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道教·對修身養性的強調·人道與生道

儒家看重的是人的生命的價值—仁的實現;道家看重的是人的生命的自由—自然的回歸;道教看重的則是人的生命的延長—仙的達到。因此，儒學以追求人道的實現為修身養性之目的，強調的是生命的質量;道家和道教則以追求生道的實現為修身養性的根本，強調的是生命的瀟灑和數量。

儒學以剛健精神，以行動的人生來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孔子最先規定了儒士修身養性的基點是自覺地向內“克己”和主動地向外愛人的人道。為了實現人道，不惜拋棄金錢、地位、權勢乃至于生命。孔子的弟子發揮師說，講得更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這一說法對中國人人格的建樹影響極大，鼓舞了一代代仁人志士為行人道而奮斗終身。綜觀中國歷史，往往越是在天下無道時，就越有一批以天下為己任而推行仁政的儒士，超越自己個體，以至自己小群體的利害得失，以自己的行動表達對整個社會的關懷，把個人的命運與人道的實現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孟子曾對儒士如何發揮人道作過具體的說明：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己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 仁是也;路惡在? 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盡心上》)

通過行仁與義來使自己行為高尚，然后用自己的高尚行為來作用于社會，來實現人道，而實現人道正是人的生命的價值所在。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同上)

可見，儒學在人的肉體的保全與精神的實現上，它更傾向的是精神的實現。據此才有儒學的“謀道不謀食”、“憂道而不憂貧”等說法。如果弘道而“不得志”，那怎么辦呢? 孟子提出：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同上)

不論窮達都應以道為歸依。儒學在以后幾千年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以人道的實現為中心的向內注重居敬、慎動的自我修養和向外強調治國平天下的內外相合的一整套的“人學”體系。

儒學對人的精神價值的肯定，培養出儒士的一種人道之尊嚴，為踐履人道而可拋棄世俗之勢利。孟子說：

“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同上)

孟子提出道尊于勢，認為尊道行道可不屑于人之勢。荀子對此又作了具體而形象的說明：

“古之賢人，踐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荀子·大略》)

孟荀的這種道尊于勢的觀點，表達了儒家“不愿為五斗米折腰”而躬行人道的浩然之氣。后來宋明理學將此發展為理尊于勢，明儒呂坤說：

“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下不得以勢相奪。即奪焉，而理則常伸于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圣人之權也。”(《呻吟語全集》)

呂坤不僅說明了理尊于勢，而且點破了中國幾千年理與勢的緊張關系，實際上是帝王之權勢與儒生之行人道之間的矛盾。呂坤主張，儒士應繼承孔孟荀之精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同上)。

安徽和縣劉禹錫“陋室”(清代建)

道家和道教在精神和肉體的超越上與儒學的追求有所不同。道家在強調個體精神自由的同時也十分注重“長生久視”的養生，道教則更把肉體的超越視為精神超越的前提，同時，又把精神的超越視為最終超越肉體、實現生道的重要手段，從而把道家“長生久視之道”發展為長生成仙之道。道家(教)對生道的追求曾給予儒學的進一步發展以深刻的影響。

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了效法自然的“長生久視之道”，莊子則以浪漫的情調描寫了那些止于人間八百年的黃帝、容成公等，更以豐富的想像力描繪了逍遙自在的至人、神人和仙人。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遙游》)

能逍遙自在，瀟灑自由，能長生乃至于不死，且不食人間煙火，還能做人所無法做到的事。這成為道教神仙的顯著特點。既然有神仙幻境，必然就會有認真的追求者，而要成仙，就必須突破生死的限制，尋找使生命永恒長存的方法。于是，道教為求長生成仙之目的，造作了種種道術。道術是道教為求生命與道合一以達到長生不死、羽化成仙的修道的方法。道教所從事和宣傳的道術很多，有養性長生之術、召劾鬼神之術和升騰變化之術等。在養性長生之術中，又可分為內養與外養兩種。內養即按一定的方法，運用人體內部固有的精氣神來達到長生成仙的目的，具體的方法有守一思神，行氣胎息，導引按摩，房中術等。外養的方法有服餌，包括服食金丹與中草藥、辟谷等。道教認為：

“道者虛無之至真也。術者變化之玄伎也。道無形，因術以濟人;人有靈，因修而會道。人能學道，則變化自然。道之要者，深簡而易知也。術之秘者，唯符與氣、藥也。”(《云笈七簽》卷四五《秘要訣法·序事第一》)

道教將采用一定的道術作為延長生命的必備之方法，只有當生命與道合一時，才可長生不死，“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情，變化不測，通神群生。在人之身，則為神明，所謂心也。所以教人修道則修心也，教人修心則修道也。道不可見，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則道廢，道廢則生亡。生道合一，則長生不死”(《內觀經》)。人要保全生命永恒，就必須“守道全生，為善保真”。因此，道教崇尚長生，追求肉體的超越，構成了它的一大特色。但是，道教在注重肉體超越之時，也注意到精神對生命長存具有一定的作用，因此，道教的道術中也不乏精神修煉術。以老莊的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離境坐忘等為指導，道教形成了以“收心習靜”為特點的精神修煉術，要信徒通過精神修煉做到無欲，即拋棄追求世俗名利的念頭;然后進一步收心，即不為世俗的名利所動心，使心始終處于靜的狀態，而自覺地做到心不為物欲所染。道教堅信，這種精神修煉可以促進肉體的超越，正如莊子所形容“必靜心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莊子·在宥》)。可見，道教雖然也講精神超越，但其目的與儒家那種注重人道實現的精神完全不同，它的精神修煉所達到的精神超越的境界，最終都是為肉體的超越服務的，都是實現生道的一種手段。道教的這種精神修煉術又給予儒學以極大的影響。

安徽和縣劉禹錫《陋室銘》石刻

后期儒學在修身養性上，既堅持了儒學注重個人品格修養和價值實現的做法，又吸收了道家的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的作風和道教的修身養性的道術，促使了儒學養生論的不斷豐富。這種融合儒道的做法，首推周敦頤。周敦頤從天人合一出發，認為人是得天地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的。“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太極圖說》)天地陰陽五行不僅生成了人的肉體，而且把“無極之真”，也就是儒家所說的“誠”，道教所說的“太極”，注入到人的靈魂中，成為人的本性。“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書·誠》下)仁義禮智信等“五常”的總根源是誠，誠是人之本性，因此，人的先天的本性是善的。但在后天生活中，人接觸外物，受到外感，“五常”就發生了偏差，就有善有惡了。“形既生矣，神發智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太極圖說》)發生偏差的原因，就在于“五常”過或不及，剛柔不能“得中”。如何才能克服偏差而得中呢? 周敦頤認為應修身養性。如何修身養性呢? 周敦頤認為要從排除欲望入手：

“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

“欲”指個人的私欲。它是使人心中先天的五常發生偏差的重要原因。一個人只有無欲，心境才能保持空虛和寧靜，天理才能明晰，天理明，行為才能正直，行為正直才能公正不偏地對人對己。那么怎樣排除欲望呢? 周敦頤提出：一曰主靜，二曰慎動。主靜、慎動都是道教的修煉方法，周敦頤引道入儒，認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太極圖說》)。圣人定立了做人的標準，“動則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通書·慎動》)。周敦頤說得神乎其神，實際上非常淺顯，無欲的標準是儒家的“五常”，無欲的方法是道教的“主靜”、“慎動”。其目的是教人把五常經常放在心里，遇事先冷靜地想一想，絕對按“五常”辦事，不要有邪動、妄動。

周敦頤的養生論為后來的宋明理學們承襲、發揮。他們一方面對周敦頤的主靜、慎動等修養方法進行理論論證，另一方面，又將天理—“五常”與人欲—欲望，絕對地對立起來，“滅人欲而存天理”、“滅私欲則天理明”(《二程遺書》二四)成為宋明理學的一大特點，從而將人道與生道在本體論的高度結合起來。人道是修身養性，生道是修性養生，兩者通過“性”而得以溝通，“性即是天理，理則自堯舜至于途人，一也”(《二程遺書》一八)。理在人即為性，是人之為人的根本，也是生命之道的根本。在理學家們看來，人道的善惡決定生道的長短，因此，他們都主張從煉性修心入手，趨善去惡來有利于生道，從而將精神修煉與肉體修煉結合起來。其方法主要是“敬”，這與周敦頤的“主靜”、“慎動”方法相類似。

什么是“敬”?程頤說：“主一之謂敬。”與朱熹同時的理學家張械也主張“居敬主一”，“敬”就是要擯棄一切欲望，保持思想的純正專一以符合道的一種精神修煉法，他說：

“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專而不雜，序而不亂，常而不迫，其所行自簡也。”(《論語解》卷三)

“居敬主一”是要去人欲，人欲既去，天理自明。可見“居敬主一”的內心修養實際上是一個“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自我完善的過程。據《宋史·道學傳序》介紹，“張載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未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說明張載承二程之學，又從朱熹處得益。而朱熹在修養論上的持敬，也遠宗道教，近接張載，他說：

“‘敬’之一字，真圣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朱子語類》卷一二)

如何持敬呢? 朱熹說：

“問敬何以用之?曰：只是內無妄想，外無妄動。”(同上)“敬”就是不要妄想、妄動，“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同上)。從外表到內心都不背離“敬”字，使“敬”貫乎動靜語默之詞，而無一息之間斷(同上)。理學家所宣揚的持敬之法與道教的一些內養道術極為相似，所不同的是，道教內養是以生命永恒、得道成仙為目的，而理學的“持敬”則以“存天理、滅人欲”為根本目的，要人在動靜語默之間皆不違背儒家綱常名教，反映了兩者對人道與生道追求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