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儒學·清初儒學的哲學思想·王夫之進步的社會歷史觀

王夫之在人性論上提出了著名的命題“氣日生故性亦日生”(《讀四書大全說》卷七)。他認為人性不是先天決定的，而是后天客觀環境影響而逐步形成的。他認為人的形體是由陰陽、五行之氣構成的。由于陰陽五行之氣是不斷運動變化的，所以由它產生的人及其感覺思維活動和道德情操也是變化日新，生生不已的。人的生命是不斷變化的，故人性也不是“一受成侀”，而是“屢移而異”，有損有益的。故他反對宋儒的 “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理論。

在歷史觀上，王夫之努力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即 “理”。他運用他的“理氣相依”的自然觀，提出歷史規律的“理勢統一”論。他說：“言理勢者，猶言理之勢也，猶凡言理氣者謂理之氣也。理本非一成可執之物，不可得而見;氣之條緒節文，乃理之可見者也。” ( 《讀四書大全說》卷九) 猶如自然規律從“氣之條緒節文”上表現出來一樣，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理)也“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同上)。理與勢“不可以兩截溝分”，而是統一的，不可分離的。首先，王夫之對“理”，“勢”范疇的內涵作出了明確規定。他說：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張子正蒙注·至當篇》)“凡言勢者，皆順而不逆之緒也，從高趨卑，從大包小，不容違阻之謂也。”(《讀四書大全說》卷九)這是說，“勢”是不容違阻的客觀歷史必然性。其次，王夫之對“理”與“勢”的關系作出了詳細論證。所謂理勢統一，有兩方面意義：一曰“理成勢者也”(《詩廣傳》卷三)。從理與勢方面看，王夫之指出：“迨已得理，則自然成勢”;“理當然而然，則成乎勢矣”。(《讀四書大全說》卷九)。“離理無勢”，“理外無勢” ( 《尚書引義·武成》)。他以“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為例，論證說：“大德大賢宜為小德小賢之主，理所當尊，尊無歉也。小德小賢宜聽大德大賢之所役，理所當卑，卑斯安也，而固以成乎天子治方伯，方伯治諸侯，諸侯治卿大夫之勢，勢無不順也。”(《讀四書大全說》卷九)王夫之從封建等級觀念出發，把尊卑說成“理當然而然，則成乎勢矣”(同上)。二曰：勢成理者也”(《詩廣傳》卷三)。從“勢成理”方面看，王夫之指出：“勢既然不得不然，則即此為理矣”，“勢之當然者，又豈非理哉!”(《讀四書大全說》卷九)“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亦異矣”(《宋論》卷十);“勢相激而理隨以易” ( 《讀通鑒論》卷一)。他把 “勢成理”分為兩類：一類是因“勢”而成“當然而然”之“理。”如周武王對殷紂發動牧野之戰，“原情準理而天下服，則亦順勢以循理”(《尚書引義·武成》)。另一類是因“勢”而成“不得不然”之理。如秦始皇廢封建、建郡縣，“垂二千年而弗能致矣，合古今上下皆中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 ( 《讀通鑒論》卷一)王夫之的理勢統一論，是中國古代歷史觀的最高理論思維成果之一。

在古今問題上，王夫之依據他對少數民族生活的實地考察和歷史文獻的深入研究，針對朱、陸的復古主義，認為夏、商、周三代并不是人類的黃金時代，而是“植立之獸”的野蠻時代。他多次指出：“吾所知者，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所謂規則呴呴，倫則棄余者，亦植立之獸而已。”(《思問錄·外篇》)他還依據他對少數民族生活的考察獨具慧眼地把三代與當時的土司加以對比，指出：“三代沿上古之封建，國小而君多，聘享征伐一取之田，蓋積數千年之困敝，而暴君模取，無異于今川、廣之土司，吸龁其部民，使鵠面鳩形，衣百結而食草木。”(《讀通鑒論》卷二十)這就令人信服地證明三代并非“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