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學·目錄學著作

本世紀以來，相繼問世了一批研究古典目錄學的著作。較著名者有姚名達的《中國目錄學史》和《目錄學》、余嘉錫的《目錄學發微》、汪辟疆的《目錄學研究》、蔣伯潛的《校讎目錄學纂要》等。姚名達在三十年代“博搜精考”，利用京杭滬多所圖書館藏書，編寫成多種有關目錄學的文獻資料。在此基礎上編撰成《目錄學》和《中國目錄學史》。前者分原理、歷史、方法三篇共二十章，不僅回答了什么是目錄學及分類、編目、索引等問題，而且論述了目錄學起源，評述了古代的書目及目錄學家。后者是前者歷史篇的擴充，姚名達認為中國目錄學史中，“時代之精神殆無特別之差異”，因此全書不以時代為綱，而是分敘論、溯源、分類、體質、校讎、史志、宗教目錄、?？颇夸?、特種目錄、緒論諸篇，詳細地論述了中國目錄學史的發展，使其源流畢具，一覽無遺。他認為中國目錄學最大特色是重分類而輕編目，有提要而無索引，他提倡主題目錄，主張精撰提要，使目錄學成為人人所共知的最通俗的常識。姚名達認為“目錄學的目的，是把繁雜的書籍編成簡明目錄，使得讀者據目錄以尋求書籍，從書籍研究學問”。“目錄學的目的是要把目錄編得最完備，最明白，最方便，使得讀者人人能用目錄，以求學問”。他的這些關于目錄學作用的見解，較之過去認為目錄學只是為了研究古代目錄的見解前進了一步。他對古代書目及目錄學進行了認真地研究，實事求是地評判了他們的成就與缺點，尤其對劉向父子及鄭樵、章學誠等人的研究更為深入，如對章學誠的目錄學成就，他說“其所述的種種，在目錄學上大都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論述目錄學到這種境界中，實是值得欽佩的”。他對佛教書目的研究較為系統，在考證評論歷代佛教書目的基礎上，他認為魏晉是佛錄的初創時期，南北朝是其成立時期，隋唐是鼎盛時期，宋以后逐漸衰落。姚名達在研究目錄學上的另一見解是把目錄學與相關學科聯系起來，認為校讎學、圖書館學、書志學是目錄學的基本知識，倫理學、歷史學、檢字法是目錄學的輔助學科，教育學、語文學、考證學是目錄學的有關學科?？傊γ_的兩部目錄學著作是本世紀以來成就最高、資料最豐富的研究成果。余嘉錫的《目錄學發微》是1932年至1948年在北京各大學講授目錄學時的教材。他對目錄學的意義、功用與源流、歷代目錄類例的沿革及目錄體制(篇目、敘錄、小序、版本、序跋)等作了系統研究。他認為“蓋吾國從來之目錄學，其意義皆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書目能否實現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重要的是篇目、敘錄、小序、版本等各個組成部分的質量。余嘉錫指出，篇目“所以考一書之源流”;敘錄“所以考一人之源流”;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各個部分不可或缺。特別是敘錄(提要)“編錄書目，均當有解題，乃為盡善也”。他還以古代書目有無提要作為劃分書目性質的標準。他在繼承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提要必須重在考作者之行事、作者之時代、作者之學術，因為作者與圖書內容及優劣有關，只有把提要寫好了，才能“使百世之下，讀其書者，想見其為人，高者而聞風興起，次者亦神與古會。凡其人身世之所接觸，懷抱之所寄托，學者觀敘錄而已得其大概，而后還考之于其書，則其意志之所在，出于語言文字之表者，有以窺見其深”。對于篇目、小序，余嘉錫根據劉向父子編的書目認為都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三者不備，則功用不全”。此外，余嘉錫認為在目錄學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目錄、校讎、版本三者是一家之學，他說：“昔劉向奉詔校書，所作書錄，先言篇目之次第，次言以中書外書合若干本相讎校，本書多脫誤以某為某然后敘作者之行事及著書之旨意。向時未有雕版，所謂中書外書，猶宋以后之閣本及民間刻本耳。由是之言，則目錄、校讎、版本三者一家之學也。”汪辟疆的《目錄學研究》初版于1934年，他在序言中說：“索錄略之淵源，條分合之得失，與夫漢魏六朝間官私著錄之鉤稽，宋元明清后叢書類別之更定，所謂目錄學之最繁難最重要者，略已粲然備具?！比珪礆v史發展的幾個階段探討了各個時期目錄學的成就特點。他認為目錄學“考六藝之流別，較四部之得失，外以通夫古今學術之郵，內以神其䌷繹寸心之用。此目錄學之本旨也。示治學之門徑，啟著錄之成規，大之可為通方致遠之資，小之足為提要鉤玄之助。此目錄學之末節也”。他對目錄學的研究仍奉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宗旨。蔣伯潛上承鄭樵、章學誠，將目錄學納入校讎學，論述了校書編目學的歷史及校讎目錄學的內容。他總結了乾嘉以來關于目錄與校讎的爭論，認為廣義的校讎學包括?？?、編目、版本、輯佚、辨偽等，而鄭、章的所謂校讎學，實則重于目錄學，“清代中世之后，校勘學極端發達之后，目錄學已有自廣義的校讎學分化出來，自成一種學問的趨勢。西洋圖書分類法輸入，國內圖書館蜂起以后，目錄學已與狹義的校讎學分道揚鑣，以附庸蔚為大國了”。蔣伯潛認為校讎目錄學的內容包括征求書本、校正文字、厘定篇章、撰述敘錄、搜輯佚書、辨別偽書、書籍分類編目等。對古典目錄學研究的專著還有杜定友的《校讎新義》(1930)、張舜徽的 《廣校讎略》 (1945)、鄭鶴聲的《中國史部目錄學》(1933)、錢亞新的《鄭樵校讎略研究》(1948)、劉咸炌的《目錄學》(1934)、劉紀澤的《目錄學概論》 (1931)、周貞亮的 《目錄學》(1935)、劉異的《目錄學》(1933)、程千帆的《目錄學叢考》(1939)等。這些著述從不同側面對目錄學的定義、目錄學的研究對象、目錄學的歷史、目錄學的內容、目錄學的意義、目錄學與其它學科的關系以及書目編制方法等進行了有益的研究。1949年以來出版的專著有王重民的《中國目錄學論叢》(1984)、來新夏的《古典目錄學淺說》(1981)、羅孟禎的《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 (1983)、徐召勛的《學點目錄學》 (1983)、呂紹虞編的 《中國目錄學史稿》(1984)、武漢大學、北京大學合編的《目錄學概論》(1982)、彭斐章等編的《目錄學》(1986)、喬好勤編的《中國目錄學史》(1992)、倪曉建編的《書目工作概論》(1991)、朱天俊等編的 《應用目錄學簡明教程》(1993)等。另外，為了把目錄學的研究引向深入，真正成為讀書治學的學問，出現了陳秉才等編的《中國歷史書籍目錄》(1984)、謝灼華編的《中國文學目錄學》等?？颇夸泴W著作。一些文獻學、版本學、?？睂W及文化史、學術史、圖書史等學科的文獻中，也對古典目錄學給予了一定的研究。

綜上所述，鑒于中國目錄學的悠久歷史以及在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貢獻，目錄學家以及其它學科的學者對古典目錄學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秀傳統，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進行了許多有益的研究和探討。他們所做的研究工作，無論是系統地論述中國目錄學發生發展的歷史，闡述各個歷史時期目錄學的成就特點以及目錄學家的思想和貢獻，還是探討目錄學指導讀書治學和科學研究的功用，研究書目體制、種類以及書目編制方法，其目的都是力圖確立中國目錄學在世界目錄學研究史上的領先地位，繼承目錄學的豐富遺產和優秀傳統，把中華民族文化學術發展史中的這一精華發揚光大，為中國和世界的科學研究和文明進步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