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學·四家詩與漢代詩經學

秦代焚書，厲禁《詩》、《書》，漢初始廢挾書之律，六經得以傳承繼絕。其中《詩經》一書，因是歌詞，除去一部分《頌》詩以外，絕大部分的詩章都是押韻的，朗朗上口，易背易記，所以保存最為完整，“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漢書·藝文志》)。

西漢初，《詩經》已列為學官，設置博士，教授弟子。當時立于學官的只有屬于今文學派的齊、魯、韓三家詩。屬于古文學派的，則“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至東漢終立博士，列于官學。兩漢詩經學始終貫串著今、古文學派及四家《詩》的斗爭，直到東漢末年鄭玄兼通今古，為《毛詩》作箋，今古文之爭才告一段落，而其影響卻一直波及近代。實際上，四家《詩》的傳承異同及其紛爭，便構成兩漢詩經學的發展。

今文齊、魯、韓三家《詩》的起始與傳承，俱見于《漢書·儒林傳》。申公名申培，“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文帝時為博士，“始為《詩傳》，號《魯詩》”(《漢書·楚元王傳》)。武帝時入見，為太中大夫，弟子為博士者十余人。轅固為齊人，“以治 《詩》，孝景時為博士”，所傳為《齊詩》，“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韓嬰為燕人，傳《韓詩》，“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關于古文經《毛詩》的傳授，《漢書·儒林傳》僅言：“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鄭玄《詩譜序》稱“大毛公、小毛公”，也不言名字。三國時吳人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謂《毛詩》源流，為“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為河間獻王博士”。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則又記載了三國時吳人徐整的另一說法：“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詁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四家《詩》在兩漢的傳承脈絡大致載于《漢書》與《后漢書》的《儒林傳》，其實際情況相當復雜。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歸納概括了兩漢時四家《詩》的傳承情況，較為簡明，可以參看：

兩漢經說最重師法、家法，四家《詩》各有其政治文化背景，也都標榜為儒家嫡傳。其后《毛詩》獨興，文獻記載其傳承較詳，而三家《詩》失載，似乎唯《毛詩》為儒家正宗。但是，四家《詩》歸根結蒂都是傳授《詩經》，自當同出一源;又因漢代今文三家盛行，古文《毛詩》后出，所以史籍也有表明三家源自子夏、荀子的零星記載及旁證。因而整理研究四家溯源也成為漢代詩經學的課題，更成為清代詩經學的一大專題。

四家《詩》的區別，既是傳承上的，也是文字、文本、訓釋上的。一般來說，《毛詩》文字多用古體;三家《詩》多用本字，而《毛詩》多用假借字。但在文字、文本上四家《詩》的差異不大，主要還是在訓釋上有所不同。例如《邶風·北門》：“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毛傳》： “敦，厚。遺，加也。” 《鄭箋》：“敦，猶投擲也。”而《經典釋文》引《韓詩》說：“敦，迫也。”是訓解不同。清代陳喬樅說，《后漢書·韋彪傳》“以禮敦勸”，李賢注：“敦，猶逼也。”胡承珙《毛詩后箋》說，敦與督一聲之轉，“敦”是“督”的假借字，《廣雅》：“督，促也。”今仍有雙音節詞“督促”、“敦促”。類似的例子所在多有，說明三家《詩》與《毛詩》的說解雖然不同，但正可以互相印證、互為補充。

除了文字訓釋以外，對詩篇大意的訓解，四家《詩》也有所不同。如《周南·關雎》，是《詩經》的首篇。從現代人的眼光看來，這無疑是一首愛情詩，而漢代人則認為是一首政治詩。但同認為是政治詩，三家《詩》和 《毛詩》的解釋也有很大區別。三家《詩》認為《關雎》是諷刺周康王貪戀女色、不肯早起視朝的“刺詩”，《毛詩》卻認為《關雎》是歌頌后妃不妒嫉，“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的“美詩”。又如《小雅》的首篇《鹿鳴》，《毛詩》認為是天子用以燕群臣嘉賓的“美詩”，而《魯詩》卻認為是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的 “刺詩”。另外，四家《詩》均有“四始”的提法，而其說解也各有不同。《毛詩序》在敘述了《風》、《雅》、《頌》的含義以后，接著就說：“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孔穎達《正義》說“四始”就是指《風》、《小雅》、《大雅》和《頌》，“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 ‘四始’ 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于此也”。認為 《風》、二《雅》和《頌》就是至高至極的詩之“四始”。《魯詩》對于“四始”的說解，見于《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 《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韓詩》的說法，據清代魏源《詩古微》考證，是以 《周南》十一篇為國風之始，《小雅·鹿鳴》以下的十六篇、《大雅·文王》以下的十四篇為二《雅》之正始，《周頌》中以周公述文武之道的諸篇為《頌》之始。《齊詩》的說法采自緯書，用陰陽五行之說，如“《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 《嘉魚》在巳，火始也; 《鴻雁》在申，金始也”等等，更涉詭誕無稽之談了。

漢代的經說能否立于學官，關系到功名利祿。凡為經學者，一經朝廷承認，都能受爵祿而得其利，所以當時的今古文學派之爭十分激烈，古文經學派的《毛詩》長期受到今文三家的排斥。其實漢代經學無論今古，其思想脈絡都有相同之處，即都從政教角度說《詩》，頗多穿鑿附會。不過今文經學務事繁瑣，臃腫龐雜，附會史事，兼采讖緯，故《漢書》評其“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儒林傳贊》)“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 (《藝文志》)三家《詩》雖也談“美”“刺”，卻不如《毛詩》那樣有嚴格的系統。而古文經學的《毛詩》，相對來說比較平和、質實，從文字訓詁、名物制度入手，訓釋簡明扼要，易于傳習;它自命為子夏所傳的儒學正宗，在全書前有“大序”，各篇前有“小序”，并嚴格按照“風雅正變”的原則將詩篇劃分“美”“刺”，組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嚴密整齊，井然有序; 它還“獨標興體”，標明“興”義一百十六處，發揮譬喻，來表現其政治、倫理觀念，達到“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作用，能夠更好地為封建倫理綱常服務。再加上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專為《毛詩》作箋注，稱《毛詩傳箋》，簡稱《鄭箋》，使得《毛詩》最終壓倒了三家《詩》。

西漢時盛行的是三家《詩》，《毛詩》只能私相傳授。到東漢時，情形已有改變，著名經師如衛宏、賈逵、鄭興鄭眾父子、馬融、鄭玄等都治《毛詩》，其中尤以鄭玄影響最巨。

鄭玄(127—200)，字康成，曾受業馬融門下，深得其道。44歲時遭黨錮之禍，遂閉門不出，遍注群經。他為《毛詩》所作的訓釋稱為“箋”，意為“表也、識也”(晉代呂忱《字林》)，“宗毛為主，其義若隱略，則更表明; 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鄭玄《六藝論》)。說明他雖宗從《毛詩》卻不墨守《毛詩》，《毛詩》有不足之處，便兼采三家之長，破除了門戶之見，成為融會今古的大師;又因他遍注群經，便能以彼證此，博極淹通，從而使《毛詩》更加完善。《鄭箋》做到了以下幾點：

(1)確立了經書訓詁的原則，并將其運用于《毛詩》。鄭玄在注釋中多次運用豐富的訓詁術語，如說“某，某也”時，是直釋其義;說“某猶某也”是義隔而通;說“某讀為某”、“某讀曰某”時，是用本字注假借字;說“某讀若某”是注明字音等等。這些訓詁術語和原則，經鄭玄確定后，一直沿用了兩千年，在經學史上和《詩經》研究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熟悉這些訓詁術語和原則就無法掌握漢代以來的《詩經》研究。

(2) 補充和完善《毛傳》。如 《鄘風·載馳》：“既不我嘉，不能旋反。”《毛傳》僅解釋了后一句：“不能旋反我思也。”《鄭箋》則補充解釋了前面一句：“既，盡。嘉，善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歸唁兄。”連起來就使人了解這兩句意思是說，即使許國人全都不以我(許穆夫人)歸國吊唁兄長的行動為善，也不能改變我的想法。

(3)表明其意。《毛傳》有時過于簡單或不夠明確，《鄭箋》就進一步加以說明。如 《小雅·何人斯》： “彼何人斯? 胡逝我陳?”《毛傳》釋 “陳”為“堂涂也”。《鄭箋》進一步確定說，這里的“陳”是“公館之堂涂也”。

(4)下以己意。如《鄘風·相鼠》：“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毛傳》：“止，所止息也。”《鄭箋》則說：“止，容止。”與《毛傳》不同。按《韓詩》解為“止，節也，無禮節也”，與《鄭箋》相合。故后世很多人都指出，鄭玄的“下以己意”是采用了三家《詩》的見解。

(5)旁通他經。如釋《小雅》中的《笙詩》時，皆引《周禮》文，云此數篇“《鄉飲酒》、《燕禮》用焉”;釋《周頌·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時，亦引《周禮·地官·遂人》文，以說明周代的井田制來幫助對《詩》意的理解。

鄭玄還作 《詩譜》，按照美刺正變之說，排列《詩經》各篇譜系世次，使《毛詩》經說更加系統化和有組織。由于他的淹博兼通，真正做到了“博通宏大，無所不包”，奠定了漢代詩經學研究的基礎。從鄭玄以后一直到清代，盡管《詩經》研究中出現了宋學否定漢學，清代樸學又轉而否定宋學的激烈論爭，研究者們實際上還是不能超出經學的范疇。

《鄭箋》一出，《毛詩》大行，三家《詩》逐漸亡佚。《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遲至北宋也已亡佚，今天只有《韓詩外傳》存世。后人從事三家遺說的輯考的，有宋代王應麟《詩考》，清代范家相《三家詩拾遺》、丁晏《詩考補注補遺》、阮元《三家詩補遺》、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等。清末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集諸家之大成，引證豐富，并參以毛、鄭之說，是研考三家《詩》說的最好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