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歷史事跡,評價,人物簡介

蔡鍔，是我國民國初年的杰出的軍事家。他在人世只生活了三十四年，卻參加領導了兩次重大的革命戰爭——辛亥云南重九起義和討袁護國戰爭。并留下了數篇凝結著他超群的才華和智慧的軍事著作，在近代中國享有崇高的聲望。朱德同志曾高度評價他： “思想敏捷，知識豐富，見解精辟，堅韌和無私”，當時 “在西南，還沒有人能趕得上蔡鍔的才華”^①。蔡鍔病逝后，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寄贈挽聯寫道： “平生慷慨班都護，萬里間關馬伏波”。^②

投身辛亥革命

蔡鍔，字松坡，1882年生于湖南寶慶(今湖南邵陽)。姐弟共四人，蔡鍔居長。時母親務農，父親為人縫紉，家境貧寒，無力供其讀書，幸六歲時被當地一位名士收為免費弟子。蔡鍔性格持重，沉默寡言，進私塾后，刻苦學習，進步很快，十歲時便讀完“四書五經”，能寫出比較流暢的文章，被鄉親譽為“神童”。十三歲應院試，被補為縣學生，十六歲考入長沙時務學堂。在時務學堂，蔡鍔以其優異的成績和激進的思想，得到當時任學堂中文總教習的梁啟超的賞識，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師生友誼。

當時，中國已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腐朽的清王朝風雨飄搖。1894年爆發的中日戰爭的失敗，使中華民族遭受了奇恥大辱，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激起了當時眾多先進人士的憂慮和斗爭。1895年4月，主張變法，提倡新學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邀約正在北京會試的一千多名舉人簽名上書，向光緒帝提出拒簽中日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的主張，掀起了聲勢巨大的變法運動。1898年9月下旬，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頑固派的鎮壓下，戊戌變法遭到失敗，譚嗣同等六人殉難，康有為、梁啟超出走，長沙時務學堂被解散。蔡鍔中途失學，失意徬徨，飄泊到上海。

1899年7月，蔡鍔應梁啟超海外函招，并得到唐才常的資助，東渡日本求學。先入大同高等學校學習文科，后為了軍事救國，決心投筆從戎，改入陸軍成城學校學習。1903年11月，又考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蔡鍔在士官學校思想活躍，成績突出，與同期的蔣方震、張孝準，同被稱為“中國士官三杰”。

這時，蔡鍔像許多愛國青年一樣，懷著滿腔熱情，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他慷慨激昂地說： “大丈夫當視國如家，努力進行，異日列吾國于第一等強國之列，方不負此七尺軀也”^①，表達了他真摯的愛國胸懷。但是，由于受其恩師梁啟超的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蔡鍔的思想也充斥著“君憲救國”的改良派的色彩。他不主張推翻清王朝，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暴力革命，而只是希望從改革軍事入手，幫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

1904年冬，蔡鍔畢業歸國。先后應聘任江西隨軍學堂監督、湖南教練處幫辦、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廣西測繪學堂堂長、陸軍小學總辦等職。這時蔡鍔不過二十幾歲，年輕英俊，文武雙全，腳蹬長筒靴，腰挎指揮刀，每日揚鞭躍馬，指揮練兵，灑脫驕健，威風凜凜，深得官兵們的敬仰，交口贊揚為“人中呂布，馬中赤免”。這期間蔡鍔也確實躊躇滿志，壯懷激烈，他寫詩明志說： “流血救民吾輩事，千秋肝膽自輪菌”，廢寢忘食，忘我工作，盡心竭力，篤于職守，一心想實現從改革軍事入手救國救民的抱負。但無奈社會腐敗，道路坎坷，落后的封建制度和頑固保守勢力，給蔡鍔的軍事改革設置了重重障礙。蔡鍔周轉三省苦斗六年，結果毫無建樹，不禁感到前途渺茫，產生了隱退之念。就在這時，他接到了云貴總督李經羲的召聘書，邀其赴云南任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真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蔡鍔在絕望中看到了希望，于是他整理行裝，慨然赴滇。

清末的云南和全國一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垂死的清王朝對邊省人民加強控制，激起了各族人民的更強烈的反抗。大批同盟會會員和陸續從日本回國的具有愛國思想的青年軍官，如李烈鈞、李根源、唐繼堯、羅佩金等人，分布在云南陸軍講武堂和新軍第九鎮中。他們思想激進，活動頻繁，積極策動和組織反對清王朝的革命斗爭。蔡鍔盡管為人處事穩健、沉著，在接任新職之前閉門謝客，埋頭輯錄《曾胡治兵語錄》，但也不能不受到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的影響。他自己未參加同盟會，卻暗中與同盟會保持聯系，對革命黨的活動給予同情和協助，并向同盟會員保證： 一旦發生革命，定給予“絕對同情支持”^①。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領導的反清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的火炬點燃了埋葬封建帝制的熊熊烈火。湘、川、黔諸省紛紛舉起義旗，云南革命黨人也積極行動起來。從10月19日起，云南同盟會會員連續五次召開秘密會議，醞釀響應武昌起義。被認為“穩慎周詳”的蔡鍔，應邀參加了后四次會議。在第四次秘密會議上， 蔡鍔同與會者唐繼堯、 劉存厚、 殷承絜等人歃血為盟，決心 “協力同心、恢復漢室”，發動武裝起義。在第五次會議上，蔡鍔被推為起義軍臨時總司令，負責擬定起義計劃并指揮起義軍作戰。

10月30日(農歷九月九日，又稱重九)夜八時，辛亥云南起義爆發。原講武堂監督李根源等率云南新軍第七十三標由昆明北門進攻五華山和軍械局，蔡鍔則率第七十四標和炮標由南門外巫家壩向城內推進，進攻總督署和五華山。戰至次日中午，南北兩路義軍會師于五華山，擊斃云南新軍第十九鎮統制鐘麟同，俘獲云貴總督李經羲。云南起義是繼武昌起義之后戰斗最激烈、代價最巨大的一次起義。蔡鍔在革命的決定時刻，挺身而出，擔任了起義軍的臨時總司令，堅定指揮，英勇戰斗，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11月1日，起義軍官兵在五華山組織了“云南軍都督府”，公推蔡鍔為云南都督。時蔡鍔僅二十九歲。

蔡鍔就都督職后，積極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頓財政，裁減軍隊，興辦教育，開發實業，并率先節儉俸給，使云南這個新興的資產階級政權省份，呈現出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

潛心研究軍事

蔡鍔是個思想敏捷、才干超群的軍事家，一生主要業績表現在軍事方面。他十八歲投筆從戎，直到1916年11月病逝前的十多年中，一直孜孜不倦地學習中外著名軍事著作，研究總結世界先進軍事經驗。不間斷地進行軍事學術研究，致力于民國軍隊的改革工作。其中，《軍國民篇》、《曾胡治兵語錄》(序言和按語)、《軍事計劃書》、《五省邊防計劃》等軍事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軍事思想，是中國軍事寶庫中不可忽視的遺產。

蔡鍔在日本留學時發表的《軍國民篇》是其早期的軍事代表作。在這篇文章中，他列舉了清末社會之所以 “國力孱弱、生氣銷沉”的八個弊端，即： 教育不普及，學派不統一，文學不健康，風俗不進步，體魄不強壯，武器不先進，精神不振作，國家不團結等，認為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學習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的 “武士道”精神和 “鐵血主義”，在中國實行 “軍國民主義”。軍國民主義是在當時一部分愛國青年中頗為流行的救國主張。他們認為，要想拯救中國，必須要富國強兵，而富國強兵的關鍵是 “強兵”，即首先從軍事方面進行改革，向四萬萬中國人民灌輸軍人的 “知識” “精神”和 “本領”，使中國成為軍人之國。那么，怎樣實行軍國民主義呢?當時愛國青年多方探求，眾說不一。蔡鍔則認為 “欲建造軍國民，必先陶鑄國魂”^①，所謂 “國魂”，就是類似日本的 “大和魂”，美國的 “孟魯(門羅)主義”和俄國的 “斯拉夫人種統一主義”。他說，如果中國有了這種 “國魂”，就有了 “國家建立之大綱，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②。那么，中國的 “國魂”應該是什么東西呢?蔡鍔說 “執筆至此，吾汗顏矣”^③，他自己未能做出回答。以上說明，蔡鍔當時剛剛投身軍界，大量接受的是帝國主義的軍事理論，還沒有形成自己獨立的思想。因此，他這時的軍事見解既不具體又含有幼稚的成分。當然，他企圖從軍事教育入手來拯救國家的主張，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曾胡治兵語錄》是1911年春季，蔡鍔在云南待職期間編纂的。曾國藩、胡林翼都是清咸豐年間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劊子手，歷史曾以“曾胡并稱”。曾胡二人在政治上是反動的，在軍隊建設和作戰指揮上都有許多獨到之處，在中國近代軍事領域占有一定的地位。蔡鍔搜集了曾、胡的大量奏章、函牘和日記，從中選摘出有價值的言論，分類編輯，并附以按語，寫成《曾胡治兵語錄》，希望以此作為 “精神講話”，“挽回補救”腐敗的清軍，以實現從軍事入手救國救民的道路。此書分“將材”、“用人”、“兵機”、“戰守”等十二章，反映了曾胡的主要軍事思想。在序言和按語中，蔡鍔毫不掩飾對曾胡的仰慕之情，尤其贊賞曾胡為清廷奮勇作戰的“良心和血性”，反映了他思想的片面性和保守性。當然，蔡鍔也結合曾胡的言論，談了自己對選將用人、治軍帶兵等問題的看法，提出了他的戰略戰術觀點。他說： “戰略戰術須因時以制宜，審勢以求當，未可稍有拘滯，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勢將如跛者之競走，鮮不蹶也”^①。因此，他既不死守曾、胡二人“主守不主攻”的成說，又不被當時西方兵學家 “極端的主張攻擊”的說法所左右，而是根據清末中國兵力不如鄰邦雄厚，軍隊不如外國精練和軍費匱乏、交通落后的特點，提出了誘敵深入的戰略設想。他說： “我國數年之內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與其孤注一擲之舉，不如采取波亞戰術，據險以守，節節為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為主，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殲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侖于境內，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鑒也”^②。這一戰略設想在當時能否付諸施行姑且不論，單是這種從本國實際出發研究軍事學術的 “因時以制宜”的思想方法，就是非常可貴的。

《五省邊防計劃》，是蔡鍔任云南都督期間主持制定的西南邊防協同作戰計劃草案。該計劃是由羅佩金、趙鐘奇、謝汝翼等人按照蔡鍔的思想意圖執筆擬制的，因此也反映了蔡鍔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抗擊外來侵略的軍事戰略思想。該計劃指出，中華民國雖然已經建立，但 “內訌未靖，外患思乘”，列強侵吞中國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東、北部邊境地區屢挑事端外，英國侵略者也不斷從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國也往越南增兵，企圖進犯滇桂。在此情況下，“西南邊要尤陷危險，民國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鍔呼吁西南五省(滇、川、黔、桂、粵)實行軍事聯合，以便隨時抗擊英法侵略者對西南地區的軍事侵略，救亡圖存，保衛新生的共和國家。這份計劃草案分三編十章，分別對五省聯合軍的兵力和編成，聯合軍之作戰區域和協同辦法，軍隊的集中展開和作戰步驟，以及戰前準備、兵站設置、戰場建設等項重大問題，都作了詳細的闡述和具體明確地規定。它不僅在當時是切實可行的，既使拿到今天，也有一定的實際參考價值。

一九一三年十月蔡鍔奉調入京，被任為全國經界局督辦，他一方面盡心盡力地領導經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熱心開展軍事學術活動。他與蔣方震、閻錫山等十一人組織軍事研究會，深入討論和研究各種軍事學術問題，在此基礎上，他又將赴京前完稿的《軍事計劃》一書擬具綱要進呈袁世凱。在這部書中，蔡鍔分述了戰爭與政治的關系、練兵的目的、義務兵役制及兵器、教育、軍隊編制與管理等軍事問題，全面系統地闡發了對改革民國軍隊、加強國防建設的設想。

他在該書一開頭指出： “戰爭者，政略沖突之結果也。軍隊者，戰爭之具，所以實行其政略者也”，“故政略定而戰略生焉，戰略定而軍隊生焉”，不僅指明了戰爭的定義和性質，還扼要地闡述了政治、戰爭和軍隊三者的關系。

在 “練兵之目的”一章中指出，國家練兵須有一定的目的性，練兵的目的是求戰，“故先求敵而后練兵者，其兵強; 先練兵而后求敵者，其兵弱”，主張要帶著敵情練兵，帶著仇恨練兵，使軍隊“立必戰之志”，才能軍壯兵強。

在 “國力與武力與兵力”一章中，辯證地闡述了國力(即人力與資財)、武力(即國防力量)和兵力(軍隊戰斗力)三者的關系。指出，國力 “為國家存在之源，即為武力發生之本，”其中包括國家經濟、資源、交通諸因素，更主要的是國民，“國力者，人力之集也”，國民的體力，智力和道德，直接決定著武力的強盛與否。有了強大的國力，再加上良好的 “國家政治之機能” (即國家制度)，必產生強大的武力。但武力與兵力又不相同，強大的武力泛指軍隊數量，但兵數不等于兵力。兵力系 “加之以軍事的組織鍛煉者”。“兵在精不在多”，兵力之大小，不在其數量，而在其素質。

在后面各章中，主要圍繞著如何增強國家兵力，從質量上加強軍隊建設而提出了若干措施。一是主張實行義務兵役制，改變傭兵制，使當兵服役成為每一國民的自覺行動，達到 “征之能來”、“來之能教”、“教之能歸”、“歸之能安”、“臨戰焉，一令之下，應聲而即至”的程度。二要改善軍隊武器裝備。要了解世界新技術，及時買進和制造新武器，還要懂得各種武器構造原理，更要熟練地使用武器，使 “精良之器”發揮最高效能。三要改革軍隊體制。蔡鍔主張把國家武裝力量分為野戰軍、守備軍、補充軍、國民軍、特種兵五部分，使國家軍隊“有戰于外者，有守于內者，有維持于后方者，有應變于臨時者，而國乃可言戰”。四要加強軍事教育。他認為，軍事的教育主要在軍隊，而不是在學校。軍人是 “國民之精華”，軍隊教育的好壞，不僅直接關系到軍隊的戰斗力，而且對整個國民精神影響極大。因此“平時軍隊之唯一事業，教育是也”。至于教育內容，他認為一是進行技術訓練，使官兵熟練掌握基本軍事技能。二是嚴格軍紀，使上下一致，號令嚴明。三是進行愛國教育，使全軍貫一愛國心。以上三者，是軍事教育之要綱。

這部三萬余言的《軍事計劃》書，論述精辟，內容豐富，是蔡鍔十多年軍事學術研究和軍事實踐活動的結晶，是其整個軍事思想的總結和概括，同時也反映了他盼望建設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以增強國家實力的強烈愿望。可惜，這樣一部飽含蔡鍔心血和熱望的軍事杰作在袁世凱和北洋軍閥們的眼里只是一堆廢紙，根本不予理睬。

蔡鍔畢竟是資產階級軍事人物，其軍事思想不可能不受階級的局限，包含著某些片面的甚至唯心的東西。他在《軍國民篇》中，不加分析地吹捧日本的 “大和魂精神”和俾斯表的“鐵血主義”，企圖用軍國主義的精神陶冶中國的軍隊; 在《曾胡治兵語錄》的序言和按語中，又過分地宣揚曾國藩、胡林翼的所謂 “良心和血性”，斷言 “為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為前提尤為扼要”等等，反映了他不分階級和國度，生吞活剝各類軍事學說的思想傾向。此外，他在一系列著述中，一般只強調軍事方面的改革，不涉及政治制度的變革，這在封建王朝或軍閥專制的中國，是根本行不通的。

領導護國戰爭

1913年10月，蔡鍔奉調入京，被派任全國經界局督辦和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辦事員等職。這時蔡鍔 “很有點癡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①。但是，他的這種幻想和熱情沒維持多久，就被袁世凱瘋狂地軍事獨裁和復辟帝制的行徑所撲滅。

1915年5月7日，袁世凱與日本帝國主義秘密簽訂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企圖為復辟帝制尋求靠山，這使蔡鍔痛心疾首。8月，在袁的授意下，一個打著 “籌一國之治安”旗號的籌安會在北京冒出來，公然為復辟帝制制造輿論。接著，各類 “聯合會”、“請愿團”也紛紛粉墨登場，為帝制唱贊歌。1915年12月，袁世凱完成了復辟帝制的準備，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國，改用洪憲年號。

袁世凱復辟帝制的罪行，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聲討，也擦亮了蔡鍔的眼睛，使他看清了袁世凱的丑惡面目，決心以武力反對袁世凱的帝制活動，“為四萬萬人爭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若無其事，常去北京八大胡同，與名妓小鳳仙廝混，以蒙蔽袁世凱，暗中卻多次潛赴天津，與老師梁啟超商量討袁計劃，并初步擬定了赴云南發動武裝起義的戰略設想。1915年11月，蔡鍔秘密離京赴津，旋以治病為名東渡日本，經臺灣、香港、越南抵達云南。此時云南昆明正處于革命急風暴雨的前夜。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軍隊中，從8月中旬 “籌安會”成立時起，中下級軍官就積極活動，醞釀發動討袁起義。9月11日以后，以唐繼堯為首的團以上軍官，又多次舉行秘密會議，確立了護國討袁的戰略決策，并著手進行戰爭準備工作。蔡鍔抵達昆明，受到了云南軍民的熱烈歡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裝起義的爆發。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電宣布獨立，眾推唐繼堯為云南軍政府都督，組成護國軍三個軍，分別從四川、湘西和廣西三個方向出師討袁。蔡鍔為第一軍總司令，率四個梯團(旅)約八千余人入川，擬對川邊敵軍突然襲擊，出奇制勝，奪占敘州(今宜賓)、瀘州諸要地，然后北攻成都，東取重慶，“與北洋軍周旋于巫山夔門以外”。然而，由于護國軍兵馬未動即公開宣戰，打亂了秘密開進、突然襲擊的作戰計劃; 加之多路出師分散了兵力，使護國軍第一軍在戰爭初期就喪失了戰場主動權。

蔡鍔組織指揮的四川戰役，是護國戰爭中打得最艱苦、最激烈，也是決定戰爭命運的戰略性戰役。當時，蔡鍔正患重病，“他瘦得像鬼，兩頰下陷，整個臉上只有兩眼還閃閃發光”^①，身體虛弱得連話都說不出來。然而他決心 “把全部生命獻給民國”，堅持抱病指揮討袁作戰。他以劉云峰之第一梯團出昭通攻敘州為左翼，戴戡率一個梯團出松坎攻綦江為右翼，自己親率顧品珍、趙又新兩個梯團約四千人為中路，經貴州畢節，直指四川瀘州。

蔡鍔率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部于1916年1月14日從昆明出發，命第二梯團之第三支隊董鴻勛所部作為先遣隊早四天出發。2月5日，董鴻勛與在永寧響應起義的劉存厚之川軍第二師(欠一旅)會合，二人擬定計劃，爭取在主力部隊趕到之前一同向瀘州發起進攻。

這時，瀘州守敵僅川軍一個旅。旅長熊祥生得知云南出兵的消息后，已派兵兩連，扼守江南之藍田壩，阻止護國軍渡江。2月7日晨，董、劉兩部協同攻下藍田壩，乘勢奪占月亮巖。月亮巖雄峙江邊，地勢高聳，在上面配置炮兵，可居高臨下壓制瀘州。董鴻勛將藍田壩月亮巖交劉軍駐守，自率兩營，從下游泰安場渡江攻擊瀘州側背。本來，若瀘州守敵既無援兵，又無戒備，董、劉兩軍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攻取瀘州不無可能，但這時，已經抵達重慶的北洋軍第三、七師之前鋒飛速援瀘，使瀘州敵情發生了很大變化。6日上午，袁軍第三師吳佩孚旅和川軍李炳之旅抵達瀘州，加強了瀘州防御力量。但董鴻勛年輕氣盛，在攻取藍田壩后，一不注意偵察分析敵情，二不注意鞏固陣地，監視敵人，不待主力部隊集中就倉促于8日拂曉從泰安場渡江，向彼岸之敵發動了進攻。這時，駐瀘守軍和援軍已達三個旅之眾，袁軍一面阻擊董鴻勛部的進攻，一面派兵利用夜幕偷渡長江，突襲月亮巖。駐守月亮巖的劉存厚軍猝不及防，倉惶退卻，團長陳禮門羞憤自戕。這時，已渡過長江進抵羅漢場的董支隊，遭到袁軍吳佩孚旅的截擊，不能前進，只好從原路撤回。12日，瀘州敵人傾巢出動，渡江進攻，將董劉兩部包圍在納溪安富街一隅，情勢非常危急。13日黃昏，護國軍何海清支隊趕到，沖破敵人包圍，解救了董、劉兩部。17日，朱德支隊也趕到納溪，馬上投入作戰，從小路奪占了納溪東面高地棉花坡，終于打破了敵人對納溪的包圍。23日，蔡鍔趕到前線，指揮全軍對敵實施反擊作戰。于是，戰斗在江安到藍田壩的廣闊地域內展開。雙方夜以繼日，反復爭奪，多次短兵相接，相互肉搏，戰況十分激烈。由于敵人兵力居優勢，且又占據險要地形，護國軍雖奮戰多日，始終未能突破敵軍陣地。這時敵人一師兩旅的兵力全部壓向納溪，“敵則源源增加，我則后顧難繼”^①，護國軍反復突擊，曠日持久，戰斗中傷亡和失蹤者不下千人，兵力大為減弱，彈藥尤其缺乏。在這種困難情況下，與敵硬拼下去，勢必一敗涂地。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3月6日，蔡鍔決定全線撤退。護國軍主力撤至大舟驛、敘蓬溪(今護國鎮)一線后，蔡鍔一面從敘州調集兵力，加強瀘、納戰場，一面構筑工事，整頓軍隊，電催唐繼堯接濟彈藥，準備伺機反攻。

護國軍在大舟驛休整數日，士氣復振，蔡鍔決定對敵全線反攻。這次反攻，蔡鍔無論是在制定計劃，組織協同，還是實施反指揮諸方面，都有條不紊，果斷堅決，在整個護國戰爭中，堪為精彩的一幕。3月15日，蔡鍔令右翼趙又新梯團自白節灘經雙合場進攻納溪側背，為主攻;中路顧品珍梯團一部由渠壩驛沿敘永河向納溪正面佯攻;朱德、張煦兩支隊從側翼向蘭田壩迂回前進，阻擊瀘州援納之敵;劉存厚師進窺牛滾場，威脅江安守敵，掩護主力攻納。蔡鍔在命令中指出：“逆軍極無攻擊精神，我軍對其正面只宜配布少數之兵，而以主力沖其側背，彼自潰走。宜切諭諸將領務多留預備隊在指揮官之掌握，俾便運用”^①。這種避實擊虛抄襲翼側的戰術，對于兵力不足的護國軍來說，是比較高明的。17日，幾路部隊同時向敵發起進攻，連戰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進到距瀘州僅幾公里的地方。敵人退到納溪外圍組織環形防御。護國軍各部因彈藥缺乏，未能突破敵人防御。蔡鍔見各路進展緩慢，恐合江之敵抄襲后路，遂于24日下令各路軍隊撤出戰斗，退回出發地。經此一戰，敵主力“第七師將校傷之殆盡，士兵損失過半，已無再戰能力”^②，張敬堯只得同意與護國軍停戰議和。

瀘納戰場，護國軍以弱于敵人的兵力，在餉彈兩缺，無后方接濟的情況下，與號稱精銳的北洋軍隊，奮戰數月，雖沒有奪占瀘州，卻牽制住了敵軍主力，阻止了敵軍的推進，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軍隊的行動，推動了全國反帝制運動的發展壯大。

在整個瀘納之戰中，蔡鍔顯示了他堅定的戰斗意志。蔡鍔拖著虛弱的病體，奮不顧身地堅持在前線指揮作戰，表現了他^① 《護國軍第二梯團戰斗詳報》蔡總司令命令。^② 《致梁啟超江電》，《蔡松坡先生遺集》之四。堅定不移、臨危不懼和為國為民戰斗到底的英雄氣概。在蔡鍔頑強精神的激勵下，護國軍官兵 “士氣堅定，上下一心，雖傷亡頗重，晝夜不得安息，風餐露宿，毫不為阻”^①。這種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仍率領將士同敵人拼殺的戰斗精神，是民國以來歷次戰爭中所少見的。

蔡鍔在瀘納之戰的作戰指揮， 存在著缺點錯誤。 其一是分散兵力，多路突擊。在四川方向，蔡鍔以八千余眾，分散配置，分割指揮，各自為戰，使每一突擊方向上的兵力很薄弱，不僅不能完成預定的作戰任務，甚至連把守關口，阻敵進攻也很困難。后來，蔡鍔盡管認識到兵力分散的問題，頻頻由敘州向納溪轉移兵力，但為時已晚。護國軍在瀘納戰場已遭到重大消耗，勢成強弩之末，根本無力突破瀘州、進取重慶了。

其次是強攻死守，戰術呆板。蔡鍔也沾染著當時軍事將領的通病，主要作戰著眼點是攻城奪地，因而不惜與敵反復在正面拼殺，強攻死守，而不注意發揮云南軍隊善于在山岳叢林地帶作戰的特長，和充分利用天時、地利、人民群眾支持等種種有利條件，采取多種戰法打擊敵人。這就是四川戰役初期護國軍打得艱苦吃力，付出代價很大而戰果甚微的基本原因。也反映了蔡鍔在作戰指揮方面的缺陷。

在瀘納戰場，護國軍第一軍與袁軍經過一個多月的反復爭奪，雙方都遭受了相當大的損失，而袁軍方面傷亡尤為慘重。3月22日，袁世凱在內外不利形勢的逼迫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張敬堯見勝利無望，也在31日與蔡鍔達成停戰 協議。四川戰場呈對峙狀態。6月6日，袁世凱病死，護國戰爭隨之結束。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繼任為民國大總統，任命蔡鍔為四川督軍兼省長。但是，這時蔡鍔病情惡化，他草草處理一下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東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蔡鍔終因醫治無效，病逝于日本，年僅三十四歲。

蔡鍔雖然在軍事理論研究和革命戰爭實踐中頗有建樹，但在政治上卻一直追隨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是位具有多重性格多種傾向的歷史人物。對其總的評價，史學界還頗有爭議。然而縱觀蔡鍔的一生，作為一個杰出的愛國軍事家，他還是當之無愧的。

注釋

① 轉引自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第139、141頁。②引自《蔡松坡先生遺集》第34頁。① 《蔡松坡先生之略史》,《長沙日報》1916年11月15日。① 詹秉忠、孫天霖《憶蔡鍔》,《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三集第432頁。①②③ 《軍國民篇》,《蔡松坡先生遺集》之二。① 《曾胡治兵語錄》下,《蔡松坡先生遺集》之二,第15頁。② 《曾胡治兵語錄》下,《蔡松坡先生遺集》之二,第16頁。① 梁啟超《護國之役回顧談》。① 轉引自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① 《致唐繼堯等廿九子電》,《蔡松坡先生遺集》之四。① 《致唐繼堯等廿九子電》,《蔡松坡先生遺集》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