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派“中體西用”思想概述

洋務運動之前，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魏源等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先進人物，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他們可以稱為洋務運動的先驅，洋務思想的醞釀者。但是，魏源等人提出的這一嚴峻的歷史新課題，在以后的近二十年中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同。直至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這一主張才重新被人們所認識，并逐漸演變為洋務思潮。洋務派以“自強”“求富”相號召，在近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里，興辦新式工業，翻譯西方書籍，講求國際公法。洋務派的指導思想（或思想體系）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簡稱“中體西用”）。這個命題包含“中西”“體用”兩對范疇。這是西方資本主義東來，中學遭受猛烈沖擊，“采西學”，“制洋器”已無可回避的形勢下，一部分中國人當時作出的回應。在洋務運動中，它逐漸成為洋務派調和中西矛盾的武器，成為洋務派的指導思想。

“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中的這句話，是這種思想體系的最早表述。洋務派樂道“中體西用”，但正式把它概括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則在19世紀90年代。光緒二十一年（1894），沈秉成在《萬國公報》第75期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匡時策》的文章，提出：“夫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此后，“中體西用”被廣泛使用，成為流行語匯。

張之洞在1898年撰成的《勸學篇》中，對“中體西用”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的概括和總結。《勸學篇》用“舊學”“新學”來表述“中學”“西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西藝”“西史”易明，“西政”為何？“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而就“西政”與“西藝”而言，“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作為“用”的“新學”可以采用，作為“體”的“舊學”不能變動。“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倫紀”、“圣道”與“心術”是“體”，是舊學的核心，“法制”、“器械”及“工藝”是“用”，屬于新學的范疇。由此可見，不變之“體”的“中學”或“舊學”，就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這里要注意一點，張之洞把“律例”列為“西政”，把“法制”劃進“新學”范圍，從而論證了用西方法律和法學以改造中國的傳統法律的可行性。當然，張之洞所說的“律例”“法制”，乃是專就“律例”“法制”的形式、體例以及因社會發展而需引進舊法所無的西方新法（諸如商律等）而言，并不包括舊律例、舊法制中已法典化了的倫常名教。

“中體西用”是洋務派的思想體系，洋務派的法律思想當然不能離開這一思想體系的窠臼。整個洋務派的法意識、法思想，基本上仍然是傳統的舊法意識、舊法思想，只不過他們在維護以傳統綱常名教為核心的舊法規范的同時，還主張適應時勢的發展采用某些西方新法以補充傳統舊法，以便更好地維護君主專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