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于禮義，曉于法理》三國謀略智慧大全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郡平陽 (今山東新泰縣) 人，是漢代魯國儒生高堂生的后代。少年時讀書，泰山郡太守薛悌任命他為督郵。

郡督軍和薛悌發生爭議，督軍直呼薛悌的名字來呵斥他。高堂隆按劍叱斥督軍說：“過去魯定公被侮辱，孔仲尼兩次登階陳辭;趙王被要挾彈秦箏，藺相如反過來進缶給秦王。對著下級直接叫長官的名字，道義上應受到懲治。”

督軍嚇得變了臉色，薛悌驚慌地站起來制止他。高堂隆以后離官，到濟南避難。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召他為丞相軍議掾，后任歷城侯曹徽的文學，轉為王國相。

曹徽遇太祖曹操逝世，不舉哀，反而游玩打獵到處馳騁; 高堂隆用大義直言勸諫，表現出輔助王侯的節操。黃初 (公元220～226年)年間，任堂陽縣長，又通過選拔任平原王曹叡的傅。平原王曹叡即帝位，這就是魏明帝。明帝曹叡任高堂隆為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

明帝剛即位，群臣中有的認為應該舉行大宴會，高堂隆說：“唐堯、虞舜逝世百姓悲哀得三年靜絕音樂，殷高宗考慮興復殷商三年不言政事，因此最高尚的道德就充滿著祥和，能光照四海。”認為不應該舉行大宴會，明帝曹叡恭敬地接納了他的意見。后升他為陳留郡太守。

犢民酉牧，年紀有七十多歲了，有很高尚的品德，高堂隆推舉他為計曹掾;曹叡十分贊賞他，特地任命他為郎中來顯明他。又征召高堂隆為散騎常侍，賜給他關內侯的封爵。

青龍年間 (公元233～236年)，曹叡大肆修建宮殿館舍，要到西邊去取來長安大鐘。高堂隆上疏說：“過去周景王不效法周文王、武王的英明品德，忽略周公旦制訂的神圣制度，既鑄大錢，又造大鐘，單穆公勸諫而不聽從，冷州鳩批評也不聽從，以致迷途不返，周朝的政治因此衰敗。優秀的史官記錄了這件事，把它作為永久的鑒戒。但是現在的小人們，喜歡述說秦朝、漢朝奢侈浪費的排場來擾亂皇上的思想，求取導致滅國的不講法度的器物，搞得人民勞苦耗費財力，以致損害國家的美好政治，這實在不是用來建成和美的禮樂、保持神明的美善的方法。”

這天，曹叡到尚方署，高堂隆和卞蘭跟從。曹叡把高堂隆的表章給卞蘭，令卞蘭責難高堂隆說：“國家的興盛衰敗由政治決定，和音樂有什么關系呢?教化不明顯，難道是鐘的罪過?”

高堂隆說：“禮樂是治國的根本。因此舜的簫韶之樂九次演奏，連鳳凰也來禮拜，雷鼓六次變更演奏，天神也會因此下降，政治因此安定，刑法因此廢棄不用，這就是祥和之聲到了極點。淫聲響起，商紂王的統治因此崩潰。大鐘鑄成后，周景王的統治因此衰落。國家存亡的關鍵，都由這里產生，怎么說國家的興亡不是從這里一步步逐漸發展的呢?國君的舉動一定要載入史冊，這是古代的規矩。國君的行為不符合法規，拿什么給后人看呢?圣王高興聽到別人指出他的缺點，因此有規勸的措施;忠臣愿意為節操盡力，因此有盡忠而不顧自己安危的大義。”皇上稱道他說得好。

當時國家多事，軍事頻繁，刑法深重。高堂隆上疏說：“開創基業傳位給后代子孫，一定要等待英明的君主治國救世，也需要優良的輔相，因為他們能成就各種事業治理、安定眾事。移風易俗，宣揚顯明仁政教化，使四方邊境同受教化，歸向朝廷，讓善政的恩惠光明遠照，國內遠近內外敬慕仁義，這本來不是一般的官吏能夠辦到的。現在官員們只知糾纏刑律條文，不以仁政大道為根本，因此施用刑法而犯法的仍然不斷，民俗衰敗而不敦厚。應該尊崇禮樂，在明堂按次序排列行禮，修建辟雍、明堂、靈臺等三雍和推行大射、養老等禮儀，營建郊祭廟堂，尊重儒生，推舉隱逸志士，宣揚顯明制度，改定紀時歷法，變換車馬祭牲的顏色，提倡和樂簡易的風氣，崇尚勤儉樸素，然后備好禮品舉行封禪大典，把功勞歸于后世子孫。這大概應是最美好的治國大事，不朽的高尚事業。這樣，九州之內，可以拱手就能治理好，還擔憂什么呢! 不端正治國的根本而糾正那些細微末節的小事，就好像要理絲反而弄亂了絲線，不是治國理政的原則。可以命令三公、朝廷官員和知識淵博的儒生，制定這些事情的法規，作為國家的規范。”

高堂隆又認為改定紀時歷法，規定車馬祭牲的顏色，制定特定的旗號標志，使用不同的器械，是自古以來帝王顯明自己的政令、改變人民視聽的措施，因此春季的三個月冠以“王”字，以顯明天統、地統、人統等不同的歷法制度。于是他論述舊的規章制度，上奏改變。

曹叡聽從他的建議，改青龍五年(公元237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崇尚黃色，祭牲用白色，按正月建丑的地統制度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