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微章句—清代儒學·“漢”“宋”之爭·補偏救弊:漢學宋學的沖突與調和

在中國儒學史上，漢學、宋學都是儒學內部的不同派別。它們的區(qū)別，主要在于研究對象、治學途徑與方法，借用宋代陸九淵的話來概括，就是“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漢學注重“我注六經”，即比較嚴格地從經書的文字、音韻、訓詁出發(fā)，來尋求經書義理。因而這一學派以文字音韻、章句訓詁、典章制度為主要研究對象，以考證為主要研究方法。其弊則易陷入煩瑣破碎，脫離實際。宋學“擺落訓詁，直尋義理”，強調“六經注我”，重在發(fā)揮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體系，因而往往強解經文以就己說，甚至不惜篡改經書以就己意，極易流入空疏措大，穿鑿附會。可見兩派各有其長處，也各具其弊端，而歸根結底，兩派都是共同為封建統(tǒng)治服務的學術。因此，清代漢學與宋學的對立和沖突，最終隨著形勢的變化而逐漸趨向于調和。

清代中葉，漢學發(fā)展到極盛階段，統(tǒng)治者的文化政策也由尊崇理學轉而變?yōu)闈h宋兼容并包。一時之間，漢學如烈火烹油，不僅學者趨之若鶩，紛紛致力于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考證的研究，就連朝廷開設的四庫全書館，也成了“漢學家大本營”，以戴震為首的眾多漢學家進入館內，從事輯佚校勘、整理編次歷代典籍的工作。而官修《四庫全書總目》，也在總結評判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同時，鮮明地表現(xiàn)出反對空疏、注重證實的思想傾向和學術特征。

《四庫全書總目》總結說，兩千年來的學術變遷，“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面對宗旨迥別、學風各異的兩大學術流派，《總目》竭力擺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態(tài)，認為“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強調“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但事實上，由于當時學風的影響，《總目》在敘述評論之中，仍隱喻軒輊之意，對宋明理學空疏措大、好發(fā)議論，乃至舍傳以求經的種種流弊，多次予以嚴厲指責。如關于《易經》的研究，《總目》認為：“盈虛消息，理之自然也。理不可見，圣人即數以觀之，而因立象以著之。”“至于互體變爻，錯綜貴串，《易》之數無不盡，《易》之理無不通，《易》之象無不該矣。左氏所載即古占法，其條理可復案也。故象也者，理之當然也，進退存亡所由決也;數也者，理之所以然也，吉兇悔吝所由生也。圣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 而“宋人以數言《易》，已不甚近于人事，又務欲究數之所以然，于是由畫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圖》、《洛書》，由《河圖》、《洛書》演為黑白方圓，縱橫順逆，至于汗漫而不可紀。曰：此作《易》之本也”。《總目》批評說：“圣人垂訓，實數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談其所以用，而但談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經，非千萬世遵為法戒之書，而一二人密傳玄妙之書矣。經者常也，曾是而可為常道乎?”(《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又如關于經傳之間的關系，《總目》以《春秋》、《左傳》為例，說明“茍無事跡，雖圣人不能作《春秋》;敬不知其事跡，雖以圣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并借此指責宋儒“好為大言，動曰舍傳以求經，此其說必不通”(《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

在批評宋學空疏的同時，《四庫全書總目》十分推崇漢學的征實，把“考證精核”奉為正宗。在它看來，“說經主于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推;論史主于示褒貶，然不得其事跡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總目》卷首，《凡例》)。因而，《總目》對講求文字、音韻、訓詁、考證的清代漢學，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為“古者漆書竹簡，傳寫為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歧。又六體孽生，形聲漸備，毫厘辨別，后世乃詳。古人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用一門。談經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究古書之意旨，穿鑿附會，多起于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摛文，動作奇字，則生今返古，是曰亂常。至于讀古人之書，則當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義理可以漸求”(《總目》卷三三)。并稱贊以惠棟為首的漢學家“能一一原本漢儒，推闡考證，雖掇拾散佚，未能備睹專門授受之全，要其引據古義，具有根柢，視空談說經者，則相去遠矣”(《總目》卷六)。可以說，《四庫全書總目》的評論，代表了當時學術界的普遍看法。其影響所及，就連朝中縉紳，也無不附庸風雅，后人記載說：“自四庫館啟之后，當朝大老，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至有稱誦宋、元、明以來儒者，則相與誹笑。”(姚瑩《東溟文外集》卷一，《復黃又園書》)

畢沅(1730—1797)，江蘇太倉人。清經學家，史學家。著有《續(xù)資治通鑒》等。

但是，就在漢學極盛的情勢下，仍有一些宋學家不甘寂寞，意欲堅守宋學壁壘，與漢學相抗衡。他們抓住漢學煩瑣破碎、不切實際的弊病大做文章，攻擊漢學與程朱立異，識小遺大。程晉芳說：“古之學者日以智，今之學者日以愚。古之學者由音釋訓詁之微，漸臻于詩書禮樂廣大高明之域;今之學者煩瑣章句，至老死不休。”(《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學論》)姚鼐也指責漢學家“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其其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巨，夫寧非蔽與”(《惜抱軒文集》卷七，《贈錢之序》)。

嘉慶以后，隨著形勢的變化，漢學日益暴露出其本身的弊端，一些漢學營壘中人也不乏有清醒認識者。段玉裁自謂平生“喜言訓詁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本根，老大無成，追悔已晚”(《經韻樓集·宋子小學恭跋》)。焦循目睹考據學家“詰鞫狹隘”的種種弊端，十分不滿，轉而強調“通核”，反對“據守”，甚至主張摒棄“考據”之名，直稱“經學”，以融會眾說，兼收并蓄。而歷官乾、嘉、道三朝，被稱為漢學護法大師的阮元，則更明顯地表現(xiàn)出一種折衷漢宋、二者兼采的傾向，主張“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即兼采二者之長，使其共同為封建統(tǒng)治服務。漢學內部如此，而宋學家受考據學風的影響，也早已開始倡導義理與考據的結合。姚鼐“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惜抱軒文集》卷六，《復秦小峴書》)。翁方綱也在一空程度上肯定考訂，認為“學者正宜細究考訂詁訓，然后能講義理”，并強調“考訂之學以衷于義理為主”，以避免“嗜博”、“嗜瑣”、“嗜異”、“矜己”之弊(《復初齋文集》卷七，《考訂論》)。就連撰著《漢學商兌》的方東樹，也主張“義理、考證、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則一貫，離之則偏蔽”(《漢學商兌》卷中之下)。甚而在他極力攻擊漢學之時，也不期然采用了考據的方法，旁征博引，以證己說，并且不得不肯定“漢學諸人于天文、術算、訓詁、小學、考證、輿地、名物、制度，誠有足補前賢裨后學者”(《漢學商兌》卷下)。可見，嘉道時期，無論是漢學家，抑或宋學家，都已經覺察到各自的弊端，并且自覺不自覺地吸收了對方的某些合理因素，試圖為本學派補偏救弊。因此，清代中葉以后，漢學宋學實際上已呈現(xiàn)出合流的趨勢。然而，此時的清朝統(tǒng)治，已然走過了它的全盛朝，國內各種社會危機日益暴露，國外資本主義侵略勢力頻頻叩關，面臨“千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長期禁錮在古代經籍中的漢學無法適應迅速變化的形勢，不能解答社會現(xiàn)實的問題，而理學也早已陳腐不堪，同樣不可能挽救封建統(tǒng)治的危機。因此，盡管二者試圖相互調和，共同補偏救弊，但仍然無法避免雙雙走向衰落的命運。在嚴峻的挑戰(zhàn)面前，一個嶄新的學派應運而興，這就是清代的今文經學，中國傳統(tǒng)儒學也由此而步入近代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