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海外儒學研究·異域漢學家研究儒學的新動向·對傳統儒學與現代化關系的探討

傳統儒學要不要現代化以及如何現代化，這是世界各國儒學研究者普遍關注的問題。正如蔡仁厚所說：“儒家‘時中’之義，正要隨時變應，故儒家之學，亦永遠有時代之問題必須面對，是即所謂‘時代性’之考量，或‘現代化’之因應。”(謝仲明《儒學與現代世界·蔡仁厚序》，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版，第1頁)

筆者認為，異域當代新儒家在解決傳統儒學和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為解決如何使傳統得以創造性的轉化并為社會現代化服務的時代課題，并且有著某些易為中國人所能接受的價值取向。

首先，他們在儒學現代化的探討中認為，儒學應從政治統治術轉為經濟生產術，這對促進當今社會基本矛盾的解決具有實用的價值。

從唯物史觀看，社會基本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異域當代新儒家認為傳統儒學旨在作為一種統治術，而儒學要現代化，就必須賦予新的經濟意義。日本現代工業之父澀澤榮一(1840—1931)就撰寫了《<論語>與算盤》一書(1928年出版，1985年再版)把儒家思想結合到日本現代企業中去。該書提倡的理論是道德經濟合一論，對《論語》中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進行了再解釋，認為富貴是人之所欲，但取得富貴的手段應合乎“道”即“公利公益”，也就是國家利益，這樣就把道德與經濟結合起來，所以日本立教大學東方歷史學家戴國輝教授在《儒家與經濟發展》(華盛頓學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書中肯定了《<論語>與算盤》是導向義與利相結合的經濟發展道路，它改變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本不動地保存儒學的態度，也改變了徹底批判儒家，完全消除儒家的傳統的態度，把儒學與現代化商業精神結合起來，從而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口號。

“士魂”，就是指要有儒家倫理道德的學者精神;“商才”，就是指經商才能、管理技巧。這兩者缺一不可。正如戴國輝教授所說的：“一個人要想獲得真正的經商才能，必須學《論語》。”他們以此溝通了傳統與現代，彌補了《論語》的不足。他們發現《論語》的原來內容更為關心的是人際關系而非個人本身，是治理過程而非被統治者的地位。因此，他們認為傳統儒學的現代化，必須加強自立的精神，才能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他們提倡日本電影中阿幸(女強人)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拼搏進取，又走正道。

當今日本不少企業家把《論語》作為日本工商企業的“圣經”，把《論語》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放于利而行，多怨”、“和為貴”等儒家古訓作為企業經營管理的根本方針。如立石電機公司的創立者立石一真就以“和為貴”作為公司的指導方針，旨在協調企業內部的勞資等關系，以齊心協力對付對外的競爭。又如日本企業集團創始人小平浪平也以“和”、“誠”、“言行一致”為自己的根本指導方針。 所以，日本森通夫在其名著《日本為什么成功》一書中把日本的成就歸功于西方科技和日本精神，而日本精神主要就是日本的儒家思想。(參見蔡德貴《東方各國的儒學現代化》)

筆者認為，儒學從政治術轉向經濟術，這不能不視為現代化之必須，尤其在我國，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把傳統儒學中的精華同現代經濟的經營管理融為一體，才能發揮儒學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積極作用，才能使儒家一貫倡導并實踐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人生追求和自強不息的剛健進取精神，在建設市場經濟中發揮其不朽作用。

其次，他們致力于傳統儒學中情感模式的探討，對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具有現實的實用價值。

海外當代新儒家在《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戴宏照著，1989年由華盛頓出版社出版)一書中論述了儒家倫理與東亞經濟高速增長的密切關系，而且指出情感模式是儒家倫理在現代社會的創造。例如，美國底特律大學亞洲研究會主任、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戴宏照(美籍華人)認為，東亞情感模式是中國人民在儒家的家庭觀念基礎上形成的。中國人互稱的“同胞”，本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含義，中國人在熟人之間也常用家庭稱謂相互稱呼。國家從字面上看是邦國之家，而“孔子確立了家庭式國家人際關系的倫理準則，它們就像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圣經》，二千年來被中國文化圈內的廣大人民忠實、普遍地遵從”(《現代新儒學在美國》，第31頁)。例如，新加坡對孔子情感模式的倫理，在使用時注意配合現代社會的需要，從現代關系去解釋儒家觀念。如對五倫，把“父子”改稱為“父母與子女”，“君臣”改稱為“國家與人民”，“兄弟”改稱為“兄弟姐妹”。對五倫的內容也作了現代化的調整，如強調男女平等，家庭中夫妻雙方應互敬互愛，互相容忍等，改變了五倫中單方“守禮”的關系。因此，當代的新加坡已增強了新的同胞感情、國家觀念和社會使命感，對西化文化也持獨立態度，而且鄙薄西方的物質主義價值觀。

情感模式注重人類的感情紐帶的作用，而儒家認為人類最深最崇高的感情是仁，仁的宗旨在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家庭的紐帶是永久的，個人在有生之年要始終忠于家庭。當今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東亞四小龍的許多企業是家庭所有，并由家庭管理。而家庭關系還通過同宗、同鄉、同學的關系而擴大。日本人也特別注重“忠”的觀念，通過這個觀念把無血統聯系的個人緊緊系于一個經濟組織中，使他們之間形成一種“家庭”關系。這樣，在東亞“儒學文化圈”中建立了企業內的家庭關系，雇主與雇員之間常常保持類似父子關系的情感模式。無論是雇主還是雇員遇到結婚、生日、喪葬，公司都要以禮相待。公司評價雇員行為的標準首在忠誠與可靠，而不是首在創造性與技能。

戴宏照教授還認為，東亞人的勤勉和節儉的優良傳統也是來自儒家的經濟思想。因為《大學》里就說過：“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這就是鼓勵生產，減少消費的思想。不過，現代東亞各國“作了一點改進：鼓勵他們自己生產，鼓勵他人消費。對他們自己采取‘供給方的’的經濟政策，而對他們的國際競爭者則采取凱恩斯政策”(《現代新儒學在美國》第24頁)。也就是高消費政策。當然，高消費對我國國內并不適合，而對國外競爭者也可采用。

其三，他們在探索傳統儒學現代化時注重群體意識的作用，這在現代社會市場經濟高速發展，人們物質生活極大提高的情況下，具有特殊的價值。

從中國文化史看，有意識的群體精神來源于孔子儒學的“仁”。孔子的“仁者愛人”的價值取向，并不是個體獨立人格的確立和個體心理特質和性格特點的充分發揮，而是一種人們應該具有對別人，對社會的人倫義務。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個體自己“欲立”、“欲達”，也使他人“立”和“達”，這里的他人泛指群體;個體自己“所不欲”，也不施于人，這里的人亦指群體。所以，孔子的愛人并不是尊重個體人格的獨立，而是體現了一種愛人的群體精神。北宋唯物論者張載發揮了孔子“仁者愛人”的群體精神，也說：“仁者，人也。”(《張子語錄》中，《張載集》第321頁)這里的人，也非指人體之人，而指群體之一員。因此，愛人便是愛己愛人，“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者也”(《張子語錄》上，《張載集》第313頁)所以，這種愛，便是泛愛眾的“兼愛”。這種兼愛之仁，以為自己應對于他人、群體、社會、國家、天下都負有一種責任和義務，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乾稱著》，《張載集》第62頁)，是“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上》)，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岳陽樓記》)的中華民族的群體精神。

這種群體精神在現代化的當今世界還有它的價值嗎? 隨著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物質生活的日益提高，人們往往只顧個人，只顧向錢看，甚至物欲主義泛濫，個人主義猖獗，而對人類、國家、集體、他人，往往容易淡化，人主精神失落。因此，加強群體意識十分必要。當代海外新儒家杜維明經常往返于美國、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宣傳儒家思想，頑強地為儒學的價值辯解。1984年，他在《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一書中，強調了群體意識的極端必要性，反對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認為要超越自我中心，就必須在人類關系的結構范圍內不斷與他人聯系，與他人對話。他說：“自我的真正實現，雖然肇始于家庭的環境之中，卻不能限于家庭的范圍之內，而要超越血統聯系和裙帶關系，與更大的群體建立有意義的聯系。把在家庭內達成共同信念擴充向外，以至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以至于國家，最終以至于全世界。”(《新加坡的挑戰》中譯本，第13頁，三聯書店1989年版)他的理論，對新加坡影響甚大。

本來，新加坡政府對整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指導思想是高速增長經濟，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隨之而來的是人們越來越只關心自己和物質利益。所以，李光耀認為政府應“贊成新儒家精神，強調等級區別、秩序、相互關心、忠誠和有才能、有道德的人治理社會”(同上，第214—215頁)。他提倡國家文化要增強群體導向。他說：“我們能夠造成這種團結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個人就會為集體奉獻最好的東西。而集體、國家反過來又公平地關心個人。治國的藝術就是造成這種團結精神的藝術。”(《海峽時報》1980年8月16日，第6版)

新加坡政府為了增強這種群體意識，他們在中學教育中把儒家倫理學作為世俗的學科供學校選擇。由于新加坡的華人占全國人口的76%以上，所以，儒家思想在全國影響最大。1982年，政府特邀了當代新儒家杜維明、余芡時、許烺光等教授來幫助完善學校的儒學倫理課程，并且采納了美國舊金山大學教授許烺光先生關于“孝敬應被當作所有人類活動的根本、家庭應被當作社會的基本單位和家庭價值要推廣到更大的群體”的建議。政府還實施了公民申請公房時，凡父母與子女同意住在相鄰兩套房可以優先的規定(《現代新儒學在美國》第51頁)。這有助于減輕國家用于照顧老人生活的財政負擔，并鼓勵公民的群體意識、敬老意識，使“老者安之”。他們都把這些當作傳統儒學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我國是禮儀之邦，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里有許多新觀念不足為怪。例如法制觀念、契約觀念、效益觀念、主體意識、競爭意識等，都是人們隨著商品經濟發展而逐漸形成的良好的新人文精神。但是，在改革、開放、競爭的浪潮中，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精神瘟疫，如損人利己、金錢至上、錢權交易、急功近利、巧取豪奪、攔路搶劫、見死不救等，敗壞了社會風尚。這些精神瘟疫把儒學文化中的許多利他風尚的優良傳統，如群體意識、尊老撫幼、助人為樂、與人為善、嚴己寬人、集體主義以及“殺身成仁”、“舍身取義”、“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高尚情操和獻身精神，都糟蹋了。筆者認為，海外當代新儒家對傳統儒學中群體意識的重視，也是我們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警世恒言”。

因為現代化不僅是物質生產、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它也應包括人的現代化和人類思想文化的現代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的現代化，“重要的是人的現代化，是生產力的最高發展和個人的最豐富的發展相一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第35頁)。因此，從中國的歷史看，中國現代化，也是由貧困走向富裕強大，由農業社會步入工業社會，并且伴隨著物質生產與物質生活方式的變化，必然同時出現人的精神生產與精神生活的變化，即在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建設人的精神文明，使物質生活的改善同人的理想境界的提高統一起來，這才是現代化的要求。中國的現代化就必須包括中華文化的現代化和作為文化現象的儒學的現代化。海外當代新儒家對傳統儒學中的“仁義內容”、“情感模式”、“群體意識”等都作了繼承和新的詮釋，這是難能可貴的，它比起只講物質利益、一切向錢看、只圖個人得益的利己主義和見利忘義的思想和行為要高尚得多，如果我們加以改造和創造性的轉化，賦予現代化的新意，便可成為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辯證的觀點看，儒學的文化傳統雖形成于封建社會，但它也可以是現在和將來新文化的來源之一，因為傳統儒學中也包含著大量的體現中華民族優秀品質和至今仍具有生機活力的積極因素和合理成分，并已成為東方文化的代表，促進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任何優秀的文化都應融合、吸收其他文化，繼承傳統文化的精華。海外當代新儒學，雖有與馬克思主義相悖的方面，但他們提倡“返本開新”，也有利于反對復古倒退的保守主義思想，他們熱心于弘揚中華文化，發掘傳統文化中的民族凝聚力，極力提倡儒學倫理道德，批判民族虛無主義，這種“尋根”意識是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的。當然，我們在肯定海外當代新儒學的價值取向時，既不能拘于儒學道德以傷害現代化意識，更不能以儒學甚至海外當代新儒學作為我們現代化的指導思想，其原因有如下幾點：

其一，作為封建意識形態而出現的儒學，其思維方式與思維結構與現代科學發展不相適。當今世界已經建立以核能控制、宇航工業、衛星通訊、電子計算機和遺傳工程為基干的現代信息控制系統;已進入信息論、控制論和系統論為核心的方法論興起的信息時代。它需要造就合作觀念、時間觀念、效益觀念、競爭觀念等一系列嶄新的“觀念群”的思維方式。而儒學則是重人事而輕天道，重理想而輕效用，重繼承而輕創新，重內在修養而輕探索自然，重解釋經典而輕社會實踐。這些都有與現代化不相適應的一面。海外當代新儒家中的“返本開新”的思想模式，也是行不通的。他們鼓吹儒學可以推動資本主義發展，主張以儒學提倡的倫理道德為治國之本，追求“儒學資本主義”，這同我們中國的現代化是風馬牛而不相及的。

其二，儒學的價值系統與現代化的商品意識、競爭機制也有不相適應的一面。在商品經濟的各種觀念中，競爭觀念是其核心。所以要在增強競爭機制的前提下考慮價值問題，這是市場經濟的現代化所必須的。而儒學的價值系統，強調的是道德價值而輕經濟價值;在人際關系上是重協同而輕競爭，強調“君子無所爭”的“中庸”格局，強調“和為貴”，缺乏創新、擊敗對方的精神。這些也都有與商品經濟和競爭機制不相適應的一面。海外當代新儒家中的“返本”與“開新”是相脫節的，因為還儒學治國之本，開資本主義的科學民主之新，從根本上說是抵觸的，他們的“尋根”意識與現代化的意識有天壤之別。

其三，儒學的綱常名教是以小農經濟和宗法制度為基礎的，它與現代化的民主、法制及協作的需求不相適應。現代化必須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和法制機制作保證，同時還要求國際社會間互相交流，而向現代化社會轉化。而儒學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和宗法制度基礎上，其綱常名教都是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道德規范。它宣揚專制而抑制民主，重視人治而輕視法治，重閉關自守而輕對外開放的橫向聯系，等等。所以與現代化不相適應。有些海外當代新儒家雖然不會把孔子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和封建時代社會道德倫理的“三綱五常”等儒家思想全部繼承下來，但他們力圖依靠儒家的道德理性來解決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問題。所以，如對傳統儒學不加以改造、創新則是一股逆向的精神力量，不能真正代表和解決中國現代化的方向和道路問題。這是必須警惕的。然而，儒學又是中華古代精神文化的支柱，是中華民族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同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同時，儒學自古以來也不斷地傳播、影響到異域民族的文化，因而也與海外的現代化有一定的關系。而且經過探討、詮解、改造、創新并吸納異域文化之精華的海外現代新儒學，又有它的可貴的價值取向，對我們國內的現代化還有其積極作用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