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學·董仲舒與“獨尊儒術”

董仲舒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就要數發生在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的對策了。正是在這次對策中，董仲舒提出了“獨尊儒術”的建議，為漢武帝所接受，遂開此后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的先聲。

推崇孔子，推崇儒學，是先秦時代儒學大師們就已向往的目標。孟子推崇孔子，自述說：“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同時對當時的墨子、楊朱等人進行了尖銳的攻擊，把他們罵作是無父無君的禽獸。孟子還把孔子和堯舜湯武等古代圣王貫連起來，首開儒家道統論的先河。儒家的另一位大師荀子對先秦諸子作了總結性的批評，他在《非十二子》、《解蔽》等文中對各家各派學說進行了全面批判，甚至對儒家中的子思、孟軻等人也給予了尖銳的攻擊，但荀子卻對孔子、子弓推崇備至，認為他們這一派的儒家才是完全正確的。

秦王朝建立以后，“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用行政手段粗暴禁止諸子百家，并且“焚書坑儒”，使儒家思想受到了沉重打擊。但秦王朝也因統治暴虐而很快覆滅了。漢初，統治者有鑒于秦亡的教訓，把倡導自然無為的黃老之學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在短時期內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漢初的一些統治者如漢文帝、漢景帝、竇太后以及大臣曹參、陳平等人，都信奉黃老之學，而一些研究儒學的大臣、學士卻遭到貶抑甚至被殺。但是，黃老之學流行幾十年后，社會矛盾也逐漸發展起來，無為而治已不可能。尤其是中央實行無為政策，地方上的諸侯就開始覬覦中央政權，幾十年間，諸侯國的割據、叛亂此起彼伏，給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帶來了極大的威脅。

漢武帝是一個具有雄才大略、有所作為的君主，對倡導清靜無為的黃老之學不感興趣，他登基以后就開始提倡儒學，于元光元年夏五月，詔賢良文學之士對策。董仲舒參加了這次對策，君臣二人談得很投機，漢武帝接連對他進行了三次策問，基本內容是關于天人關系等問題，董仲舒作了精彩的應對，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漢書·董仲舒傳》全文收錄了這三篇對策。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不僅闡述了自己的思想學說，而且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確立為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董仲舒是假借《春秋》經典在“大一統”的口號下提出獨尊儒術的主張的，他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這是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早的明確說法，也是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極為重要的一段話。董仲舒提出思想要統一，統一于孔子儒術，他的 “獨尊儒術”已不是一般地推崇孔子和儒術了，而是要把儒家學說作為漢代官方信仰的統治思想。董仲舒認為，思想統一了，才能有統一的法度，人民才有行為的準則，這樣才能鞏固和維持中央集權封建統治政治上的統一。用思想大一統來鞏固政治上的大一統，是董仲舒“獨尊儒術”，以儒家思想統一整個社會指導思想的現實理由。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樹立了儒學的權威，從此，儒學由先秦諸子學之一變成了獨尊之學，成為凌駕于學術界之上的指導思想。

由于獨尊儒術，研究儒家的思想、著作就受到了統治者的鼓勵。儒家的幾本流傳下來的書籍被奉為經典，合稱“五經”或“六經”，研究經書成為一門學問，叫經學。經學在中國流行了兩千多年，一直延續到封建社會的終結。董仲舒是漢代的經學大師，是經學興起的始作俑者。漢代儒學居于獨尊地位，而漢代的儒學實際上是《春秋》公羊學，公羊學派的領袖是董仲舒，董仲舒正是借闡發《春秋》的 “微言大義”來改造先秦儒家思想，創立自己的新儒學體系的。

《春秋》原為魯國史書，相傳孔子曾經加以刪改整理，當作教授弟子的教材。《春秋》記錄史實極其簡略，但后人認為，孔子在刪改整理的過程中對史事寓有褒貶，后世稱之為“春秋筆法”。但是按照《論語》一書的記載，孔子并沒有關于《春秋》的言論，也沒有提到 《春秋》這個名字。直到孟子才開始講《春秋》，孟子認為“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并給以極高的評價。到了漢代，出現了一部《春秋公羊傳》，它通過解釋《春秋》經的辦法來宣揚漢代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根據公羊學家的說法，孔子是承天命作《春秋》為漢代立法的。漢代研究《公羊傳》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董仲舒，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傳》中說：“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董仲舒從哲理上發揮《公羊傳》，將陰陽五行理論與公羊學家闡發的儒家思想結合起來，并吸收各家學說的合理內容，創立了自宇宙至人事無所不包的學說體系，給“獨尊儒術”的思想統一政策賦予新的內容，適應了漢代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封建統治的需要，在當時和后世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