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恨水人物簡歷簡介,張恨水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張恨水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有影響的多產作家。

他一生從事新聞工作，文學創作有中、長篇小說一百○三部，出版單行本六十三種，短篇小說四十余篇，各種題材的散文四千余篇，詩詞五百余首，合計約三千萬言。其創作量之大，實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所罕見。

縱觀張恨水的整個文學生涯，他走的是一條曲折、坎坷而又不斷向時代的進步文學靠攏的道路。由于他勤奮、好學又“力求使自己的創作跟上時代”，所以他雖然起步于鴛鴦蝴蝶派，但后來又逐步脫離開鴛派創作的軌道，經過自己的辛勤筆耕，而最終成為一名進步的、在小說創作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家。

一、“禮拜六”派的胚子

1895年農歷4月24日，他出生在江西廣信的一個小官吏家庭。原名張心遠，1914年他給漢口小報投稿時，從自己酷愛的南唐李后主《烏夜啼》詞“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一句中截取“恨水”二字作筆名，從此，“恨水”這個筆名便代替了他的正名，而被人們所熟知了。

張恨水原籍安徽潛山，因祖父、父親在江西任職，所以全家由安徽遷居江西。小時候，他就是一個頗為勤奮的學生。從童年起，在私塾中，他除了閱讀“四書”“五經”外，也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博覽了大量的中國古典小說。

1912年秋，他的父親因三天急病于南昌去世。父親一死，家境敗落，張恨水“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生活不得不就此結束。失學的張恨水十分痛苦。正在這時，孫中山先生主辦的“蒙藏墾殖學校”北遷未成，設在蘇州，這給絕望中的張恨水帶來了一線希望。次年，他考入了這個專科學校。學習期間他成了“禮拜六”派刊物的熱心讀者，并仿效這個流派的套路，撰寫了短篇小說《舊新娘》和《梅花劫》，投往當時設在上海的《小說月報》編輯部(不久，他竟然收到了主編惲鐵憔的回函，信上說：“稿子很好，意思尤可欽佩，容緩刊載。”)。后來，稿子雖未被采用，但對張恨水的創作，卻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他的第一部章回體長篇白話小說《青衫淚》也在這一年完成。

1916年，再次失學的張恨水返回原籍潛山并在家中的“黃土書房”內寫下了他早期習作的另兩篇文言中篇小說《未婚妻》和《紫玉成姻》。

后來，他受朋友推薦，于1918年2月只身來到蕪湖作了《皖江日報》的編輯。這一年，他在《皖江日報》上發表了言情小說《紫玉成姻》和《南國相思譜》;在上海《民國日報》上發表了諷刺小說《真假寶玉》和《小說迷魂游地府記》。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他便離開了蕪湖來到北京。

這就是張恨水創作活動的初期。

張恨水初期的作品，多是沿襲當時流行小說的套路：內容不是反映才子佳人的私情，就是發泄自己內心的苦悶;體裁多采用的是詩、詞夾雜、回目工整的章回體。他的《舊新娘》寫的是“一對青年的婚姻笑史”(見《我的寫作生涯》)。他的《紫玉成姻》、 《南國相思譜》寫的是“兩小無猜，舊式兒女的戀愛”故事(見《我的小說過程》)。他的《青衫淚》也是窮途末路發泄他內心的煩悶。至于《真假寶玉》， 《小說迷魂游地府記》，雖有點諷刺意味，但仍屬極幼稚的作品。所以，張恨水這時期的創作，不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是和當時充斥于社會的以寫“兒女私情”為主的鴛鴦蝴蝶派作品一脈相承的。此時的張恨水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鴛鴦蝴蝶派作家。

張恨水初登文壇，就成為鴛鴦蝴蝶派作家是有其原因的。

“由于我所讀的小說和詞典，引我成了才子的崇拜者”，而且“后來二十多歲到三十歲的時候，我的思想，不會脫離這個范疇，那完全是我自己拴的牛鼻子。”張恨水這段自白，點出了他“初出茅廬”就步入鴛派行列的主觀原因。張恨水出身于小官吏家庭，在他父親未去世之前，過的與世隔絕的讀書生活。在私塾里，他除了讀當時傳統的教材外，還接觸了大量的古典文學作品，尤其是受到古典言情作品的熏陶。他醉心于風花雪月式的詞章，欣賞風流才子式的小說。他這種逐漸增長起來的文學嗜好，一直延續了多年。所以，他初步文壇，開始創作時，滿腦子裝的是“荷粉露垂，杏花煙潤”的詞匯和精工典麗的詞章，編造的是《桃花扇》《燕子箋》一類的內容，效仿的是《花月痕》中詩、詞夾雜，講究編目的形式。這樣，反映在他初期作品中的就不能不是纏綿悱惻“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的生活，浸透在他作品中的就不能不帶有濃郁的“脂粉”氣息。

造成張恨水初登文壇就成為鴛派作家的第二個原因，是當時風行社會的鴛派作品的影響。

二十世紀初，正是鴛派文學由發展而趨向繁榮的時期。這時，不僅出現了一大批鴛派作者，而且他們所創辦的刊物達幾十種之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周瘦鵑、王純根主編的《禮拜六》。在這些刊物上，他們連編累牘地發表了大量的言情小說。其內容：初為“唯才子能憐這風塵淪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識坎坷不遇的才子，受盡千辛萬苦之后，終于成了佳偶，或者都成了神仙”;繼而是“書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 (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勝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再而是“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悅相戀，分拆不開，柳蔭花下，象一對蝴蝶，一雙鴛鴦一樣，但有時因為嚴親，或者因為薄命，也竟至于偶見悲劇的結局，不再都成神仙了”(魯迅： 《上海文藝之一瞥》)。這些作品，在我國新文學運動方興未艾的時期，尤如決堤的洪水，四處泛濫，其影響波及全國，充斥了當時的文壇，對人們，尤其是對青年人思想的侵蝕甚為嚴重。

張恨水就是鴛派作品的知音讀者，他自己也毫不掩飾這一點，“我已打入小說圈，專愛風流才子，高人隱士的行為”，“我不是喜歡看《小說月報》嗎，我每月總是要節省兩角錢，買一期《小說月報》看”(《我的寫作生涯》)。為什么張恨水對鴛派作品，尤其對鴛派作品中的言情小說如此著迷呢?這是因為當時鴛派言情作品中反映出來的思想情緒和張恨水的思想實際恰恰合拍。“予為詩禮之家，法極守舊”(《山窗小品苔前偶憶》)，這是張恨水對其家庭恰如其分地概括。在這封建色彩十分濃郁的家庭里，他接受的是正統的封建教育，腦子里裝了不少封建倫理道德。他父親去世后，家境逐漸衰敗，他不得不結束了安定的讀書生活，走向了顛沛流離的求學道路。生活上的變化，使張恨水的視野擴大了，新式學堂的教育，上海報紙的影響，使他“知道了這世界不是‘四書五經’上的世界”(見《我的寫作生涯》)，一股追求個性解放的新思想的涓涓細流開始注入他守舊的腦海之中，于是他“一躍而變為維新的少年了”(《我的寫作生涯》)

因此，此時的張恨水，新、舊思想并存，并經常發生尖銳的矛盾沖突，使他常常處于苦悶之中。十八歲那年，家庭包辦的婚姻迫得他“無可躲避” (見《我的小說過程》)。他極不滿意這次婚配，但傳統的封建婚姻觀念使他不得不被迫就范。失學的打擊，前途的渺茫，婚姻上的遭遇，使他滿腹牢騷，于是，他不是吟詩填詞“淚呀血呀窮病呀”的發泄內心的痛苦，就是從鴛派言情小說中尋找精神上的安慰。當時鴛派言情作品雖屬晚清人情小說的末流，但有些作品，還是反映了一些歷史的真實。透露出對封建禮教的怨恨，但在哀怨中又贊譽了遵守這種禮法的殉情者的《玉梨魂》;反映出人生凄苦和因封建倫理所造成的婚姻上的不幸，但又不敢直接觸及造成這種不幸的根源，把人生和婚姻的悲劇歸結為命運的播弄的《斷鴻零雁記》等，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浸透在這些作品中的青年男女，在婚姻上，受到封建禮教的壓抑，而又不能掙脫這種枷鎖，所感到苦悶、不滿，所發出的哀思和悲咽，和具有同樣情緒的張恨水的思想，發生了共鳴，從而使他成為這些作品的知音。所以鴛派作品的影響成了他初登文壇，就跨入了鴛派作家行列的另一原因。

張恨水在創作的初期就成為鴛派作家的這兩個重要因素，對此，張恨水也有過自我表白：“這個階段，我是兩重人格，由于學校和新書給予我的啟發，我是個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辮子。由于我所讀的小說和詞典引我成了才子的崇拜者。這兩種人格的溶化，可說是民國初年“禮拜六”派文人的典型……”所以，“后來人家說我是‘禮拜六’派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為我沒有開始寫作前，我已造成了這樣一個胚子。”(見《我的寫作生涯》)

二、創作路程上的跋涉

1919年，震撼全國的“五四”運動爆發，全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打倒孔家店的怒吼，觸動了張恨水的思想。他“親眼看到了許多熱烈的情形”，頗受鼓舞。于是，他在蕪湖《皖江日報》上辦起了介紹“五四”運動的周刊，宣傳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但他自幼受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裝了一肚子的詞章，對于“文學革命”的主張，雖表示擁護，但思想上仍有不少保留的地方，就是對這場革命運動，當時他也不十分理解。他后來回憶說：“那時候，我們都很幼稚，沒有什么明確的觀點，看見別人示威游行，我們三兩個人，手上拿了小旗子，站在報館門口，跟著喊口號。”(見《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1期中張曉水等所寫《回憶父親張恨水先生》)。因此，張恨水在這場革命運動中，基本上充當了一個隨波逐流的角色，這就使他不可能無保留地支持新生事物，主動地投身于革命變革之中，從而阻礙了他思想認識上的提高，多少有些辜負了歷史賦于他長趨進步的良好時機。雖然如此，但有一事卻表現出他是一位有愛國思想的青年。

1919年陰歷5月4日，蕪湖群眾驅趕了一名破壞抵制日貨的賣藝人。第二天，日本駐南京領事館以蕪湖群眾仇日為名，派兵來到蕪湖高呼著“日本大帝國萬歲!”的口號列隊游行，向中國人民挑釁。在報館工作的張恨水目睹了這一切，義憤填膺，他用屈原的愛國精神鼓舞同人，組成了一支游行隊伍，扛著大旗，高喊著：“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在蕪湖大街上往返數次，有力地鼓舞了蕪湖群眾的反日士氣。

不久，他辭去了《皖江日報》的工作，來到北京，準備報考北大。但“一到北京，就加入了新聞界，使我沒有時間讀書……”(見《我的寫作生涯》)求學的夙愿只好置之腦后了。

1924年，成舍我在北京創辦了《世界晚報》，第二年，又創辦了《世界日報》。張恨水應邀兼任了這兩報副刊《夜光》、《明珠》的主編。生活的變化，工作的需要，迫使張恨水政治視野擴大了，從一定程度上講，他已逐步擺脫了個人、家庭的小圈子，把目光移向了社會。他目睹了當時軍閥爭權、內閣迭換、官府暴政、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聽到了當時許多“知名人士”們的“內幕新聞”。雖然他還認識不到產生這些現象的根源，然而一個新聞記者的“良心”使他不能袖手旁觀，于是他拿起筆來，以“報人”的眼光，用雜文和小說的形式，開始揭露丑惡現實。

張恨水的雜文，內容很繁雜，其中有些文章因事因時而發，起著針砭時弊的作用。他的《中國人的命每條五十元》一文(見1925年6月3日北京《世界日報》)，以“上海英租界的巡捕，打死七個學生”，而每殺害一個中國人，“總是罰五十元了事”的事實，揭露了外國軍人在中國土地上，橫行無忌，草營人命的強盜行徑。在《官不聊生》一文中(見1925年9月25日北京《世界日報》)，通過福建某縣知事因貪污公款被迫自殺的事件，指出了當時官場內“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的爾虞我詐的腐朽現實，及這些貪官們對百姓的殘酷壓榨。此外，他的《勢利鬼可起而為總長》， 《免考入門券》， 《新閣員大號之干干干》等文章也都是從不同角度暴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

除雜文外，張恨水還用小說形式對丑惡現實加以揭露。他的第一部有影響的作品，是1924年4月21日在《世界晚報》上發表的《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是一部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藍本的社會譴責小說。全書連載五十七個月(1924年4月至1929年1月)，洋洋百萬言，是張恨水頗費匠心繪制的一幅反映二十年代北京各階層社會生活的畫卷。由于作品回目工整，在故事編排上，張恨水又摒棄了以往社會小說“說完一事，又遞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組織”的方法，改用“先安排下一個主角，并安排幾個陪客”的結構方式，盡管作品的某些章節在情節發展中有些冷落了主人公，又重犯了人物間呈單線聯系的毛病，但和以往的社會小說相比，卻是一種大膽的革新。再加上通俗的語言，描寫的細膩，故事的生動，所以這部小說具有較強的吸引力。書中的主人公叫楊杏園，張恨水有意把他安排做新聞記者，這樣，作者就可以從新聞工作者的正義感和責任感出發，通過楊的所見所聞，把當時社會上千奇百怪的內幕丑聞揭發出來，加以譴責。

其中對封建軍閥，反動官僚的揭露尤為深刻。

二十年代的北京，社會非常黑暗。軍閥和官僚們勾結起來，在各帝國主義支持下，形成了一個嚴酷的統治網。他們燃起戰火，爭權奪利，貪污受賄，揮霍無度，捧角猥妓，無所不為，攪得國無寧日，民不聊生。社會上這些黑暗的現實，在《春明外史》中都得到了較為真實的反映。十六回《欲壑空填花叢迷老吏，墜歡難拾宦境困英雄》中，揭露了國務總理章學孟，置公事而不顧，私往妓館“聚祿院”，揮灑金錢戲笑紅。國務總理竟如此，下屬官員又如何?第二十八回中，某總長和他的閣僚們為捧旦角而作方域之戰。他們為討女角歡心，竟在一夜打牌之中輸贏數千元，隨即贈給一旦角去買一輛小汽車。又將牛某之妹獻給內閣總理，換得十五萬河工款的報酬，而他們置百姓疾苦而不顧，只將五萬元應付河工，從中貪污十萬元。官場腐敗達到了何種程度!官府如此，軍閥更甚。第八十回中，統帥幾十萬軍隊的關督理，臨時駐軍北京。不知用何手段搞到五萬元軍餉，于是乎決定大大花天酒地享樂一番，決心把餉銀全部“花掉拉倒”。不僅大擺宴席，還派人用十八輛汽車接來幾十個妓女，洞房花燭夜地鬧了個烏煙瘴氣。

《春明外史》不僅較為深刻地揭露了封建軍閥、權貴們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還對當時佛門的虛偽、騙人的迷信給予了抨擊。書中“道泉寺”的法坡和尚勾結官府，用放高利貸的方法殘剝窮人;“寂靜禪”的法航和尚和董某三姨太的風流韻事……如此等等，把當時某些出家之人不守戒規，表面道貌岸然，實則滿腹男盜女娼的丑態揭露得入木三分。還有那搬神弄鬼的“除惡社”，剛面對青天給張果老照完相，隨即從社中跑出一條黑毛白耳朵的毛驢。騙人把戲，不攻自破。可見當時世俗敗壞、社會黑暗達到了怎樣的程度!

《春明外史》走得是一條譴責性的路子，筆鋒觸及到當時北京各個階層。書中人物均有所指：公府老魏就是影射的曹錕，秦彥禮當是李彥青，閔克玉當是王克敏，魯大昌則是張宗昌等等。書中所寫事件，也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盡管如此， 《春明外史》仍受張恨水早期思想的影響，帶有較濃厚的鴛派色彩。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首先，作品以楊杏園的戀愛史作為貫穿整個小說的主要線索。作品的前二十二回，主要是寫楊杏園和青樓妓女梨云的戀愛過程。楊鐘情于梨云，但又無力為她贖身，當梨云重病將死時，只有楊在破屋病榻前日夜相陪，使這位淪落風塵的少女臨死前得到人間純正的安慰。第二十三回后，又引出了能詩善文的才女李冬青。李冬青才貌雙全，于是成了楊的追求對象。但李患內疾，不能婚配，又推出寄人籬下的史蓮科，構成了名副其實的“三角戀愛”。因此， 《春明外史》雖重在暴露，但仍未脫出鴛派作品的舊巢。張恨水自己也說過：“《春明外史》的主干人物，仍然帶有我少年的才子佳人的習氣，少有革命精神” (見《我的寫作生涯》)。

其次，貫穿全作品的楊杏園，是個新舊思想交雜的人物，確“少有革命精神”。他為人正直，少年老成，潔身自好，但他的為人處事卻是消極的。他重俠義，但對社會上不義者卻缺乏斗爭的勇氣;他具有新聞記者的“良心”，但對社會上的邪惡勢力，只滿足于腦中憤然，心中詛咒;他感到舊禮教的束縛，世俗的腐敗，但對社會上出現的一些新生事物又持反對態度;他不滿社會的黑暗，但又不去探求改造這種環境的宗旨，而是采取了“一律忍耐”的態度。當他這種矛盾的心理無法解決時，就去求救于佛學，“如今悟得西來意，看斷紅消是自然”，從四大皆空中去尋求自我解脫，直至象和尚那樣在參禪般地涅槃中死去。

有人說： 《春明外史》中的楊杏園頗象張恨水。這種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二十年代的張恨水，雖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但自幼生活的家庭，受到的教育及社會影響帶給他的舊的傳統觀念并未徹底清除掉，使他成了一位半新半舊的人物。在這種新舊混雜的思想支配下，他塑造出的楊杏園有自己的影子，我們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春明外史》發表后，受到了一些讀者們的歡迎，張恨水也由此而揚名。于是，約稿的信件不斷寄來，他寫小說也由此一發而不可收。從1924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夕，這八年間，他在全國各報刊發表的中、長篇小說近二十部。這些作品雖多為社會言情小說，但“暴露”始終是貫穿于這些作品的主要思想傾向。其中影響比較大的，繼《春明外史》后，要首推《金粉世家》了。如果說《春明外史》是張恨水的成名作，那么《金粉世家》就是他小說創作上的繼續崛起。

《金粉世家》 (1927年至1932年北京《世界晚報》)，百二十回，百萬言上下，它以二十年代北京某些豪門的實際生活狀況為背景，以“金燕西和平常人家的才女冷清秋一對夫婦的戀愛，結婚，反目，離散”為線索，重點“寫了金銓總理一家的悲歡離合和興衰”，同時也反映了當年官場的腐敗，上層社會荒淫無恥的生活(見1929年4月香港廣角鏡出版的張明明《回憶我的父親張恨水》)。藝術上，如果我們把《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進行一番比較，就不難發現，前者走的是《儒林外史》的路子，而后者仿效的是《紅樓夢》的寫法。當然，金粉世家》在實際成就上遠不及《紅樓夢》，但是這部小說人物繁多，場面浩大，而全篇布局不亂，線絡分明，書中人物也寫得較有性格。這和《春明外史》相比，不能不說張恨水在小說創作上有了長足的進步。

《金粉世家》給人突出的印象是對當時豪門權貴腐朽墮落的揭露。小說通過那些身居要職，卻玩忽職守，千方百計肥飽私囊的官僚們的可恥行徑，揭露了當時官場的黑暗與腐敗;通過對金銓及其妻妾，四子四女和兒媳女婿精神狀態和生活的描寫，揭露了當時上層社會揮金如土，醉生夢死的寄生蟲生活;通過金燕西及其兄弟們在婚姻上胡亂用情的表現，譴責了“紈袴子弟”喜新厭舊，用情不專的不軌行為。

但是，活躍在《金粉世家》之中的，不僅是這些肆意揮霍，醉生夢死的寄生蟲，還有一位在思想、氣質，行為上與那些寄生蟲截然不同的人物冷清秋。

冷清秋是《金粉世家》中的女主人公。她是個家境貧寒的書香門第之女。她才貌雙全，因而引起了“紈袴子弟”金燕西挖空心思地追求和引誘，最后終于和金燕西結了婚。到金府后，她受到小姐和太太們的鄙視，金燕西的冷待，終于被逼無奈，不得不在一場大火之中，脫去“錦繡重枷”悄然遁去。她的遭遇是不幸的，然而這位在婚姻上遭到磨難的女子卻有著與眾不同的性格：好慕虛榮，致使她上當受騙，但她又能反躬自省，認清了金燕西的真面目，自悔“終乘鸚鵡貪香稻，博得鲇魚上竹竿”。她潔身自好，雖身處豪華中，卻不愿同金府的男女們同流合污。她心地善良，同情弱小，和金府使女們相處甚好，憐憫從小就被拐賣的丫環秋香。她有著自食其力婦女自立的朦朧的民主思想，她說：“我為尊重我自己的人格起見，我也不能再向他求妥協，成為一個寄生蟲;我自信憑我的能耐，還可以找碗飯吃，縱然，找不到飯吃，餓死我也愿意”。顯然，從冷清秋身上表現出來的氣質、行為，是那些少爺小姐們所不能比的。她的婦女自立思想也是作品中人物所達到的最高思想境界。而這種思想，也是張恨水“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的思想在他作品中的具體體現。

需要指出的是： 《金粉世家》雖然對北洋軍閥統治下，封建官僚及他們子弟的驕奢淫逸作了較為深刻的揭露，但對金府長者金銓的處理上，顯得揭露不足，偏袒有余。在張恨水的筆下，金銓以一個創業者的姿態出現在作品之中，通過燕西生日宴會和婚禮上的兩次講演，使人覺得金銓是一個忠于職守、為國操勞、主張平等、十分開明的人物。好象種種壞事都是不肖子孫所為，與他無關。就連冷清秋在他死后也哭訴著說：“我想我這人太沒有福氣，有這樣公正，這樣仁慈的公公，只來半年，便失去了”。作品中對金銓的這些描寫，簡直是對封建官僚的美化，不僅嚴重地沖淡了作品中暴露的氣氛，而且也違背了社會生活的真實。

《金粉世家》是張恨水的第二部力作，在對舊社會黑暗勢力的揭露上，略深于《春明外史》。它所缺乏的是“奮斗有為”的時代精神。所以《金粉世家》的銷路雖在《春明外史》之上，但它帶給讀者的，多是一種熱鬧、傷感的情緒。

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張恨水由“五四”時期萌發起來的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被激發起來，開始關注外敵的入侵，國家的危亡。他接連寫出了《恥與日人共事》、 《中國不會亡國》等雜文，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暴行進行了譴責和聲討。在《恥與日人共事》(見1928年5月16日北平《世界日報》)中，他借濟南慘案后，山東學者柯紹齋毅然辭去中日文化委員會委員一事，指出：“濟案事關國體”，是中國人就應“恥于日人共事”。在《中國不會亡國》(見1928年5月22日北平《世界日報》)一文中，他認為中國面積大，人口多，國情復雜，“排除異族干涉的思想太深入下層階級了”，所以“世界上的強國，無論是誰，他都不能并吞中國”，中國是不會亡國的。他的這些認識，雖然還顯得膚淺，但對張恨水來說， 思想認識水平確是有了一定的提高。他意識到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威脅，同時，在帝國主義侵略面前，更感到中國社會的腐敗和黑暗。認識上的提高，促使他的創作起了很大的變化，“到寫《啼笑因緣》時”，他“就有了寫小說必須趕上時代的想法”(見《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輯，張恨水《我的創作和生活》)。

《啼笑因緣》 (見1930年3月至11月的上海《新聞報》)不論是內容還是藝術上，與前兩部作品相比，有了顯著的進步。手法上，寫人狀物更加細膩，結構上也更加嚴謹靈巧了;內容上，隱于前二部作品中的消極避世、沉浸佛學的情緒大大淡薄了;對社會上的丑惡現實，也由客觀揭露轉向了傾向鮮明的抨擊，表現出一種明顯的反封建傾向。

首先， 《啼笑因緣》把鞭撻的矛頭指向了封建制度的維護者——反動軍閥。

劉德柱是張恨水在《啼笑因緣》中塑造的主要軍閥代表人物。他專橫，殘暴，生活糜爛，精神空虛。他逼死了容貌已衰的正妻，槍殺了和表哥吃了一頓館子的姨太太。當他看上了大鼓藝人沈鳳喜后，就派人硬搶到公館，直至殘害沈鳳喜發瘋。所以張恨水在作品中通過關壽峰之口喊出了：“這是什么世道，北京城里，大總統住的地方，都是這樣的不講理，若是在別的地方，老百姓別過日子了。”表達了下層人民對反動軍閥飛揚跋扈，窮奢極欲的強烈不滿。張恨水通過塑造這一人物，把批判矛頭直接指向了上層統治者——維護封建統治的反動軍閥。告訴人們，他們是社會動亂的禍根，是千百萬個社會悲劇的制造者。顯然， 《啼笑因緣》對權貴，豪門的揭露和控訴力量大大強于《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

其次， 《啼笑因緣》的反封建傾向還表現在樊家樹和沈鳳喜悲歡離合的愛情糾葛之中。

樊家樹是《啼笑因緣》中著力刻畫的一個主要人物。他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但有著平民化的思想。他不滿黑晝顛到，醉生夢死的貴族生活，而對于苦于謀生的百姓之家卻透出諸多的同情;他厭惡舞場，卻經常出沒于“下等人聚合”的天橋，并和“走江湖”的下等人關壽峰結為“忘年交”。當關壽峰病魔纏身，一貧如洗時，他“慷慨解囊”，“分金續命”。可見，在樊家樹思想中，貧富貴賤的等級觀念是十分淡薄的。

對于樊家樹這種帶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平民化”思想，多年來均被評論家們所否定，認為樊家樹這個富有者的恩賜，正適合了在舊社會苦海無邊，走投無路的小市民“希望出現這樣助貧濟困的好人，以便依靠這些人來改變自己卑微的社會地位的心理”(見1982年5月版《啼笑因緣》序)。這種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樊家樹這種帶有一定民主傾向的“平民化”思想，不僅只包含這些消極成分，還有它積極的一面，那就是從這種思想中所滲透出來的對封建等級觀念的批判。

在戀愛婚姻上，對封建“門閥”觀念的沖擊使《啼笑因緣》反封建思想達到了最高點。“金玉良緣”、“門當戶對”是封建婚姻的支柱，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是封建社會男女青年構成婚姻所必須經過的橋梁。辛亥革命后，這種封建的婚姻制度并沒有隨封建王朝覆滅而消失，它一直得到封建遺老遺少們的維護。 《啼笑因緣》中的樊家樹卻是位在新思潮的影響下，取于蔑視這種封建觀念，追求婚姻自主的青年。

論門第，樊、沈二人門不當，戶不對，但二人自天橋相會，到“手加約指”定下終身，這過程既沒有“父母之命”，也沒有“媒妁之言”。為表示愛情上的忠貞，樊家樹多次對沈鳳喜說：“我們愛情不是建筑在金錢上”的，甚至摔茶杯起誓：“我要是靠幾個臭錢，不過來戲弄你，并沒有真心，那么，我就象這個茶杯一樣”。這充分表明，他愛的是人，是人的品質，而不是金錢和地位。這種不從“門閥”觀念出發，不以地位和權勢為轉移的自主婚姻觀點，正是《啼笑因緣》反封建精神的具體體現。當沈鳳喜被反動軍閥劉將軍玷污后，他還認為“身體上受一點侮辱，卻與彼此的愛情，一點沒有關系”，甚至鼓動沈鳳喜隨他一起遠走高飛。這是對女子失節，倫理不許、社會不容的傳統封建節烈觀的徹底否定。

《啼笑因緣》雖然顯示出較鮮明的反封建傾向，但由于作者世界觀所限，沒能從當時階級矛盾這個最本質的現實來觀察和描寫社會，所以作品中反映出來的反封建思想是不徹底的。比如，作品前半部以樊沈自主婚姻為線索，反映出一定的反“門閥”觀點，但后半部又勾畫出樊、何相戀的端倪。這樣，作品從反封建禮教出發，而最后又回到封建的“門當戶對”的窠臼之中。對于樊家樹，作者雖極力把他描寫成革新人物，但實際上樊家樹仍未徹底掙脫封建思想對他的束縛。他同情弱小，但對“為富不仁”的壓迫者又不敢起來反抗。他反對封建的“門閥”觀念，但他培養沈鳳喜讀書的目的卻又是為了抬高她的身份。所以，歸根到底樊家樹仍不過是一位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助貧濟困”的平民化大少爺而已。作品中雖然抨擊了無惡不作的反動軍閥，描寫了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但作者揭示不出這種不合理制度存在的根源，所以也就不能為作者所同情的那些受迫害者指出一條正確的出路，只得把關氏父女的“山寺除奸”的俠義行為作為解救人生痛苦的良方拋給了讀者。

所以， 《啼笑因緣》這部作品，在反封建的同時，又保留著一些封建思想的殘余。

在藝術上， 《啼笑因緣》也是很有特色的。首先給人印象較深的是該書精巧的構思。小說是以愛情為主線展開的，作者通過符合生活邏輯的“巧合”，構成“懸念，推動情節波瀾起伏地展開。樊家樹在天橋偶遇沈鳳喜為一巧，造成了二人的“一見鐘情”。沈鳳喜和何麗娜長得極為相似是二巧，造成了樊端本、陶太太的誤中“撮合”，導致了樊、沈愛情發展中的波折。樊家樹回鄉探母，劉將軍霸占沈鳳喜為三巧，造成了樊、沈婚姻的悲劇。這時，與樊家樹結成“忘年交”的關壽峰和對樊也產生愛慕之情的關秀姑，又出來打抱不平，引出了“山寺除奸”的情節。這樣，張恨水又把愛情故事和武俠傳奇交織在了一起，使全書故事環環相扣，生動曲折，又富有傳奇色彩。所以， 《啼笑因緣》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它不僅博得了許多讀者同情的眼淚，同時也喚起了讀者對壓迫者的強烈憎惡。其次， 《啼笑因緣》主要人物的塑造也是較有性格的。樊家樹、劉將軍這二個人物，我們前邊已經分析過，現在來分析一下女主人公沈鳳喜的形象。沈出身于一個貧寒的市民家庭，長得“自有一種清媚態度，可以引動看的人”，這是構成她和樊家樹姻緣的一個重要因素。她純潔聰明，雖然不識字，但學會了許多曲詞，在演技上也是一位姣姣者。她“含情脈脈，不帶點輕狂”，在不失身分的情況下知道如何去迎合樊家樹的心理。她又是一個意志薄弱者，上學后她向樊家樹要這要那，表現出慕虛榮的性格。她真心所愛是樊家樹，但又經不住劉將軍的淫威和物質引誘，最終落了個可悲的下場。當然，造成她婚姻悲劇的主要是飛揚跋扈的反動軍閥，但和她從小市民階層帶來的“見財生心”的劣根性不能說沒有關系。除沈鳳喜外，作品中對關氏父女的塑造也是較為成功的，這里就不一一贅敘了。

以上，是張恨水創作的第二個時期，對于這時期的創作，我們應如何評價呢?為了得出較為客觀、公正的結論，我們不妨把它和當時流行的言情小說及當時的左翼文學(主要是愛情小說)作一下簡略的比較：

內容上，張恨水這一時期的作品仍帶有較濃厚的“才子佳人”的氣息，但他已把對黑暗社會的揭露作為自己創作的主旨，有的作品還顯示出一定的反封建傾向。所以，從作品中反映出來的思想，遠遠高于那些“凄惋低沉，哀怨苦悶”，有意迴避社會丑惡的鴛派作品，更是三十年代初流行于上海十里洋場的肉感小說所不能相提并論的。雖然如此，和當時觸及到社會矛盾，具有強烈反抗精神的新文學作品(比如《家》等)相比，卻又遜色得多。

在對主人公塑造上，張恨水筆下的主要人物，多是“半新半舊”的人物。比如楊杏園、冷清秋、樊家樹，他們身上都帶有一定的新思想、新道德，但楊杏園的“一律忍耐”、冷清秋的“淡泊自甘”、樊家樹的“助貧濟困”又帶有明顯的舊思想的烙印。這種“半新半舊”的人物，在鴛派作品中是容易找到的，但不論從覺悟程度，還是從反抗精神上，他們比象只能在殉情或殉道上作出選擇的人物形象要高出一籌。而在新文學作品中，這些人物大概不會作為主要正面人物來塑造，即使出現在作品中，一定對他們“新”的因素加以肯定，對他們“舊”的東西則加以批判。象《家》中，巴金對覺新委屈求全、逆來順受的性格采取的就是鞭撻和批判的態度。

在展示出路上，一般鴛派作品，還涉及不到這個問題。張恨水的作品，在這個問題上，呈現出的是一片迷惘狀態。楊杏園在沉浸佛學中孤寂升天;冷清秋的出路是在一場大火中，悄然隱去，這里雖含有一點微薄的反抗意識，但仍屬個人品格上的行為。至于《啼笑因緣》，雖有明顯的反封建傾向，但弱小者的出路在哪里呢?作者自己也不清楚，只得把鋤奸除惡的俠義行為拋給了讀者。當然，在作品中為讀者展現出正確的出路，就是當時新文學作家有的也做不到這一點，但浸透在作品中的追求、探索精神，不妥協地向舊勢力抗爭的力量是強烈的，這是張恨水作品所比不上的。

在創作方法上，這時期的張恨水也有了較大的變化。他基本上擺脫了前期創作中那種閉門虛構，任意杜撰的非現實主義手法，開始注意遵循現實主義的原則去進行創造，他認為：“我們假使不能經常獲得新的資料，便無從產生有時代精神的作品”。 (見1941年12月5日《橫眉》， 《奔流》新集之三中佐思所著《禮拜六派新舊小說家的比較》)所以，為使創作能夠較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他開始注意不斷地向現實生活索取營養。在創作中，那怕是“一事一物不能著筆的時候，我也不怕費事，親自去考察，縱然不能考察，我必得向知道的細細打聽一番”(見《我的小說過程》)。他這時期的作品， 可以說都是對當時社會進行仔細地觀察、精心地歸納、加工后寫成的，所以這些作品都從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某些社會生活的側影。盡管這樣，他的創作，仍受著金錢的指使，興趣主義的束縛，很少描寫社會生活的本質，反映出時代的特色。真正從思想上，藝術上登上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他還要走一段艱苦的路。

這時期的張恨水，雖有了“創作要趕上時代”的要求，但他仍未徹底擺脫鴛派的影響。因此，他本時期的創作多游離于社會新思潮的邊緣。張恨水真正接受時代召喚，是在抗日烽火燃起之后。

三、在抗戰中奮起

“九一八”的炮聲，震動了張恨水的思想，激起了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面對“烽煙滿目，山河破碎”，“寇氛日深，民無死所”的嚴酷現實，他“心如火焚”，感到“國難臨頭”。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他認為應“必興語言文字，喚醒國人”，盡一點“鼓勵民氣”的責任(見《彎弓集》序)。于是他于1932年，用了二十天的時間，撰寫了三篇短篇小說、一個劇本，一組筆記和三組詩，集在一起，取名《彎弓集》。“彎弓”，不言而喻，含有“彎弓射日”之意。小說發表后，有的同志稱之為“封建余孽”的作品。這種看法，未免有些片面。盡管《彎弓集》中存在著種種不足，但它鼓吹抗戰是不假的，而且從中我們看到了張恨水“寫作意識，轉變了方向”(見《我的寫作和生活》)，開始跟上了時代的步伐。從此以后，以善寫言情作品見長的張恨水，“寫任何小說，都想帶點抗御外侮的意識進去”(見《我的創作和生活》)。

1935年9月，張恨水來到上海，主編《立報》副刊《花果山》。年底，因受華北偽政權的威脅，未敢北歸，輾轉南京，和張友鸞共同創辦了《南京人報》。“七·七”事變后，日寇進逼南京， 《南京人報》被迫停刊。張恨水也于1938年1月在抗戰的烽煙烈火中，來到了重慶，加入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擔任了重慶《新民報》副刊主編。

當時的重慶，是革命、進步文藝工作者云集的地方。所以，張恨水一到重慶，就被文藝界抗御外侮、拯救中華的氣氛所包圍。他的抗日熱情受到了進步文藝工作者的支持和贊揚。而抗日上的一致性，又使張恨水自覺地向革命文學靠攏。因《新民報》社距《新華日報》社不遠，他成了《新華日報》社的客人;跟潘梓年成了好友，和老舍關系密切……與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交往，促進了張恨水思想上的轉變，提高了他的認識水平。他進一步了解了全國抗戰的形勢，看到抗戰的阻力，認清了抗戰的前途，從而增強了他為抗戰而創作的決心。于是他以《新民報》副刊《最后關頭》為陣地，發出了一篇篇戰斗性很強的雜文。

在《怒吼吧，八路軍》 (見1938年7月1日《新民報》)一文中，他深情地寫道：“有好久的時間了，我們老百姓一顆熱烈的心，期待著，希望第八路軍，再來一個偉大的勝利，蓋過平型關大捷”，字里行間，對英勇善戰的八路軍寄以深切的期望。

1939年，“平江慘案”發生后，他提筆寫了一副挽聯“抗戰無慚君且死，同情有淚我何言”，對國民黨反動派阻撓抗戰，殘酷屠殺我新四軍指戰員的暴行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在《囤積狂》、《經商狂》 (見1940年9月6日和12月5日《新民報》)等雜文中，他對置國家、民族危亡而不顧，囤積居奇，處心積慮，一心想發國難財的官僚、商人進行了深刻地揭露。

1941年，日本帝國主義為集中兵力對付中國共產黨所領導下的抗日力量，對國民黨采取了誘降政策。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行徑日益明顯。他們封鎖消息，控制報刊，迫害進步人士，把重慶搞得烏煙瘴氣。在報刊上，再直接發表抨擊現實，主張抗日的言論困難了，于是，張恨水把《新民報》副刊上的《最后關頭》專欄改名為《上下古今談》。在上面，幾乎每天都發表一篇散文，直至1945年12月離開重慶。其特點多是調動他平生所學，借古諷今，借物喻人。“社會上每有一個問題發生，就在歷史上找件相近的事談，或者找一件大自然的事物來比擬。例如說孔公館，就可以談談賈似道的半閑堂;說夫人之流，可以談楊貴妃;說到大貪污，可以說和珅;提到了重慶政治的污濁，可以說霧;提到狗坐飛機，可以說淮南王雞犬升天”(見《我的寫作生涯》)。這樣做，既可以避開國民黨新聞檢查人員的糾纏，又達到了揭露黑暗，抨擊時弊的目的。

重慶的生活是艱苦的，張恨水在重慶的八年中，住的是城外南溫泉桃子溝的三間茅草房;吃的是往返十幾里由市內背回家的平價米;穿的是一件從舊貨攤上賤價買來的馬褂。他曾寫詩自嘲說：“入蜀三年未做衣，近來天暖也愁眉，破衫已不象東西。襪子跟通嘲鴨蛋，布鞋絮斷象雞皮，派成名士我無疑”。艱苦的生活，沒有削弱張恨水的戰斗意志，反而使他對國民黨統治的腐敗認識得更加清楚了。為了使自己不忘淪陷的國土，他把自己居住的茅屋起名為“北望齋”;為了寫出更多的有益于抗戰的文章，他常常左手抱著熟睡的女兒，右手操筆寫作到深夜。這樣，在重慶期間，他寫出了近千篇散文，二十余部中、長篇小說。

張恨水在重慶的小說創作，已不固守回目工整典雅的章回體，多采用加標題的散體化形式。他的創作方法也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更加重視作品所反映內容的真實性。他說：寫作時“不肯以茅屋草窗下的幻想去下筆，必定有事實的根據，等于目睹差不多，我才用為題材”(見《巷戰之夜》自序)。所以，這時期張恨水的作品表現出明顯的現實主義趨向，他注意從社會生活和斗爭中選取重大題材，去反映時代的課題。題材上，我們大致可以把他這時期的小說分為三類：軍事小說，歷史小說，社會諷刺小說，其中以第三類思想水準最高。

張恨水以軍事為題材的小說，主要有《沖鋒》、 《紅花港》、 《潛山血》、 《前線的安徽、安徽的前線》、 《游擊隊》、 《大江東去》和《虎賁萬歲》等。這些作品，以反映的內容看，主要有三方面應引起我們的注意。

首先，多數作品反映的是人民群眾自發性的抗日斗爭。這種斗爭多以游擊隊的形式出現。他們在敵戰區內，自動組織起來，同仇敵愾，打擊敵人。 《沖鋒》這部作品，就是以日寇侵占天津為背景，描寫了教員出身的前線游擊隊支隊長張競存及他所領導的游擊隊的成長和戰斗經歷。作品中，不僅揭露了日寇侵入天津時的燒殺搶掠，狂轟濫炸，而且用熱情壯烈的筆調，歌頌了這支游擊隊和天津市民同國民黨下級官兵同心協力，浴血巷戰，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跡。

其次，張恨水的這類作品，幾乎都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抗日軍隊的支持。 《沖鋒》、 《大江東去》中都有這方面的描寫，就連《虎賁萬歲》這樣直接反映國民黨正規軍抗日的小說，也沒有失掉這樣的情節。 《虎賁萬歲》是張恨水受二位從抗戰的炮火硝煙中幸存下來的軍人之托而寫的，描寫的是守衛常德的國民黨軍隊，在槍林彈雨中和日本侵略軍展開激烈戰斗的場面。即使這樣，作者也沒有忘記描寫戰前的軍民關系和戰時民眾對軍隊的支持。

最后，不少作品中，張恨水都用了一定的筆墨較詳細地描寫了日軍侵華時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沖鋒》中記敘了日軍侵入天津時，對守軍和人民群眾的野蠻轟炸; 《大江東去》中描寫了日寇占領南京后，對手無寸鐵的人民群眾瘋狂地屠殺。作者通過這些描寫，力求激起人們的民族仇恨和愛國熱情，促使人們奔赴前線，去保家衛國。

總之，張恨水以軍事為題材的小說，揭露了侵略軍的殘暴，頌揚了人民群眾的抗日斗爭，表達了作者自己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

但是，張恨水的這類作品，仍存在著一些不足：第一，作者“對軍事是百分之二百的外行”(見《我的寫作生涯》)，他雖有愛國的熱情，但無戰爭生活的實踐和經驗，那么，他是怎樣寫軍事小說的呢?只得憑借文件、資料和別人的敘述進行創作。這樣，反映在他作品中的就不乏空泛和不切實際的成分。第二，有的人說：此時在小說創作上，張恨水追求的是在抗戰與言情上兼而有之。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張恨水既說過：“抗戰時代，作文最好與抗戰有關，這一原則，自是不容搖撼”(見《偶像自序》)。又說過：“小說就是小說，若是象戰史一樣，不但自亂其體，恐怕也很難引起讀者的興趣，我要求……找點軟性的羅曼斯在里面。”(見《虎賁萬歲·自序》)而且，在他某些作品里，也確實有一些過分的男女愛情上的糾葛。 比如《大江東去》中，無止無休的多角戀愛就和抗戰生活糾纏在一起。雖然最后以民族大義戰勝了男女之間的私情，但大大減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本來革命與戀愛沒有矛盾，如果處理的正確，不但可以更深入地反映生活，而且可以調節作品的氣氛。但張恨水在有的作品中過重渲染了男女愛情上的糾紛，這不能不說他多少還帶有一些舊時創作的紋章印跡。

張恨水以歷史為題材的小說主要有《中原豪俠傳》和《水滸新傳》。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水滸新傳》。

《水滸新傳》最初連載于1940年至1941年的上海《新聞報》上。小說的主要故事情節，是說：“水滸人物受了招安，跟隨張叔夜和金人打仗”(見《我的寫作生涯》)，最后汴梁陷落，一百多名英雄，大多為國捐軀。張恨水的這種寫法，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當時的上海，已經淪陷，報刊上根本容不得半點抗日的言論，所以，張恨水就借用歷史上大宋抗金的故事，來影射當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以“愧士大夫階級”(見《我的寫作生涯》)，激發國民的民族氣節。

隨著抗戰的深入，國民黨的腐朽的專制統治日益成為抗日的阻力，為了保證抗戰的順利進行，國統區的革命文藝工作者，紛紛拿起筆來，去“寫新的黑暗”(見《茅盾文藝雜論集·論加強批評》)，揭露那些阻礙抗戰的丑惡現實。張恨水也以積極的姿態，投入了這場斗爭，決心“把那些間接有助于抗戰的問題和直接有害于抗戰的表現都寫出來”(見《我的寫作生涯》)。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的社會諷刺小說《八十一夢》和《魍魎世界》。

《八十一夢》刊于1939年12月至1941年4月的重慶《新民報》上。小說采用散體化的形式，以“寓言十九，托之于夢”的手法，對戰時重慶，國民黨貪官污吏的倒行逆施，社會上豪門權貴的腐朽生活進行了深刻地揭露、辛辣地諷刺。

《八十一夢》的想象力是非常豐富的。張恨水調動他豐富的歷史知識，把古典小說中的典型人物信手拈來，讓他們活躍在現實生活之中。通過他們的活動，編織出一幅幅生動的漫畫，有力嘲諷了重慶那些不顧民族危亡，一味紙醉金迷的人中之妖。它使知情者看了，無不心領神會，拍案叫絕。 比如在《狗頭國一瞥》中，作者寫道：這個國度的人走路都要分三等，穿黃(金)、穿白(銀)的人到處耀武揚威。而那些商人們不見外國貨就咳嗽，被外國人打了耳光，頓時覺得長了身價。深刻諷刺了社會那些巨商富賈崇洋媚外，乘國家之危，大發橫財的丑惡本質。在《天堂之游》中，把守南天門的豬八戒竟是貪污受賄、囤積居奇的大走私犯。在天空橫行無忌的竟是十家銀行老板西門慶及他的同伙潘金蓮、善財童子和羅剎公主。這是對國民黨官僚上下勾通，想方設法圖財謀利的冷嘲熱諷。 《在鐘馗帳下》里，作者寫了一個“渾談國”，大敵當前，斷了水源，人民渴得要死，但當權者還在不緊不慢地召集什么“臨渴掘井討論委員會會議”。聯系當時，這不正是對社會上那些口頭抗日派的揭露嗎?在《我是孫悟空》一夢里，作者寫出了那些敲骨吸髓的妖精們，雖遭到孫悟空的正義討伐，但在通天老母的庇護下，仍逍遙法外。那個“通天大仙”神通廣大，不僅孫悟空無法相比，就是如來佛祖也敵他不過。更令人痛快之極的是《忠實分子》一夢，里面寫著：一處“平常百姓，不得在此停留”的富公館，座落在高高的山坡上。雖然富公館吃用的都是用巨型飛機空降的全國各地的物產，但山坡上白石嵌的標語卻是“儉以養廉”。在通往公館的空中電車上，坐的是哈巴狗和翻毛雞。更令人奇怪的是這電車站門是由一塊兩畝地大小的銅錢構成，而且銅錢上的“順治通寶”四字已被改成“孔道通天”。這簡直把嘲諷矛頭直接指向了當時赫赫有名的國民黨財政部長孔某人。由于《八十一夢》的鋒芒刺痛了頑固反動的四大家族，因此，還在小說連載的時候，國民黨特務就認為張恨水“赤化”了，他的書信來往也受到了嚴格的檢查。某人還“接我到一個很好的居處，酒肉招待，又勸了我一宿。最后，他問我是不是有意到貴州息烽一帶，去休息兩年”(見《我的寫作生涯》)。國民黨特務的威逼，使張恨水只得把《八十一夢》草草收尾，但張恨水仍在“楔子”里對國民黨的高壓政策作了有力的回擊。“楔子”的名子就叫“鼠齒下的剩余”，里面寫到：“……在夢本之上，多添了一點油腥氣，這就刺激了老鼠的特殊嗅覺器官，被老鼠咬噬了……從鼠齒下的剩余，又被作者整理聯串起來，耗子大王。雖有始皇之威，而我也就是伏生之未死，還能拿出尚書于余燼呢。”再一次對國民黨當局進行了辛辣深刻的諷刺。

小說發表后，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受到文學界進步人士普遍重視。重慶《新華日報》曾載文寫道：“這是一部殘潰的歷史的插曲……作者在嘻笑怒罵中剝視了這些貪污者的皮象……”(見重慶《新華日報》1942年9月21日宇文宙的《夢與現實》)1942年，周恩來同志在接見《新民報》編輯時也說過：“同反動派作斗爭，可以從正面斗，也可以從側面斗。我覺得用小說體裁揭露黑暗勢力，就是一個好辦法，也不會弄到‘開天窗’。恨水先生的《八十一夢》不是就起了一定的作用嗎?”(見1977年第二期《四川文藝》，羅承烈《難忘的深情教誨》)，對《八十一夢》也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繼《八十一夢》后，張恨水沒有屈服國民黨特務的威逼和恫嚇，又寫出了一部散體化長篇小說《魍魎世界》。這部作品，雖沒有《八十一夢》那樣鋒芒畢露，但對國民黨統治下霧重慶的丑惡現實，也進行了著力地揭露和鞭撻。

《魍魎世界》，原名《牛馬走》。題目所指，十分明確，是要譴責不顧國恥，專門害人利己的人中之鬼。

小說以心理學博士西門德，和教育家區莊正兩家的變化為主要線索，通過兩家成員的所見、所聞、所作，為讀者勾勒出一幅貪官當道、奸商橫行的百丑圖。他們在大敵當前的時刻，不思報國，卻乘國家、民族之危，囤積居奇，大發國難財。書中的藺慕如，可算工業界首戶，溫五爺可算商界巨子。在敵寇入境的情況下，他們都干了些什么呢?壟斷市場，低價買進，高價賣出，從中牟取暴利。他們派車跑滇緬之路，購進外貨，一賺就是幾百萬元。就連溫家二奶奶以“錢出去，錢進來”的“洗澡”方式，一星期就凈賺三四十萬元。牟金之法真可謂怵目驚心。然而，他們一面干著害國害民的勾當，一面又打著抗日愛國的旗號，作者借西門德之口，對這種可恥的行徑作了深刻的揭露：“他們開公司，開錢莊，起的名子不是利民，就是抗戰，其實他娘的扯淡，不過是借了名義，吸收游資，囤積居奇!”

囤積居奇，是為了大把抓錢，爾后，便是想方設法，紙醉金迷，這是一切巨商富賈的共同本質。藺慕如，溫五爺之流不也是如此嗎?他們城里有豪華的公館，鄉間有鮮花簇擁的別墅;在家有眾多男傭女仆的侍奉，出外有現代化的小汽車。為了吃盡山珍海味，溫家每月耗金五十萬;為了吃到各種鮮水果，計又然設法從海陸空運來。還有那在賭場上一輸就是一千二百萬元的趙大爺……他們真是視金如土，肆意揮霍。

西門恭是張恨水筆下的一位國民黨官員。他明里作官，暗處勾結奸商，投機倒把，按股分利，以飽私囊。從他的所作所為，我們可窺見國民黨官場腐敗之一斑。

作品中，張恨水也沒有放過對一般奸商的抨擊。錢尚富、郭寄從、柴自明等，是這些國難商人們的代表。他們極善鉆營，上連巨賈，下接小販，倒買倒賣，從中發財。

這些大小奸商們的猖獗活動，使本已黑暗的重慶，更加烏煙瘴氣，銅氣沖天。在這種銅臭氣的熏陶下，不少人棄業經商，今天還是轎夫，明天就成了有錢的闊老;昔日的黃包車夫，今日就成了公司老板。心理學博士西門德，在這種風氣的引誘下，也喪失了民族氣節，說什么：“如今是個致富的社會，我只圖找得著錢，就不問所干的是什么事了。”于是他也改行，成了一名國難商人。他利用替別人賣貨的機會，暗中提價，從中獲利幾萬元。他跑了一趟緬甸，回來后頓時成了幾十萬元的富翁。就連頗有愛國心，家教甚嚴的區老先生，因生活所迫，也沒有能夠阻止二兒子棄醫、三兒子棄教經商的行為。真是利之所在，人人眼紅。

張恨水就是這樣用他那枝鋒利的筆，刻畫了在“這抗戰司令臺畔”，牛頭馬面作惡，妖魔鬼蜮橫行的黑暗現實。

綜上所述，張恨水的社會諷刺小說，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揭露是深刻的，嘲諷是辛辣的。如果說他的軍事小說在反映現實生活上有一定距離，那么，他的社會諷刺小說在這一點上就得到了較好的克服。這并不是說他的這類小說就盡善盡美了，相反，仍存在著不足。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品中諷刺和揭露多停于現象，而對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本質則缺乏深刻的剖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應該肯定，張恨水在重慶的創作方向是正確的。作者站在進步的立場上，緊跟時代，通過辛勤筆耕，表達了一個知識分子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他的作品自始至終貫穿著一種堅持抗戰、堅持民主、積極向上的愛國主義精神，起到了宣傳群眾、團結群眾、暴露黑暗、打擊敵人的作用。所以這時期的張恨水已脫離開鴛派創作的軌道，在抗日統一戰線內，和革命文藝工作者并肩戰斗了。他的作品也已成為奔騰在抗戰文藝洪流中的一朵耀眼的浪花。

正因為如此，他的創作在當時重慶文藝界贏得了較高的聲譽。1944年5月16日，正值張恨水五十壽辰之際，為了表彰他在抗日工作上所做出的成績，重慶新聞界聯合發起了為他祝壽的活動，并對他的小說創作給予了實事求是的評價。 《新華日報》載文指出：他是“從遙遠的過程，迂徐而踏實地，走向現實主義道路的人”。潘梓年稱贊他創作三十年“不為官貴所搖惑，貧賤所移易”，“有識力，有修養，有明確的立場——堅主抗戰，堅主團結，堅主民主”(見當日《新民報》)。同一天，老舍、羅承烈等同志也都撰文從不同角度對他的創作給予了肯定的評價。

1945年8月14日，日寇宣布投降，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獲得了最后的勝利。同月28日，毛澤東同志應國民黨之邀，率中共代表團飛抵山城，準備和毫無誠意的國民黨蔣介石舉行和平談判。毛澤東同志在渝期間，與各方代表舉行了多次座談會，并單獨接見過張恨水，對他進步的創作傾向給予了肯定。12月3日，張恨水在重慶《新民報》發表了《告別重慶》一文，辭去了該報職務，攜全家離開了重慶。

1946年4月，他來到北平，擔任了北平《新民報》副刊主編兼經理職務。

在北平，為繼續和革命文藝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聯系，他邀請馬彥祥、方奈何分別擔任了北平《新民報》副刊《天橋》和《鼓樓》專欄的主編。同年5月，在北平文藝界進步人士的支持下，他又被推選為“北平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主任理事。和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接觸，使他保持了抗戰以來正確方向。所以，他到北平后，根據自己耳聞目睹的國民黨接收大員的胡作非為，撰寫了長篇小說《五子登科》，集中抨擊了那些國民黨大員每到一地，就瘋狂地搜刮“金子、車子、女子、房子、票子”的可恥行徑。他的《紙醉金迷》也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但是，張恨水畢竟是張恨水，他還不是一名堅定的革命文藝戰士。所以，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對新聞界的高壓政策及假和談、真內戰的騙人叫囂，使張恨水在行動上一時迷失了方向，產生了動搖。為保證北平《新民報》社不被封門，他于1946年10月連續發表了二篇題為《時局管窺》和《中共之失在政治》的社論(見19日、28日北平《新民報》)，對當時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對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進行了不切實際的評述，表現出他在關鍵時刻思想上的軟弱和動搖性。1948年秋，張恨水辭去了北平《新民報》的所有職務，終止了他從事了四十余年的報人生活。

四、創作的尾聲

1949年1月31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全國的隆隆炮聲之中，北平和平解放了。張恨水懷著欣喜的心情注視著自己周圍發生的巨大變化，當他正準備拿起筆來謳歌眼前的這個光明社會時，不幸于同年6月因患腦溢血而半身不遂。黨和政府十分關懷病中的張恨水，除了每月發給他一定的生活費用外，周總理還派專人看望了他，并聘請他為文化部顧問。不久，他正式參加了“全國作家協會”。1953年，張恨水正式恢復寫作，根據解放后北京人民生活的變化，寫了一組《冬日竹枝詞》，其中有“長安街上地常平，萬點燈光不夜城”。“西北郊區大學村，新添平路轉乾坤”等句，歌頌了新社會日新月異的變化。次年，在周總理等領導同志的鼓勵下，改編了以歷史愛情故事為題材的長篇章回小說《梁山伯與祝英臺》。爾后，又陸續寫出了《秋江》、 《白蛇傳》、《孟姜女》、《牛郎織女》等小說。在這些作品中，雖還可尋到他原有的一些風格，但是，不論從思想還是藝術上，遠比不上他從前的作品了。一場重病奪去了他揮灑自如的寫作能力，使他的創作沒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是令人惋惜的。1962年他的舊病復發，1967年不幸逝世，享年72歲。

張恨水是一位辛勤而有天才的作家，他賣文為生的生活之路，力求跟上時代的奮斗目標，使他近50年來創作，尤如噴泉的水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他的小說多以章回體的形式出現。藝術上以通俗淺顯的語言、細膩的描寫、曲折的故事見長;思想上，始終貫穿著一條抨擊黑暗、反對軍閥、反對國民黨腐朽統治、主張抗戰的主線。因此，舊社會，他在廣大下層人民，尤其是小市民階層有著廣泛的讀者，就是在今天，他的知音也不乏其人。人們，尤其是青年人可以從他的作品中領略到舊時代社會生活的人情風貌，了解一下舊社會鬼蜮出沒、群魔作怪、百姓受難的黑暗現實，從而會更加熱愛今天的美好生活。

注釋

附錄一 張恨水主要作品目錄

《春明外史》(長篇),1930年5月上海世界書局初版。

《啼笑因緣》(長篇),1930年12月上海三友書社初版。

《落霞孤鶩》(長篇),1931年8月上海世界書局初版。

《金粉世家》(長篇),1933年2月上海世界書局初版。

《夜深沉》(長篇),1941年6月上海三友書社初版。

《平滬通車》(長篇),1941年8月上海百新書局初版。

《八十一夢》(長篇),1943年9月重慶《新民報》社初版。

《大江東去》(長篇),1946年1月北平《新民報》社初版。

《沖鋒》(長篇),1946年2月南京《新民報》社初版。

《虎賁萬歲》(長篇),1946年7月上海百新書局初版。

《牛馬走》(長篇),1957年2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再版。

《彎弓集》,1932年北平遠恒書社初版。

《水滸人物論贊》,1944年3月重慶《萬象周刊》初版。

《山窗小品》,1945年12月上海雜志公司初版。

附錄二 張恨水研究重要論文目錄

錢杏邨《上海事變與鴛鴦蝴蝶派》,1933年6月上海合眾書店《現代中國文學論》。

夏征農《讀“啼笑因緣”——答伍臣君》,1935年10月上海生活書店《文學問答集》。

宇文宙《夢與現實——讀張恨水先生著<八十一夢>》,1942年9月21日重慶《新華日報》。

上官纓《張恨水小說新考》,1981年10月吉林《文藝訊稿》第四輯。

張友鸞《章回小說大家張恨水》,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新文學史料》第1期。

范伯群《論張恨水的幾部代表作》,1983年《文學評論》第1期。

張占國 魏守忠《張恨水年譜》,1983年四川《抗戰文藝研究》第5、 6期。

姜振昌《首先是藝術的魅力——<啼笑因緣>何以能贏得讀者的理解》,1983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四輯。

陳惠芬 袁進《張恨水抗戰小說初論》,1983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4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