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學·方志整理學——舊方志的整理和利用·點校、注釋和類編

重刊舊志，宋元時已有之，而于清代漸盛。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三卷除收入《四庫全書》外，又有《學津討原》本、《得月簃叢書》本、《反約篇》本、《榕園叢書乙集》本及《密韻樓景宋本七種》本多種。《淳祐臨安志》殘本六卷，則有《宛委別藏》、《武林掌故叢編》諸本。清民國時除采用刊刻、鉛印、石印、油印等手段重印舊志外，亦對舊志進行匯刊，如清吳炳南輯《合刻華州志》四種、清繆朝荃等輯《匯刻太倉舊志五種》、清徐時棟輯《宋元四明六志》、民國紹興縣修志委員會輯《紹興縣志四種合刊》、陳乃乾輯《松江府屬舊志二種》、王文琳等輯《安次縣舊志四種合刊》等。

新中國成立后，舊志重印的數量很多，而且多進行標點、注釋工作，許多知名學者也參加了這一新興的學術活動，如郭沫若點校《(光緒)崖州志》，并寫了新序言。這時期的點校本都注意選擇名著佳刻，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宋高似孫《(嘉定)剡錄》、清楊賓等《龍江三紀》、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等。白話譯文和文白對照的形式也已出現，如1982年出版的《睢寧舊志選譯》和1985年印行的《(隆慶)豐縣志》等。還有部分志書將少數民族文字譯成漢文出版，如《西南彝志選》從多種彝文志書中選譯，再加分類出版;《(光緒)塔爾寺志》則從藏文節譯成漢文出版。此外，將舊志中有關資料摘出，按新志體例加以類編;或將幾種舊志相同之類集中起來再加編次的情況也已出現，這種整理舊志的方法有不少是為編修新志提供方便的，雖然就形式和質量來說未稱完善，但反映出舊志整理已經愈來愈走向綜合利用的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