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八股文取士，士大夫的精力皆耗于時文，因此詩文遠遜于唐宋。明初大亂之后，士人無意于功名，埋頭讀書，加上剛剛推翻元朝統治，士人對漢族的古文明尤有親切感，于是脫去元末纖巧浮艷的風氣，有一種渾然天成、清新自然的古樸風氣。明初作家有宋濂、劉基和高啟，宋濂以散文見長，高啟以詩歌見長，劉基則詩文兼優。從明成祖到英宗正統年間，統治秩序比較穩定，社會經濟日趨繁榮，雍容典雅的歌功頌德之文便統治了文壇，其代表作家是臺閣重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等，故稱之為“臺閣體”，其詩文散發著 “富貴福澤之氣”，以至于千篇一律，毫無生氣。為振起蒼白無力的文風，明中期出現了文學復古思潮。弘治、正德年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包括徐楨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在內的“前七子”崛起，他們響亮地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此唱彼和，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文學運動，取代了臺閣體對文壇的統治。到嘉靖年間，又有李攀龍、王世貞為首，包括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在內的“后七子”繼起，把復古主義文學運動推向高潮。“前后七子”大都是當時的政治風云人物，在與宦官、豪門的斗爭中，經歷了個人的升沉榮辱，因此也有真率可讀的詩文，而且前七子大都是西北人，其詩文也有以北方的雄剛取代南方之柔弱的特點。然而他們刻意模仿漢唐詩文的形式，缺乏個性和時代精神，走向另一種新的形式主義。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曾說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一天，他的朋友找出四首詩給他看，問：“此是何人詩?”答道：“唐詩。”朋友笑了起來，說：“此正是先生所不要看的宋詩呢!”何沉默半晌說：“仔細看看的確不好。”這種倔強已到了不講道理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