拂人面的梨行，聽著槳聲欸乃，尋訪歷史的故跡，探測明天時代的風向。紅霞滿天的秋夕，他們漫步在廣袤的魯西平原，從雪海銀浪的千里棉田中捕捉詩意，把北國的金秋景色和農民的悲歡細細寫進詩行。白天，他給孩子們上課講詩，晚間，孩子們擁到他身邊寫詩改詩，熾熱的詩情熔化了年齡的隔閡、師生的界限，甚至風狂雨急的深夜也不能中止這詩的空氣。他后來滿懷深情地說： “這是詩的搖籃，愛的田野， 理想的天國，我的生命在這里扎根，感情的蔓子爬到了孩子們的心上，我住的那間土屋上，古老的城頭上，夕照下的流水上……。我的每一篇詩，他們是最先的讀者，那首好，那首壞，那個句子好，那個字下得欠火候，他們說的恰合我的心，……他們有些人摩仿我，甚至偷竊我，而我也是。他們有許多句子，被我改造過、精煉過，嵌到了自己的詩篇中了。有的整個搬過來，給它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我同這樣群子互相學習著，我是他們的老師，他們也是我的先生。……‘臨清時期’在我生命史上是‘黃金時代’，在我詩創作的程途中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階段”(《我的詩生活》)。三年里，他寫下了自傳體長詩《自己的寫照》，寫下了收入詩集《罪惡的黑手》、《運河》、散文集《亂莠集》中的大量詩文。每值暑假，則常到青島消暑，并且與文朋詩友相會，切磋琢磨，互相啟發。1935年夏，便與王統照、老舍、洪深、趙少侯、吳伯簫、孟超、杜宇、劉西蒙、王余杞、李同愈、王亞平等共同創辦了周刊《避暑錄話》，發表了不少短小雋永的詩歌、散文、雜文、戲劇、評論以及譯文譯詩，給青島文壇注進一派生機，一時影響很大。臧克家為該刊題寫了刊名，還發表了《要活》、 《說大蒜》等詩文。隨著作品的豐富，在文藝界的交往、活動也頻繁起來。1936年6月，接到王統照介紹加入“中國文藝家協會”的函件，當即具名參加;又先后以《罪惡的黑手》、 《自己的寫照》等詩作寄贈魯迅先生;1936年10月，得魯迅先生病逝的噩耗，悲痛中寫了悼詩《喇叭的喉嚨》，發表在《作家》月刊上。

《烙印》、《罪惡的黑手》和《運河》，集中反映了臧克家早期抒情詩的成就和特色，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正視現實， “不受生活的賄賂去為它低頭”，一顆平凡的心， “永遠在泥土里開花”(《自白》)，是臧克家對生活的觀點，也是他早期抒情詩最顯著的特點。

在《老馬》、《老哥哥》、《罪惡的黑手》等篇什中，詩人滿懷悲憤勾畫出了北中國從市鎮到農村一派動亂、破敗、困窮、陰暗的現實，哭訴了下層群眾悲苦不幸的遭遇，把勤勞質樸、忍辱負重的勞動者的悲劇形象生動地再現于詩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老馬》只有八句：

總得叫大車裝個夠，/它橫豎不說一句話， /背上的壓力往肉里扣，/它把頭沉重地垂下!/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淚只往心里咽，/眼里飄來一道鞭影，/它抬起頭望望前面。

這是對舊中國億萬農民在封建勢力重壓下含辛茹苦、屈辱深重、前途渺茫的悲慘境遇的高度藝術概括。《老哥哥》通過一個老長工和地主少爺的對話，扣人心弦地寫出被地主榨干了血汗之后的老年農民的凄慘結局。 “老哥哥”給地主做了一輩子牛馬，為侍奉老少三代主子付出了畢生的精力和血汗，而今“年老無用了”，竟被狠心的地主攆出家門。悲慘的命運，象天羅地網一樣籠罩著世世代代的農民，無論是正在拉車的“老哥哥”還是已經衰老不能拉車的“老馬”，都已經被過多過重的折磨和苦難淹沒了思想，鏟除了希望，甚至連訴說冤苦的愿望都已經完全冷卻凝固，只是默默地忍受著這一切!這種生動的描寫、深刻的理解和顫動在詩行中足以灼痛讀者的深厚感情，使臧克家成為當時極為少見的“農民詩人”，清楚地標志著他已經在真理和正義的吸引下，開始了對自己出身的階級的背叛，自覺地向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群眾靠攏。

《罪惡的黑手》是一首揭露帝國主義宗教侵略的偽善本質、呼喚被壓榨被愚弄的工人群眾來一個偉大的反叛的響亮戰歌。利用宗教對我國人民進行奴役，是近百年來帝國主義侵華的重要手段之一。作者以清醒的民族意識，選取了這一富有重大現實意義的題材，在新詩領域里第一次從正面尖銳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宗教侵略的罪惡本質： “忍辱原是至高的美德，/連心上也不許存一絲反抗!”詩篇贊揚了工人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量，堅信受苦受難的奴隸將來一定能翻身解放，做新世界的主人。

臧克家的早期抒情詩，還以飽蘸深情的筆觸，描寫了有家難歸、無處居留的難民(《難民》);強作歡顏，內心凄苦的妓女(《神女》);在“鬼都望著害怕的黑井筒”里干活，“把死后的撫恤和妻子的生活連在一起看”的挖煤工(《炭鬼》);身子賣給主人、經年以淚洗面的丫頭(《小婢女》)……這些在苦海中掙扎的“不幸的一群”，他們辛勞的身影，卑微的心愿，從不同側面逼真地顯示了舊中國勞動群眾的悲慘命運，鳴奏出一曲令人心碎的下層社會的悲歌。臧克家詩歌的現實主義，便是由于深深地扎根于勞動群眾生活的底層而獲得了思想的力量、藝術的光彩和讀者的信任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還努力發掘潛藏在勞動者身上的勇毅不屈的品格。《當爐女》中的女主人公在失去丈夫以后，雖然生活拮據，孤苦無依，卻毅然接過丈夫留下的唯一的家產——風箱， “果敢地咬住牙根：/‘什么都由我承當!’”這種頑強的生活意志，這種不悲觀、不絕望、不屈服的堅韌性格，正反映了勞動婦女不屈不移的品格和精神力量，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我們偉大民族的靈魂。這類形象的塑造，使臧克家的詩歌更加顯示出現實主義的美和藝術力量。

臧克家早期抒情詩中，還有以“我”為抒情主人公，以直接抒寫作者內心世界的波瀾來映射時代、社會風云的另一類型。大革命失敗之后籠罩全國的政治低氣壓，浪跡千里埋名隱姓的流亡生活，都在他心里刻下了難以磨滅的創痛，使之更為清醒地感受到社會的黑暗和生活的冷酷。青島大學那種遠離了斗爭的急風暴雨，日日與天風海濤為伍的生活環境，也便于痛定思痛，以哲理思辨的形式傾吐自己對人生的傷感和憤懣。從《象砂粒》中孤獨無依、無法在風暴中主宰自己的命運的苦惱，到《萬國公墓》中只有化為鬼魂埋首叢冢才能了卻人間恩仇的近于虛幻的情懷，都深刻地留下了風云變幻的時代的足跡。遠離了革命，看不清方向，心上浸透了羞愧和苦惱，他甚至把自己比成“一條吃巴豆的蟲”，歲歲年年“嚼著苦汁營生”，“把個心提在半空，/連呼吸都覺得沉重”(《烙印》)。黑暗和死寂統治著左右上下，只有“血淋淋的我那顆心，/在黑影的濃處發亮”(《失眠》)。這些詩，誠如作者自己后來所指出的，反映了情感上“失望消沉的一面”(《〈烙印〉新序》)，字里行間洋溢著一種壓抑、窒息的氣息，幾乎使人艱于呼吸視聽;但作為時代的產物，作為一個追求進步向往真理的青年，在歷史突然發生逆轉的年代里消沉的思想和激憤的情緒的真實記錄，它的認識作用和歷史價值，卻是那些有著生硬的“光明的尾巴”的作品所不能替代的。同時，詩人又畢竟從幼年起脈管里就注入過農民的血液，后來又虔誠地接受過大革命的洗禮，在歷經憂患之后，希望和理想的光芒是暗淡了一些，但并未熄滅，對未來的信念不免有些空泛，卻不是毫無根基自欺欺人的空喊。因此，他的生活觀，每每帶著異常鮮明的個性色彩： “這可不是混著好玩，/這是生活，/一萬支暗箭埋伏在你周邊，/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檢點，”這樣，你活著帶一點倔強，/盡多苦澀，/苦澀中有你獨到的真味”(《生活》)。 “要活，/就挺起腰來認真的活，/不能學死水里的游魚，/不想向明天，/撥刺著一點透脊的泥波“(《要活》)。正是這種嚴肅、執著的生活態度，使風華正茂的青年詩人不屑去吟詠愛情的苦惱和歡欣，更蔑視雪月風花的無聊和燈紅酒綠的鄙俗，而一心在詩行中琢磨、掂量著生活的意義和人生的真理。終于，他清醒而正直地發出了自己的宣言：“我是平凡，/心永遠在泥土里開花，/再不去做那些荒唐的夢，/……我將提起喉嚨高歌正義，/不做畫眉愿做只天雞” (《自白》)。

活躍在這些詩篇中的抒情主人公，有時軟弱而孤獨，有時堅執而倔強，但無論哪一面，都是積極干預生活、企圖變革現實的人生態度的反映。他的軟弱，是向黑暗搏擊時深感敵眾我寡的惶恐與焦慮，卻絲毫也不意味著退縮和逃避。他的堅執，則植根于對理想未來的信念，又時時從北方農民的氣質與性格中汲取著力量，所以雖則空泛卻不是違心的空喊。無論他曾怎樣深沉地感到孤單無力，卻從來不曾象徐志摩那樣企圖化身為連自己也不知道方向的天風，要飄逸到白云之鄉里去徜徉，也不曾象戴望舒那樣躲進凄涼飄渺的夢境，幻想著任誰也無法追尋。他即使苦惱，也是地上的、人間的、積極入世的苦惱。這種生活態度，使他在三十年代的詩壇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得到了許多詩壇前輩的推崇和贊賞。聞一多說： “克家的詩，沒有一首不具有一種極頂真的生活的意義。沒有克家的經驗，便不知道生活的嚴重”(《烙印·序》)茅盾指出： 《烙印》“全部二十二首詩沒有一首是寫女人的‘酥胸玉腿’，甚至沒有一首詩歌頌戀愛。甚至也沒有所謂‘玄妙的哲理’以及什么‘珠圓玉潤’的詞藻!《烙印》的二十二首詩只是用了素樸的字句寫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 (《一個青年詩人的〈烙印〉》)。

臧克家的早期詩歌具有嚴謹、質樸、含蓄、凝煉的風格。

詩人總是精心地選取生活的某一個側面，某一個鏡頭，從看似平淡無奇的材料里，出奇制勝地開掘出新的詩意，組成新的意境，從而達到藝術上新穎、獨創的目的。從“五四”時期開始，寫人力車夫的很多，但臧克家的《洋車夫》卻別開生面、不落俗套。他選取風嘯雨急、漆黑一片的深夜作為人物活動的場景，以風雨之大、孤燈之小、一人之單來烘托氣氛，從車夫不計狂風驟雨的吹打，不顧深夜的陰森可怖，點出他心之所求是何等急切。 “夜深了”，還等什么呢?”一句含蓄的詰問，引人深思遐想，令人心酸腸斷。短短八句詩，寫盡了車夫生活的悲苦， 內心的哀愁。

詩人嫌棄那些形象蒼白、感情淺露的詩，他注意以準確鮮明的意象，代替主觀情緒的直接傾瀉，努力從現實生活中捕捉具體可感的畫面，讓豐富的思想意蘊，飽滿的感情容量，深藏于藝術形象的深處。他既不點明形象和思想的聯系，也不直接闡發這聯系的意義。這被刪去、被隱藏的聯系和意義，則往往啟發、誘導讀者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去補足，用自己的想象去開拓。因而這些具有豐美的意象的詩，顯得含蘊豐富、耐人咀嚼。《老馬》只是描繪出一幅重載鞭撲之下的老馬拉車圖，卻概括出舊中國農民的悲慘命運和堅忍性格。同時，也可以聯想到詩人自己的處境和遭遇，以至近百年來我們民族屈辱深重的歷史。這種用象征、暗示創造意象的藝術手法，強化了詩歌凝煉、深邃的特點，增加了藝術的魅力。

臧克家不但在布局謀篇上高度重視意象的鮮明和豐富，比喻暗示的新穎和精巧，結構的嚴謹和縝密，而且特別看重遣詞造句的作用。他在苦吟時往往仔細琢磨著每一個字的分量、色彩和韻味，尤其重視動詞的選用和配置，力求做到字字妥貼，無可挪移，象螺絲釘一樣緊擰在詩行中。這種煉字煉句的刻意追求，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鋪一面大地，/蓋一身太陽”，“陽光下，/鐵色的皮膚上開一大片白花”(《歇午工》)，一鋪一蓋，既簡捷地點出了勞動者的經濟地位，也活畫出他們和大自然的親密關系。沒有一句贊譽之詞，但“鐵色的皮膚”與“一大片白花”構成的圖景，卻動人地顯示了作者對勞動者的欽敬和愛慕。 “日頭墜在鳥巢里，/黃昏還沒溶盡歸鴉的翅膀”(《難民》)，是由“黃昏里煽動著歸鴉的翅膀”， “黃昏里還辨得出歸鴉的翅膀”幾經推敲不斷修改而成的名句。由“煽”到“辨”到“溶”，詩人不斷地變換著詩行的主體和畫面的視角，苦苦地追尋著捕捉著能夠最生動最準確地顯示黃昏這一特定場景下光線的變化、景物的特點的詞句，終于把似乎各不相關的天色和歸鴉“溶”為有機的整體，不但寫活了黃昏情景，而且在讀者心中勾喚起一種莫可名狀的、彷徨無主的淡淡哀愁，為全詩抒寫難民的凄涼生涯創造了氣氛，定下了基調。“一直醉成一朵泥塊，/黑花便在夢里開滿”(《炭鬼》 )，連夢中的花都滿是“黑”色，似乎違反常理但卻恰恰深刻動人地顯示了日日夜夜、醒著夢里都是和烏黑的煤塊、烏黑的井筒以至烏黑的命運打交道的煤礦工人的生活和心理的特點。這些詩字斟句酌、意新語工，使表情達意達到貼切、生動的地步。正因為這些詩篇經過長期的孕育，嘔心瀝血般的錘煉，是用生命凝成的，所以比較經得住時間的篩選，長久地保持著藝術生命力。

臧克家的早期詩歌出現于三十年代前半期的詩壇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他說：“對于當時在詩壇上散布頹廢氣息的‘新月派’、‘現代派’詩，我看不慣，對于那些思想內容雖然很好而表現力低弱或口號化太重的詩篇，我也感到不足。我盡可能地使自己的作品精煉含蓄而不流于一般化”(《〈烙印〉新序》)。這是符合事實的。在大革命前后風云變幻的日子里，新月派的代表詩人徐志摩唱起了“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方向吹”， “別擰我，疼”等消極頹唐、格調不高的歌，現代派的戴望舒也吟詠著“從黑茫茫的霧，/到黑茫茫的霧”， “我希望長睡沉沉，/長在那夢里溫存”，散發著濃重的悲觀苦悶氣息。現代派提倡詩的“自由表現”，曾給新詩帶來若干生機，但其末流卻導致了新詩的過于松懈散漫，以“散文化”而引起較為普遍的垢病。有些詩作過于朦朧晦澀，難以索解，也在相當程度上損害了新詩的聲譽。左翼詩人強調內容的現實性和革命性，但不少詩作流于標語口號，缺少堅實的內容和詩的韻味。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臧克家的詩以堅實的內容和精練嚴謹的風格，給詩壇吹進一股清新的風，使讀者耳目一新。對于彌漫詩壇的遠離現實、蒼白空虛的詩風，則是一次有力的沖擊，對于現實主義詩派，則是積極的、切實的支持，爭取了讀者，壯大了陣容，開拓了新的境界。茅盾曾肯定過這些詩篇的特殊意義：“在自由主義者的詩人群中(如果這‘群’字不算夸大)，我以為《烙印》的作者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因為他不肯粉飾現實，也不肯逃避現實“(《一個青年詩人的〈烙印〉》)。當時就有人指出：“從《炭鬼》到《歇午工》里所描寫的那種工人的生活，就在我們的新詩歌里，也還可以算是新的發展，他沒有羅列標語口號，也沒有用激憤的罵詈代替了抒情的詞句，……作為新詩歌的轉變，他是供給了一架過渡的橋梁。”(侍桁《文壇上的新人臧克家》)

在抗日民族戰爭的烽火硝煙中奔走歌唱

臧克家文學生涯的初期階段，是伴隨著民族危機的陰影度過的。但他先在山明水秀的青島，后在僻靜安閑的臨清，對于強敵入侵的感受，似乎遠不如東北同胞的痛切。九一八事變后，他也寫下了感時憂憤的詩篇《依舊是春天》，愛國的感情深藏在詩行深處，竟有人誤以此為閑適的風景詩。是蘆溝橋的炮聲把這個苦吟詩人送上硝煙彌漫彈雨橫飛的戰場，使他的生活、思想以及詩作的內容、風格都產生了巨大深刻的變化，成為臧克家生活史的一座分水嶺。

1937年暑假，他護送王慧蘭去北平治病，有機會到清華大學拜訪了聞一多先生，同時得到七七事變的消息。國難當頭，聞先生放下了學問，丟棄了藏書，毅然離京南下。素來敬重的先生在這歷史重大關頭所表現的深厚民族感情，深深地激動著臧克家的心。9月，潰敗下來的國民黨軍隊退到臨清，被變成兵營的臨清中學“放長假”了。臧克家于是和幾位同事步行到聊城，又經濟南回到諸城。11月，吳伯簫率領萊陽鄉村師范師生流亡到諸城，臧克家加入該校任語文教師一同輾轉到臨沂。12月，與王慧蘭及其弟王蛀珙經徐州去西安為奔赴延安做準備，并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聯系。剛到西安，駐在徐州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電召他們回徐籌建青年軍團，收容訓練北方各省的流亡學生。臧克家懷著對延安的景仰，一面送王甡珙過黃河去山西參加共產黨游擊隊，一面在返徐車中寫下詩歌《別長安》， “陜北，/你身旁最光明的部分，/太陽掛在它的頭上，/黑暗在那里扎不住根。……長安城，/你問我匆匆何處去?/我要去從軍，到徐州，/因為那兒最接近敵人! ”抒寫了自己的心情。

從1938年初到1942年夏，為高漲的愛國熱情所鼓舞，臧克家一直身著戎裝，隨軍轉戰在河南、湖北、安徽等地，曾被推選為“文協”襄樊分會理事。五年間，他先后在第五戰區青年軍團政訓處宣傳科、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團、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第五戰區分會、八十四軍、三十軍、三十一集團軍、三一出版社等軍事、文化機構從事抗敵救亡的宣傳工作， 曾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秘書名義赴臺兒莊火線采訪，又以“文藝人從軍部隊”的名義投身隨棗會戰。五年間，他先后在馬背上，在膝蓋上寫下了詩集《從軍行》、《泥淖集》、《淮上吟》、《嗚咽的云煙》、《向祖國》、《古樹的花朵》、《國旗飄在雅雀尖》和散文集《津浦北線血戰記》、《隨棗行》，及時地報道了他身歷目睹的火線戰況及將士風采，為抗戰文藝增添了不少新鮮生動的內容。五年里，他也經歷了愛情婚姻的變故。1938年與王慧蘭感情破裂登報離婚，1941年在工作中結識了鄭曼，……這便形成了長詩《感情的野馬》的若干素材和部分創作動機。

“詩人呵，請放開你們的喉嚨，/除了高唱戰歌，/你們的詩句將啞然無聲，”這是詩人在他抗戰開始后寫的第一首詩《我們要抗戰》中為自己也是為詩壇規定的神圣的戰斗使命。后來他又把這四句詩作為題辭印在《從軍行》的卷首。事實證明，他是以自己勤奮的創作，充沛的熱情實踐了這一愛國誓辭的。

洋溢著興奮熱烈的情緒，貫注著明朗樂觀的信念，是這些抗戰詩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他從抗戰初期舉國上下團結御侮的時代熱流中吸取了戰斗的力量，使詩風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變。在寫于臺兒莊大捷后的《兵車向前方開》里，他為晝夜兼程、威武雄壯的兵車隊列勾畫了一幅生動的剪影，字里行間洋溢著抗戰必勝的信心，同戰前那種憂郁愁苦的情緒相比，顯然是一種新的發展和變化。

五年轉戰，擴大了詩人的生活視野，豐富了他的生活體驗。他看到了“前線上戰士壯烈的犧牲;淪陷了的土地上同胞的被慘殺的血跡;流亡道路上難民的眼淚;遍地民眾為保衛家鄉而作的血戰;青年男女為國忘身的偉大精神”，也看到了“漢奸的無恥，頹廢者的荒唐與墮落”(臧克家《〈從軍行〉自序》)。這些生活內容在他的詩中留下了濃淡不同的剪影。在《我們要抗戰》里，他以鮮明的愛憎，鞭撻了日寇的侵略罪行，歌頌了人民不愿做亡國奴的堅強決心。在《武漢，我重新見到你》里，他指斥那些國難當頭依然醉生夢死的敗類和庸人，號召同胞們繼承大革命的傳統，抖擻精神“給祖國再造一個新生。”在《大別山》里，他描繪了山里人民拿起土槍柴刀奮起保衛自己家鄉的壯麗圖景。在《桐柏山在迎望著》里，他更以短促急驟的詩行，描摹出撲面而來的時代氣息。在詩人筆下，我們的中華，變成了一只燃燒著的鳳凰，隨著急驟有力的鼓點在噴吐著生命的光華和不可阻擋的氣勢。這些抗戰詩章，不愧是我們蒙垢被羞的民族振奮精神、砥礪正氣的鼓角。

抗戰前五年，臧克家基本上是在國民黨軍隊里度過的，因而他的不少詩篇著重反映的是這方面的生活內容。日本侵略者的燒殺淫掠，亡國滅種的嚴重民族危機，全國人民愛國熱情的高漲，群眾抗日怒潮的掀起，深深地刺激和教育著國民黨軍隊中一些愛國將士。他們為了民族的尊嚴，保衛祖國的大好河山，使父老兄弟免遭蹂躪，曾奮起與民族敵人鏖戰，不少人流盡鮮血，效命疆場。這種愛國熱情與犧牲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臧克家的《古樹的花朵》、《詩頌張自忠》等，正是對以范筑先、張自忠為代表的愛國抗日將士的禮贊和歌頌。這些詩歌，盡管由于種種原因，視野還不夠開闊，未能反映出抗日戰爭的全貌，在所涉及的范圍內，有時分寸感也不無可議之處，但其基本傾向是好的，對于理解全面抗戰路線的正確性，對于廣泛地激發民族尊嚴感和愛國責任心，都有一定積極意義。

臧克家的抗戰詩，是在艱苦緊張的戰斗生活中誕生的，因此，大多來不及從容構思、精心推敲，往往帶有急就章的特點，藝術上顯得比較粗疏。同早期抒情詩相比，那種經得起反復咀嚼的“耐讀”的風味，是顯得淡薄了。不過詩中的火樣的激情，樂觀的情緒，明朗的格調，以及語言的簡短暢達，節奏的短促有力，都顯示了詩人思想和藝術上的不斷探求和開拓。這些詩作所描繪的時代蹤影，所留下的詩人前進的足跡，在抗戰詩苑中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隨著戰局的變化，這五年的時代氣氛也是變動不定的。毛澤東同志說過：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里了。特別是文化人和青年學生，感覺銳敏，首當其沖。于是怎么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問題了”(《新民主主義論》)。臧克家的詩，恰好分兩個階段留下了時代的影象。他說：“五年的前線生活，從心境上分，可以截成兩段。第一階段：心里充滿了熱情、幻想和光明。這心境反映到詩上，顯得粗糙，躁厲，虛浮和廉價的樂觀，熱情不應許你沉深，洗煉。《從軍行》， 《泥淖集》， 《嗚咽的云煙》中的詩大概可以這么說。《淮上吟》(包括《走向火線》)，就比較精煉些了。后一階段，熱情凝固了，幻想破滅了，光明晃遠了，代替了這些的是新的苦悶和郁抑。心，從波動中沉重了下來。這個時期，回味體會了五年的戰地經驗，面對著眼前的世界，有時間給它們以較深沉的刻畫。光明的，歌頌它;黑暗的，諷刺它;愛與憎，是與非，真理與罪惡;界線是分明的”(《我的詩生活》)。這種分明的是非，強烈的愛憎，后來便幻化為泥土的歌與憤怒的詩兩種相反相成的類型，并且從抗戰后期一直延續到建國前夕。

泥土的歌與憤怒的詩

1941年初夏，碧野從漯河電邀詩人到三十一集團軍工作，于是，臧克家從鄢陵至臨泉又到河南葉縣寺莊，任“三一出版社”副社長，與碧野、田濤等創辦起《大地文叢》。從戎馬倥傯槍炮盈耳的火線來到這幽靜、古老的農村，生活環境變了，詩歌的主題與風格也變了。他說： “這個時間，戰爭還沒有接近， ‘寺莊’還是相當平靜的，而農民生活的貧苦，以及風俗習慣，都同我故鄉差不多，于是，對于他們，對于這樣的一個農村，我心里油然發生了一種感情，這感情，仿佛早在心里，一被觸動，它便爆發了” (《關于〈泥土的歌〉的自白》)。他開始“用一枝淡墨筆，速寫鄉村，一筆自然的風景，一筆農民生活的縮影” (《泥土的歌·序句》)，這便是《泥土的歌》。不久， “皖南事變”后的白色恐怖伴隨著反共高潮象瘟疫一樣猖獗地蔓延著。為了抗議這壓迫，臧克家與鄭曼、碧野、田濤等憤而出走，相偕離去。7月，他們賣書借債，籌措路費，靠兩只腳由豫入鄂，轉道入蜀，經王昭君的故鄉，訪屈大夫的故里，溯長江，過三峽，觀巫山，輕舟一葉，直趨重慶。8月14日，一身襤褸，身無分文，他們來到畸形繁華的戰時首都重慶。先借住張家花園六十五號“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宿舍，參加“文協”工作，與茅盾、葉以群、姚雪垠、劉盛亞編在同一讀書小組。在這里，臧克家與鄭曼組建了一個新的家庭。1943年初，在馮玉祥政治助手余心清幫助下，在“賑濟委員會”找到一個“專員”的閑差，掛名領薪，專事創作。安定的生活，使他又拾起了擱置年余的“淡墨筆”，繼續寫作泥土的歌。6月，詩集《泥土的歌》由桂林今日文藝社出版，收短詩五十一首，分為三個詩組。《泥土的歌》的出版，反映了臧克家思想和藝術的一個重要側面，是他漫長的詩生活里值得重視的大事。

這本富有特色的詩，以真摯的同情，描寫了舊時代農民的悲慘生活命運。《三代》寫道：

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爺爺/在土里葬埋。

三個整齊的句子，勾勒出三個相互關聯的場景，組成舊中國世代普通農民的生活史，命運史，寫來何等生動簡括，又何等動魄驚心!用汗水和生命開墾了土地、養育了兒女和整個民族的農民，死后得到的只是一堆黃土，連這座墳，也“像他的為人，/寒微、謙卑”，只有“幾顆白草，/卷在西風的懷里。”活著只顧了流汗賣命，從來沒顧得上體會寂寞的味道，如今死了，當“黃昏攏過來”，他才想到應該“拉住個人，/談談心”(《墳》)。這種對中國舊式農民辛苦而寒微的身世、謙卑而寂寞的性格的理解，確乎已經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他所描寫的，不只是農民的生活，而且活畫著農民的內心，顯示著農民已經感受到卻還不能清楚地表達出來的對命運的抗議和對生活的渴求。把《泥土之歌》的作者稱為“農民詩人”，是當之無愧的。

他還懷著熱切的期待，發出了解放農民的呼聲：沉默了幾千年的農民不能再繼續沉默下去，今天，他們應該掌握自己“命運的鑰匙”，用“一雙反抗的手”，去改變世代襲傳的“生活的圖式”。他毫不懷疑地認定，新一代的農民應該而且必然成為新時代的主人： “廿世紀卻是你們的/——在煉獄中，苦煉了幾千年的，/中國的‘多數’的農民呵!”(《生活的圖式》)這類詩，有的雖然詩情不夠濃郁，形象弱于說理，失之直白淺露，但卻顯示了詩人認識水平的提高，而且大多數帶有哲理意味，能給人以有益的啟示。

《泥土的歌》并不純粹是舊時代農民的悲歌，它也是對參加抗戰的農民的一曲贊歌。為了支援神圣的民族自衛戰爭，他們不畏辛勞，野炊露宿， 日夜兼程運送軍糧(《送軍麥》);他們告別了父母妻子，上前線打鬼子去了，一去累月經年，連家信也難得寫上一封(《家書》、《他回來了》)。戰爭教育了人民。他們經過血與火的洗禮，將會鍛煉得堅強起來，一代新人將不斷成長： “春風再度吹來的時節，新的土地上，站立著新的人”(《新人》)。很顯然， 《泥土的歌》不是遠離了時代、遠離了斗爭的陳舊的牧歌，而是吹動著時代的氣息，以清新雋永的格調見長的田園詩。

《春鳥》，是鑲嵌在《泥土的歌》中的一顆璀燦的明珠。他把春鳥描寫為明媚溫煦的春天的象征，光明、自由的象征，象惡夢一樣黑暗恐怖的現實的對立物;是她的“真理一樣的歌聲”，喚醒了沉睡的冰冷的大地，把生機勃勃的春之景象帶到了人間。詩人多么想象春鳥一樣放聲歌唱呵!但是， “皖南事變”以后日益酷烈濃重的白色恐怖，使他窒息得如同“喉頭上鎖著鏈子”， “嗓子在痛苦的發癢”!這是呼喚光明、向往自由的歌，更是詛咒黑暗、反抗壓迫的歌。

《泥土的歌》出版以后，曾經在文藝界引起過一場爭論。林默涵等人認為這詩集反映了“以知識分子自己的心境或從個人的感覺去贊頌農村”、 “結果卻是使農村神秘化了”，這“與其說是戰斗的號召，倒不如說是牧師的說教” (《評臧克家的〈泥土的歌〉》)。孔休等則說： “在他的《泥土的歌》里已經形成了他的風格，這一風格的建立，使他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臧克家論》)。誠然，從總體上說，《泥土的歌》沒有正面描寫那奔騰著的火的農村，那正在農民群眾中間滋生和成長起來的覺醒的趨勢、戰斗的意志和要求翻身解放的強烈欲望;悲劇型的農民形象，仍然是詩人抒寫的主體。但是這種描寫，別有意義，不宜抹殺。因為新的時代都是從舊的時代里蛻變出來的，不了解舊時代的黑暗，也難以真正感受到新時代的光明。覺醒的新人是掙脫了舊的枷鎖和生活圖式的禁錮而成長起來的，不熟知舊時代農民的悲苦，也難于真正體會到新時代農民奮起抗爭的原因和意義。《泥土的歌》生動地寫出了新時代到來之前這一歷史時期農村生活的風貌，寫出了舊時代普通農民的悲苦，從而顯示出解放農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舊的時代應該結束， 舊的生活圖式應該改變，舊的安分馴從的生活態度應該擯棄——《泥土的歌》正是從這一角度獲得了歷史和現實的價值，從而生發出對人民解放事業的助力。而且，就當時國統區絕大部分農民來說，抗戰的烽火并未立即燒毀捆綁在他們身上的密密麻麻的繩索，農民依然承受著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沉重的政治壓迫，依然呻吟在、掙扎在饑餓和死亡線上，他們的真正覺醒和抗爭還要經過一段長期艱難的歷程。臧克家是長期生活在國統區的作家，他所熟悉的，感受深切的，還是舊時代的農村，舊式的悲劇型的農民。從自己最熟悉的實際生活領域出發，寫自己體驗最深的農村和農民，這正表現了詩人忠實于生活、尊重歷史的嚴謹的現實主義精神。

詩人認為： 《泥土的歌》“同《烙印》是我的一雙寵愛”(《十年詩選·序》)。它繼承了《烙印》的傳統和風格，又發展了《烙印》的傳統和風格。《泥土的歌》在描寫農民悲慘生活的同時，還注意敘寫他們生活中的某些歡快和內心中的些微喜悅，注意勾畫農村大自然清新寧靜的動人風貌，因而格調較《烙印》明快、清新。《烙印》中那種過于憂郁、低沉、壓抑的氣氛，明顯地減少了。在藝術上， 《泥土的歌》擺脫了《烙印》中有些篇什的過于拘謹、雕琢太甚的痕跡，顯得活脫自然，靈巧雋永。許多詩篇淡墨素描，看似漫不經心，隨意點染，實則精心構思，意匠經營，才達到了不呆滯，不做作，和諧自然的藝術境界。沖淡的水墨畫里，深蘊著飽滿真摯的情趣。《泥土的歌》中的優秀篇章，如《三代》、《黃金》、《笑的曇花》、《死水》、《墳》等，形象生動，形式簡短，節奏自然， 內在律和諧。有一些小詩，情景交融，已臻化境，顯示出詩人藝術風格的成熟和美學思想的發展。他后來感慨頗深地談到這一風格的變化： “雕琢了十五年，才悟得了樸素的美，從自己的圈套中掙脫出來，很快樂的覺得詩的田園是這么廣闊”(《生命的零度·序》)。在抗戰詩歌(也包括詩人自己的抗戰詩歌)趨于散文化，缺乏應有的提煉與修飾的時候，《泥土的歌》獨具風采，以嚴謹含蓄、精練雋永、清新自然的風格體現了詩人的藝術功力和美學追求，尤其值得重視。

抗戰初期，舉國震憤，臧克家懷著亢奮激越的愛國熱情，投身到國民黨軍隊之中，為保衛民族的尊嚴而奔走歌唱。但是，他很快就陷于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痛苦之中。1940年6月，他的散文集《隨棗行》被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以“故不送審原稿”為由命令查禁;秋天，他熱心從事的文化工作團、文化工作委員會先后被解散;1941年初，他與碧野、田濤在湖北南漳工作，被稱為“三十軍之友”。不到半年，便遭斥逐，三人憤而離去;1942年4月，在葉縣寺莊主持的“三一出版社”剛有頭緒， 《大地文叢》創刊問世，又因刊載譯文《馬列主義文藝觀》遭到湯恩伯急電查封;歷經千辛萬苦到達陪都重慶，卻“象一個叫化子誤失闖入了天國”， “夢”同“現實”一碰面，他立刻痛苦地發現，這里“什么對我都是陌生，/這里的道路是這樣的崎嶇呵” (《崎嶇的道路》)。在少見太陽多見霧的重慶生活了五年， “所聽到，看到，接觸到的，全是漆黑一團”(《刺向黑暗的“黑心”》)。 “抗戰勝利了。一陣狂歡之后，人們慢慢地清醒過來，聽到的是國民黨要員從‘海、陸、空’紛紛‘復員’，接收大員，蝗蟲一樣飛向全國各地;看到的是工廠倒閉，物價騰飛，大減價的幌子在商店門上飄揚。‘勝利了，勝利了’，到底是誰的勝利? !八年抗戰，全國人民犧牲換來的成果，被國民黨一手攫去!人民受熬煎，受殘害，人民在苦難中!”(《少見太陽多見霧》)

1946年7月，臧克家作為鄭曼所在單位中央衛生實驗院的眷屬“復員”到南京去，在“勝利號”拖輪上飄流二十天，才到南京，上岸不久便聽到聞一多先生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噩耗;輾轉跑到上海，等待他的卻是失業和疾病。從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在朋友幫助下先后編輯過《僑聲報》副刊《學詩》、《星河》和《文訊》月刊的文藝專號，但都為時甚短，多數時間是筆耕度日，抱病寫作。他說： “到上海之后， 目所接觸、心所感受的，是一片令人悲憤的景況、種種叫人心碎的呼號”(《漫漫長夜終有明》)。前后近十年，縱橫數千里，到處是無可救藥的黑暗和腐敗，到處是令人心碎的災難和死亡，到處是無法容忍的殘暴和荒淫! “政治的嚴冬，便是詩歌的春天，”詩人從“人民在流落，在呻吟，在死亡”的慘象中，從人民響亮的“叫苦聲，怨恨聲，憤怒聲”中，痛切地感到“這正是狂歌當哭的時代。這正是用詩舒憤，進攻的時代。”詩人的義不容辭的責任是“一齊向那些千夫所指的東西們擲出詩的匕首去，讓他們早日倒下去吧!” “一齊向那些大家所希望的，來一個催生大合唱吧!”(臧克家《歌唱起來》)。從這種明確的、自覺的認識出發，詩人唱出了詛咒現實黑暗、鞭笞反動統治的憤怒的歌。

憤怒出詩人。臧克家的憤怒的詩，應該以《春鳥》作為值得自豪的起點，如果說這首收入《泥土的歌》中的著名抒情詩因為寫作較早而注重蘊藉含蓄，其中憤怒的感情被大大濃縮了;那么，隨著對黑暗現實的認識的深化，這類憤怒的詩就一發而不可收，數量日益增多，旗幟日益鮮明，感情日益強烈和外露。1946到1947兩年里，他寫了大量的政治諷刺詩，編為《寶貝兒》、 《生命的零度》兩本噴射著正義的火焰的詩集(《冬天》中的一些篇章也應該屬于這一類型)。這些詩的基調是激憤和冷峭。面對社會種種的黑暗丑惡現象，他發出的不是低悒的哀怨、輕描淡寫的牢騷，而是強烈的仇恨，嚴峻的抗議，尖銳的指控，其中蘊含著時代的憤懣，包容著正義的輕蔑，宣泄著人民的心聲，因而具有匕首似的鋒利，烈火似的灼熱。他義正辭嚴地譴責國民黨政府發動反人民的內戰的罪惡： “大破壞，還嫌破壞得不夠徹底?/大離散，還嫌離散得不夠悲慘?/槍筒子還在發燒，/急忙又去開火!”(《槍筒子還在發燒》)他無情地戳穿國民黨政府“還政于民”的騙局： “他們活著，犧牲是義務，/痛苦是權力，/剝削他們，/還說為了他們。”(《破草棚》)他痛斥“接收大員”的吮吸擄掠，抗議國民黨警員特務的橫行無忌，嘲諷“國大代表”的無恥卑劣，……國統區政治腐敗、經濟崩潰、社會動亂的現實，被怵目驚心地反映在他的詩作中!這些政治諷刺詩如此直接地抨擊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顯示了詩人政治傾向性的增強和現實主義的深化。

真實是諷刺藝術的本質和生命，只有深刻地揭示否定性事物的內在本質，才能喚起人們對它的強烈不滿和仇恨，從而生發出奮起抗爭、戰而勝之的信心和力量。臧克家自覺地掌握了政治諷刺詩的寫作規律，他總是竭力以明快鋒利的筆觸，撕去黑暗勢力外在的偽裝，暴露其內在的丑惡內容。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打著“增加行政效率”、 “節省國庫開支”的幌子高喊“裁員”，欺世盜名。詩人尖銳地指出： “裁員，這名詞多莊嚴!/它給長官一個好借口/裁去異已;/給狡猾者一個好機會，/叫他帶著滿包遣散費，/換一個機關去‘等因奉此’; /裁員對于多數老實人/才是一把刀，/裁斷了他們的生活，/裁去了父母子女一家老小!”(《裁員》)一語破的，一針見血，發人深省， 引人深思。

事實是最無情面的東西，它能將空言打得粉碎。臧克家的政治諷刺詩長于選取最富有揭露性和說服力的事實來戳穿謊言，剝去偽裝。 “政治犯在監獄里，/自由在枷鎖里，/難民在街頭上” (《勝利風》。詩歌不過列出了三件事實，勾勒了三種景象，就將國民黨政府標榜“民主” “勝利”的騙局揭露無遺，讀者也會從所舉出的事實里得出明確的結論。

美與丑是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詩人對反動的丑惡勢力的仇恨和憎惡強烈而深切，對美好的革命的事物的熱愛和追求則熱烈而執著，因而他的詩在詛咒和揭露的同時，往往抑制不住內心的激情時時表示對美好事物和對人民的肯定與贊揚。他一面指斥反動勢力的卑劣行徑，一面卻莊嚴地提議：“把流亡在美國的那幾萬萬兩黃金/鑄勝利九鼎，/鼎面上，反反復復刻上三個字：/老百姓，老百姓，老百姓，……/因為，他們才真是勞苦功高，/卻不自居英雄”(《勝利風》)。他無比堅定地相信，人民將從破爛的草棚里走出來，用自己的力量“把國家扶起來” (《破草棚》)。在詛咒破碎、頹敗、凋零的寒冬時，無限深情地預示： “這該是最后的一個嚴冬” (《冬天》)。1945年8月28日，為國共和談毛澤東同志飛抵重慶。9月初，臧克家出席毛澤東、周恩來同志召開的座談會，歸來后受到極大鼓舞，寫成頌詩《毛澤東，你是一顆大星》以筆名“何嘉”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注意在排擊黑暗時展露勝利的曙光，在描寫人民痛苦時顯示人民的力量，不但力求使詩篇包容較為巨大深厚的歷史內容，而且注意顯示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把正視現實的黑暗和歌頌理想的光明統一在一起，這標志著臧克家思想和藝術的成長：在時代的推動下，詩人在逐步向人民、向革命靠攏!

從重慶到上海，臧克家不但以他泥土的歌和憤怒的詩表示了自己鮮明強烈的愛憎，而且不顧形勢險惡參加了一系列反內戰、反獨裁的斗爭，旗幟鮮明地站到了黨領導的民主革命的行列中。黨在國統區發起的革命斗爭活動，例如紀念被殺害的民主戰士，抗議國民黨特務的暴行，向政府聯名進言呼吁停止內戰，結束一黨專政，廢止文化統制，他都熱情參加，態度明朗。他主編《僑聲報》副刊《星河》、《學詩》及《文訊》月刊文藝專號，一面廣泛約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撰稿壯大聲威，一面注意培養青年作者，增添新生力量。他還參與組織“春草詩社”及“星群出版公司，協同創辦了《星群》、《詩家》、《詩創造》、《創造詩叢》等詩陣地，團結了許多詩歌陣線上的同志和新人，組成一支實力雄厚的民主斗爭的輕騎兵。詩人也因此遭到反動派的忌恨。1948年11月底，得陳白塵告警，臧克家潛身離滬，在黨組織安排下暫居香港，準備向解放區轉移。此間，詩人懷著迎接新中國的亢奮歡欣的心情，寫下了《自由、快樂》、《勞動者》等一組歡快激動、樂觀自信的詩，舊時代結束了，新時代破曉了，詩人和他的詩的風格，也處于歷史性的巨變之中。

在新中國成立以后

1949年3月，黨組織安排專輪“寶通號”送在港文化人赴北平，馮乃超帶隊，臧克家與陽翰笙等一百多人同行。5月，到華北大學三部文學創作研究室任研究員， 9月，參加新華書店編輯部工作。10月，出版總署成立，調任《新華月報》“文藝版”主編，一年后任《新華月報》“編審”。1956年夏，調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1957年1月， 《詩刊》創刊，任主編兼編委，至1964年12月休刊。1976年1月《詩刊》復刊，任顧問兼編委，先后被選為一屆文協委員，二、三屆作協理事，三、四屆文聯委員，二、三屆人大代表，五屆政協常委。前不久與葉圣陶、謝冰心等八位老作家一起被聘為作協顧問。

在沸騰的新生活面前，臧克家一直保持著飽滿的政治熱情，以前所未有的莊重而歡欣的基調歌唱新中國的人民、領袖和日新月異的一切。1949年11月1日，他發表了著名的《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為建國后的詩作樹立了一座豐碑。從此，他開始探索用新的聲音，新的體式來謳歌社會主義的新生活、新事物，贊頌黨的領袖和黨的事業。當然，其中有素享盛名的佳作，也有經不起篩選的次品，不少篇什帶著急就章的特點。由于種種原因，他在熱情地反映生活、迅速地跟蹤時代，急切地配合政治宣傳中，也有若干失誤，這是無須諱飾的。

詩歌是臧克家創作的主體，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首要的是由詩歌創作的成就決定的。但是，詩并不是他唯一的探求開拓的方向。早在1947年，他就出版過《掛紅》、 《擁抱》兩本小說集。他在詩創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大多結晶為一篇篇詩論。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學詩斷想》和《甘苦寸心知》兩本詩論集。這些詩論凝聚著幾十年辛勤探求的心血，每每閃爍著真知灼見，尤以堅持現實主義傳統，強調向古典詩歌和民歌學習，重視精練、嚴謹、含蓄、精美的詩風最為突出。就文學創作而言，除了詩歌以外，散文應該是臧克家最重要的成果。建國以前，他就出版過《津浦北線血戰記》、 《亂莠集》、《隨棗行》、《我的詩生活》、《磨不掉的影象》等通訊、散文集;建國以后，他更加重視散文的寫作， 曾自稱“老來意興忽顛倒，多寫散文少寫詩。”1980和1981兩年，他先后出版了散文集《懷人集》、《詩與生活》，散見于報刊上的亦不在少數。也許可以說，臧克家解放以后散文創作的成就，明顯地在他的詩歌之上。這些散文，無論是敘事、記人、寫景，都貫注著真摯而又深切的感情。悼念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毅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追憶聞一多、王統照、老舍、茅盾、何其芳等文壇師友，懷念老哥哥、六機匠等農民前輩，字里行間始終流蕩著感情的熱流。文辭的優美，也是這些散文突出的特點。那些優秀的篇什，注意以精巧的構思，嚴謹的結構顯示“建筑美”;以詞藻的靈活搭配，色彩的濃淡交錯顯示“繪畫美”;以音律的鏗鏘、聲調的抑揚頓挫顯示“音樂美”。聞一多當年對格律詩的創作要求，他似乎有意要在散文中加以嘗試。詩人的素質和修養，幫助他贏得了散文創作的成功。

“年景雖云暮，/霞光猶燦然”(《為葛一虹同志書條幅題句》)。1944年，詩人四十歲時，他稱那是自己“生命的秋天”。如今，四十年又過去了。八旬老詩人年邁而神不衰，體弱而志彌堅，每天仍奮勉不已，或則凌晨攻讀，或則挑燈寫作，生命的分分秒秒，都在為人民的文學事業發光發熱。我們祝愿老詩人心筆俱健，為振興中華不斷貢獻出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糧。

注釋

附錄一 臧克家著作簡目:

《烙印》(詩集),1933年自印出版,聞一多作《序》,收詩二十二首;1934年3月開明書店新版,增加《再版后志》及詩三首;1963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將《烙印》與《罪惡的黑手》合為一集, 亦稱

《烙印》,增加《新序》一篇。

《罪惡的黑手》(詩集),1934年10月生活書店初版,1947年6月星群出版公司初版,收詩十六首。

《自己的寫照》(長詩),1936年7月文學出版社初版。

《運河》(詩集),1936年10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收詩二十四首。

《津浦北線血戰記》(通訊報告集),1938年5月漢口生活書店初版,收通訊十五則。

《從軍行》(詩集),1938年6月漢口生活書店初版,收詩十四首。

《亂莠集》(散文集),1939年5月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初版,收文二十三篇。

《泥淖集》(詩集),1939年3月生活書店初版,收詩十二首。

《隨棗行》(散文集),1939年10月前線出版社初版,收文七篇。

《淮上吟》(長詩集),1940年5月上海雜志公司初版,收長詩二篇

《嗚咽的云煙》(詩集),1940年7月桂林創作出版社初版,收詩五首。

《向祖國》(詩集),1942年4月桂林三戶圖書社初版,收詩六首。

《古樹的花朵》(長詩),1942年12月成都東方書社初版。

《我的詩生活》(散文集),1943年1月重慶讀書生活社初版。

《泥土的歌》(詩集),1943年6月桂林今日文藝社初版,收詩五十二首。

《國旗飄在雅雀尖》(詩集),1943年11月成都中西書局初版, 收詩三十一首。

《感情的野馬》(長詩),1943年11月重慶當今出版社初版。

《十年詩選》(詩選),1944年12月重慶現代出版社初版, 收詩七十首。

《生命的秋天》(詩集),1945年5月重慶建國書店初版,收詩九首。

《民主的海洋》(詩集),1945年6月重慶世界編譯所初版,收詩十二首。因印刷質量太差,未能發行。

《寶貝兒》(詩集),1946年5月重慶萬葉書店初版,收詩十七首。

《生命的零度》(詩集),1947年4月上海新群出版社初版,收詩二十九首。

《掛紅》(小說集),1947年6月上海讀書出版社初版, 收小說十篇。

《磨不掉的影象》(散文集),1947年10月上海益智出版社初版,收散文八篇。

《擁抱》(小說集),1947年12月上海寰星圖書雜志社初版,收小說5篇。

《冬天》(詩集),1947年上海耕耘出版社初版,收詩十九首。

《臧克家詩選》(詩選),1954年1月作家出版社北京第一版,收詩三十七首;1956年八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第一版,收詩九十三首;1978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第二版,收詩一百○六首(其中有組詩三題)。

《在文藝學習的道路上》(論文集),1955年12月新文藝出版社第一版,收文二十二篇;1962年9月上海文藝出版社新1版, 收文二十一篇,刪九篇,補八篇。

《雜花集》(論文、雜文集),1958年3月北京出版社初版,收文三十六篇。

《一顆新星》(詩集),1958年4月作家出版社初版,收詩三十七首。

《春風集》(詩集),1959年3月作家出版社初版,收詩四十四首。

《李大釗》(長詩),1959年6月作家出版社初版。

《歡呼集》(詩集),1959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收詩四十五首。

《凱旋》(詩集),1962年7月作家出版社初版,收詩二十三首。

《學詩斷想》(論文集),1962年10月北京出版社初版,收文二十六篇; 1979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增訂本,收文三十九篇。

《憶向陽》(詩集),1978年3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初版,收詩四十五首。

《今昔吟》(詩集),1979年4月山東人民出版社初版,收詩一百零一首。

《懷人集》(散文集),1980年8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初版,收文二十篇。

《友聲集》(三人舊體詩詞合集),1980年1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初版,其第三輯為臧克家詩輯,收詩四十五首。

《詩與生活》(散文集),1981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收文七篇。

《甘苦寸心知》(散文集),1982年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收文三十篇。

《臧克家長詩選》(詩選),1982年5月山東人民出版社初版,收詩四首。

《臧克家散文小說集》1982年12月長江文藝出版社初版,收文二百三十一篇。

附錄二 臧克家研究資料要目:

孔休《臧克家論》,載1944年3月15日《時與潮文藝》第3卷第1期。

艾青《中國新詩六十年》,載1980年10月25日《文藝研究》第5期。

趙浩生(香港)《臧克家高歌敘舊》,載1979年11月香港《七十年代》雜志社版《從三十年代到新的長征》。

聞一多《〈烙印〉序》,載1933年7月自印版《烙印》。

茅盾《一個青年詩人的〈烙印〉》,載1933年11月1日《文學》第1卷第5號。

老舍《臧克家的〈烙印〉》,載1933年11月1日《文學》第1卷第5號。

茅盾《敘事詩的前途》,載1937年2月1日《文學》第8卷第2期。

王統照《〈運河〉序》,載1936年4月13日《國聞周報》第13卷第14期。

姚雪垠《現代田園詩》,載1944年6月《當代文藝》第1卷第5.6期合刊。

默涵《評臧克家的〈泥土的歌〉》,載1948年3月1日《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文藝的新方向》。

吳組緗《讀〈十年詩選〉》,載1945年5月4日《文哨》第1卷第1期。

李廣田《寶貝兒》(書評),載1947年2月13日上海《大公報〈滬新〉文藝》第111期。

北京師大中文系《深刻的哲理 鮮明的對比——臧克家短詩〈有的人〉講解》,載1977年11月北京師大中文系《語文函授》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