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與中國史學·儒學對中國史學的影響·直筆寫史的實錄精神

秉筆直書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所謂直書，就是要史家忠于史實，堅持原則，實事求是，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去寫歷史，不作任何諱飾和曲筆。這就是劉知幾所說的“正直者，人之所責，而君子之德也”(《史通·直書》)，也是章學誠所提倡的“史德”。這個傳統起源很早，在史官的產生、中國史學開始興起的時期，直書的觀念就已經出現。《左傳·莊公二十三年》載曹劌諫魯君：“君舉必書、舉而不書、后嗣何觀?”《左傳·僖公七年》記管仲的話：“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作而不記，非盛德也。”《韓詩外傳》卷七：“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 周舍對曰：愿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感也，歲有效也。”由此可見，直書是當時史官所應當共同遵守的原則，直書的內容就是包含著要記載許多錯誤和壞事。吏官本由巫官而來，即使在中國的史官文化階段，史官也兼有卜、祝一類神職，其神圣的職守，要求他們的對史實的記錄應有最大限度的忠實。當然，直筆寫史，會有很多框框，也可能要冒危及人身安全的風險。因為在古代社會，史學是為王權政治服務的，要直書必然會觸犯當權者的利益，當權者可能會橫加阻撓。在我國古代，有不少史官和史家堅持直書。他們把秉筆為史，看成是持大義、別善惡的神圣事業，以直書為榮，以曲筆為恥。他們不避強御，不畏風險，甚至不怕殺頭。《左傳》記載了春秋時期兩個著名良史的故事。《左傳·宣公二年》載，晉靈公欲加害大夫趙盾，趙盾還未逃出國界時，他的屬下趙穿已將晉靈公殺了，趙盾于是返回。太史董狐不寫趙穿弒君，而寫“趙盾弒其君”，并且在朝廷上讓大家看。趙盾說：不是我殺的。董狐說：你是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不是你，是誰? 趙盾無可奈何。《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齊國大夫崔抒殺了齊莊公，齊太史寫道：“崔杼弒其君。”崔杼把太史殺了。太史的弟弟還這樣寫，崔杼把太史的弟弟殺了。太史的第二個弟弟又照樣寫，崔杼又把他殺了。太史的第三個弟弟還這樣寫，崔杼只好作罷。南史氏聽說太史兄弟們都為這事而死，便拿著簡前去，聽說已經寫下來了，才折回家來。齊太史兄弟為堅持直筆，置性命于不顧，前赴而后繼，的確感人，自古以來被傳為美談。這兩個故事反映先秦史家秉筆直書的美德，特別是經孔子因董狐“書法不隱”而稱他是“古之良史”(《左傳·宣公二年》)，以及儒家經典《春秋》、《左傳》皆以稱贊的筆法記載這兩件事以后，秉筆直書的精神就成為后世史家所遵循的傳統。

司馬遷著《史記》，堪稱是繼承直書傳統的典范。從漢代劉向、揚雄、班固起，都一致公認，《史記》是一部“實錄”。班固解釋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劉知幾進一步說明所謂“實錄”，就是“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謂實錄”(《史通·惑經》)。司馬遷主張直書并將這一精神貫徹在自己的著作中，例多不勝枚舉。在《史記》一書中，不但對漢以前的歷史如實記載，而且對漢以后的當代歷史也敢于據事直書，不向暴力屈服，特別是對當朝開國君主和當今皇上的丑惡行徑，照樣大膽地進行揭露和諷刺，如實記載真實的歷史情況。他的不朽之作《史記》，自然無愧于“實錄”之稱，這種“善惡必書”的實錄精神，為中國封建時代的史學編纂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寫了《直書》和《曲筆》的專篇，總結唐以前直書的優良傳統。他說：“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顧。若南(南史氏)、董(董狐)之仗氣直書，不避強御;韋(韋昭)、崔(崔浩)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余烈，人到于今稱之。”(《史通·直書》)三國史家韋昭，主修《吳書》，孫皓要他為其父作“紀”，韋昭不同意，認為“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三國志·吳書韋昭傳》)。北魏司徒崔浩主修魏國史時，堅持直書，而且刻書于石，方達百步，立于國都郊外大道之旁，以彰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無所阿容，因遭殺害。這類正直的史官和史家雖然為數不多，但在直書精神的感召下，卻也代有其人。他們大都忠于史職，忠于史實，堅持善惡必書，書必直言。唐貞觀年間，褚遂良負責記錄唐太宗言行，太宗欲索取過目，褚遂良以從來“不聞帝王躬自觀史”為由而拒絕。太宗問他：“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褚遂良回答說：“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舊唐書·褚遂良傳》)唐代史家吳競即《貞觀政要》的作者，他曾參與修撰《則天皇后實錄》，把當時發生的一起魏元忠事件的原委如實記錄下來，宰相張說感到此事對自己不利，想讓史官“刪削數字”，吳競義正辭嚴地當面拒絕說：“若取人情，何名為直筆。”吳競也因而被時人譽為“昔者董狐之良史，即今是焉”(《唐會要·史館雜錄下》)。紀事本末體的創始人、《通鑒紀事本末》的作者袁樞，曾任南宋國史院編修，分修《四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國史·列傳》時，原宰相章惇家屬曾以同鄉關系，請“文飾”章惇的傳記，遭到袁樞的嚴正柜絕：“子厚(章惇字)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后人公議!”(《宋史·袁樞傳》)直書實錄的傳統，也為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的史家所繼承。如遼興宗獵于秋山，而熊虎死傷數人。有司奏聞于朝，史臣蕭韓家奴即書于史冊，遼興宗命其刪去。“韓家奴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遼史·蕭韓家奴傳》)金朝對史官記事限制很多，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修起居注移刺杰上書說：“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記錄。”經大臣們引經據典，金世宗也從《貞觀政要》記事中受到啟發，于是“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金史·石琚傳》)。所有這些，都表明了秉筆直書傳統影響之深遠。

直筆是作為曲筆的對立面而存在，并發展的。曲筆在史學上也是客觀存在的。曲筆的目的，大則“曲筆阿時”、“諛言媚主”，小則“假人之美，藉為私惠”、“誣人之惡，持報已仇”(《史通·曲筆》)。在作法上，一是任情褒貶，隨意抑揚;一是迎合權貴需要，不惜篡改歷史。如沈約出身仕宦，歷仕宋、齊、梁三朝，他撰《宋書》，對高門士族大肆吹捧，凡屬高門士族便有“佳傳”、“美名”，入傳的高門士族幾乎占半數，僅王、謝二姓就達三十多人。同時，沈約又襲用陳壽回護書法，對宋、齊變嬗篡奪之事，既要替宋忌諱，又要為齊回護，使史事淆亂不清。所以劉知幾指責《宋書》“舞詞弄札，飾非文過”，“用舍由乎臆說，威逼行于筆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倫所同疾也”(《史通·曲筆》)。又如《魏書》作者魏收借修史之便，憑個人恩怨隨意褒貶，“每言：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北齊書·魏收傳》)。對參與修史諸人，則“祖宗姻親多被收錄，飾以美言”(同上)。由于魏收任情褒貶，致使眾議沸騰，反對甚烈，被譏為“穢史”。

曲筆之風，實肇始于孔子。前引董狐在史冊上寫“趙盾弒其君”一事，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在孔子看來，晉靈公之死，趙盾應承擔責任，董狐所記是正確的。一方面晉靈公不君，另一方面，趙盾又確是一個賢良大夫。但為了顧全維護禮法大局，趙盾只得承擔弒君惡名。如果趙盾不在國內就可以免除惡名了。孔子稱道董狐為“良史”有兩層含義，一是董狐直書晉靈公被殺事沒有隱諱，表現出忠于職守的品質;二是董狐指稱趙盾為兇手，是堅持禮法原則記事。由此可見，孔子“良史”標準的內在矛盾，既要求忠于歷史，又要求不直書歷史。他所贊賞的“書法不隱”，并非完全反映客觀史實，而是追求符合禮法名分的“真實”。他還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這已是在公開提倡曲筆隱諱了。孔子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的思想在他修《春秋》的實踐中就有反映。例如踐土之會，晉文公實召周天子前往，但孔子認為臣下召君是非禮，于是在《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記作“天王狩于河陽”，假稱巡狩外出。孔子的“春秋筆法”，對后來史家起了很壞的影響。因此可以說，孔子同為“直書”和“曲筆”的始作俑者。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對孔子的曲筆諱飾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后來南宋的鄭樵更是竭力反對。如劉知幾說：“觀夫子《春秋》也，多為賢者諱。” (《史通·惑經》)，《春秋》“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史通·疑古》)。歷代正史中出現的曲筆隱諱，不能說與孔子的曲筆理論沒有關系。

曲筆作史危害很大，造成史事上的錯誤也不少，但從史學發展的全貌來看，曲筆畢竟只占少數，正如劉知幾所說：“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負，為失已多。”(《史通·曲筆》)這就是說，直書是主流，曲筆只是支流。這是因為曲筆與人們的歷史意識不斷發展的趨勢相悖，也違背了起源甚早的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因而任何時代的曲筆，都不可能成為公開提倡的行為。而且，絕大多數史家是以董狐、齊太史、南史氏、司馬遷為效法的楷模，存實錄，寫信史成為他們追求的目標。再從中國史學發展史來看，任何史家以曲筆作史而得計于一時的史書，終究要為后人所揭露和糾正。正因如此，直書一直成為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流傳至今的眾多古代史書也因此而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成為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