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學·關于徐霞客的研究·家世研究

徐霞客的家世與他的思想的形成具有密切關系，因而受到學術界重視。吳晗指出，徐家世代都是地主，祖父時家道中落，父母時又成為大地主(《獻身于祖國地理調查研究工作的徐霞客》，《北京日報》1961年5月5日)。侯仁之認為，徐霞客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記》，《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1期)。薛炳南認為，徐霞客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到他父親時家已中落，但他父母奮斗不息，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中，靠織布重振了家業(《淺述〈徐霞客游記〉產生的時代原因》，載《徐霞客研究》)。近年蔣明宏、朱宗宙就這個問題提出看法，認為徐氏由大地主淪落至“不及中人產”卻以織布聞名的素絲之家，家庭經濟的變遷的確十分巨大，但不能斷言這種變遷反映了商品經濟突飛猛進，與資本主義萌芽有關。應當注意：一是這種變遷雖與商品經濟有關系，但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二是徐家紡織生產的目的是供家人生活消費，具有自給自足的小商品經濟色彩; 三是徐家紡織業的勞動者是家庭成員和婢女，很難說這里有雇傭勞動因素，也難表明具有了“工場”規模與技術水平(《略論徐霞客研究的幾個問題——兼談徐學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揚州師院學報》 1990年3期)。

《梧塍徐氏宗譜》是研究徐霞客家世的重要資料，丁文江撰《徐霞客先生年譜》就廣泛運用了其中資料。楊文衡、唐錫仁《有關徐霞客的兩個問題》(《自然科學史研究》1985年2期)對這部家譜進行了概括介紹，金易《試論徐霞客家史——〈梧塍徐氏宗譜〉》(載《徐霞客研究》)則對這部家譜的發現、源流及《民國丙戌譜》的特色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評介。呂錫生主編《徐霞客家傳》，收集了《民國丙戌譜》、光緒《江陰縣志》、有關正、野史及諸版《徐霞客游記》附錄的一些傳志資料，反映了徐霞客及其先世和兩代子孫的情況，其中大部分傳志是第一次公諸于世，對徐霞客家世研究大有裨益。此外，王煦檉《從〈晴山堂帖〉談到徐霞客的家世與交游》(載《徐霞客研究文集》)，結合《晴山堂帖》介紹了徐霞客的一些家世情況，呂錫生《古松虹影話南旸——參觀晴山堂石刻》(浙江師院《黃金時代》1982年4期)對晴山堂石刻作了介紹。現石刻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徐霞客游記》。

徐霞客的母親對徐霞客的旅游予以大力支持，趙銘善《徐霞客之 “奇”與他母親之 “異”》 ( 《人物》1981年1期)，姚昌淦《徐霞客和他的母親》(《隨筆》1982年2期)，呂錫生、羅惜珊《試論徐霞客母親的偉大貢獻》(《歷史教學問題》1986年3期)等文對她進行了評介，許多介紹徐霞客生平貢獻的書籍和文章中都有對他母親的介紹。鄔銎《徐洽父子及其抗倭思想》(載《徐霞客研究》)對徐霞客的曾祖徐洽、祖父徐衍芳的生平及其抗倭思想作了一些介紹和探討，并認為徐氏家風應為徐霞客愛國思想的一大淵源。對于徐霞客的兒子，生島橫渠《徐霞客及其子》(《同仁》8卷6期，1934年)一文中即有介紹。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譜》中推測徐霞客的長子徐屺與侄子徐亮工等皆在江陰被屠時遇難，近年劉正泉等在《徐霞客子侄不是死于江陰屠城：對丁文江先生〈徐霞客年譜〉訂誤一則》(《無錫教育學院學報》1991年2期) 中對此說提出質疑。李寄 (字介立)是徐霞客妾周氏帶著身孕被迫改嫁后所生，實為徐霞客之子，對《徐霞客游記》的整理和流傳作出了巨大貢獻，周寧霞《李介立和〈徐霞客游記〉》(載《徐霞客研究》)對此作了介紹。李寄生年問題是一個難題，丁文江標明1628年，家譜說1641年，周寧霞提出根據李寄詩句應推為1619年。蔣明宏、朱宗宙在《略論徐霞客研究的幾個問題——兼談徐學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中認為，周寧霞的說法有其合理處，但卻難解釋兩個疑點： 為何宗譜說李寄與其母周氏“不容于嫡母”而被逐，為何江陰徐氏盛傳李寄母子被逐與周氏在服婆婆王氏喪的期限里便懷孕有關?看來，這個問題仍須進一步挖掘史料，進行研究。蔣明宏、朱宗宙還對徐霞客續配夫人羅氏問題提出新見解，認為把她描繪成徐霞客的知音和內助，似可商榷，最明顯的例子是徐霞客湘江遇盜劫，寧愿求朋友“曲濟”而不肯回家覓資，擔心妻兒不放行，知音何在呢?而且令人費解的是，連徐霞客被迫改嫁的妾周氏都能入宗譜正傳，羅氏卻被排斥，其在徐家的地位、與徐的關系不能不使人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