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大陸回音壁—反映與批判·現代新儒家的定位

大陸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是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展開的，資料編輯與學術研究并進，認識介紹與批判分析兼行，人物研究與專題探討并重，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現代新儒學的研究提到一個極高的學術水平，對現代新儒學的各個方面，特別是新儒家的思想特質、代表人物、發展進程、理論特征、歷史地位等，作了深入的研究討論。

大陸對于“現代新儒家”和“現代新儒學”的概念界定大體上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這種理解的不同實際上來自對新儒家代表人物的不同認定。問題的焦點實際上就是對馮友蘭及其哲學的定位。臺港學者將馮友蘭排斥在現代新儒家之外，基本上出于政治的原因。大陸學界的爭論，一開始是出于名分上的考慮，如涂又光認為儒家在大陸長期以來是貶義詞，使用現代新儒家的概念有礙對某些哲學家思想體系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但主要是因為學理上的分歧，即現代新儒家的本質特征是否在于“心性之學”，有的學者甚至宣稱“不講心性之學的，不能算現代新儒家”(《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一〉)。這個概念的嚴格使用和泛化表述，又引起代表人物的很大出入，對方東美的界定即產生意見不一。實際上，“心性之學”和“開新外王”是第三代新儒家的根本特征，雖然幾代新儒家之間有共同的因素，但以第三代新儒家的特征指稱整個現代新儒家顯然是不妥的。因此，大陸學者現在已基本達成一致意見：“廣義理解的‘現代新儒學’和‘現代新儒家’概念，即超越了新儒家學者之間的師承、門戶之見，把在現代條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價值系統，力圖恢復儒家傳統本位和主導地位，并以此為基礎來吸納、融合、會通西學，以謀求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現實出路的那些學者都看作是現代的新儒家。”(《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總序”)但無疑，這是一個泛化的概念，實際上是指“現代的新儒家”，所以學術界更多使用較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新儒家，即狹義的現代新儒家。雖然嚴密準確的定義仍在進一步討論，但也有比較普遍的認同：現代新儒家是產生于本世紀二十年代，以接續儒家“道統”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學為主要特征，具有強烈的人文精神和歷史文化使命感，力圖融合、會通中西文化，實現儒學現代化的社會思潮和學術文化派別。在此內涵下，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即被確定為：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賀麟、馮友蘭、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

由對港臺新儒家的研究，大陸學者進而考察整個現代新儒學思潮，而港臺新儒家，很明顯，與大陸1949年以前的新儒家有著不同的特征，由此，就產生現代新儒家發展歷程的問題，又因為儒學第三期發展之說，就引發了新儒學歷史地位界定的討論。

現代新儒家的發展階段，大陸學者的分歧主要在1949年以前的新儒家是否分為兩個階段和個別新儒家學者的歸屬，但雙方劃分所依據的標準基本上相同，都是從學術、文化、哲學和歷史發展著眼的，只是一取粗，一求細罷了，因而雙方是相通的。鄭家棟的《現代新儒學概論》分現代新儒學為四個發展階段，即以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為代表的第一代，馮友蘭、賀麟、錢穆為代表的第二代，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為代表的第三代，杜維明、劉述先、蔡仁厚為代表的第四代，此說已取得更多人的認同。

把現代新儒家納入中國現代思潮中進行考察，表現出大陸學者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深厚的歷史意識。方克立等人認為，現代新儒家是中國現代文化保守主義的主流派，它與馬克思主義派、自由主義的西化派鼎足而三，是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處于錯綜的對立統一關系之中并存發展的三個重要派別或三大思潮之一。三大思潮之間既有對立斗爭，又有局部的統一，相互借鑒，相互影響，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補和互動發展。大陸學者也基本認可中國未來文化在于馬列、西化和新儒學三者健康的互動、三項資源形成良性循環的觀點，但在怎樣互動、何謂良性循環等問題上有不同看法。鄭家棟則從文化思潮、哲學思潮和學術思潮的角度定位現代新儒學。有的學者建議補入作為社會政治思潮的新儒學。有的學者主張從文化圈和文化構成的角度去定位，還有的學者主張從儒學發展的縱的方面和新儒學是當代全球意識的一元的橫的方面來定位現代新儒家。總的來看，大陸給予現代新儒家的地位是很高的，對現代新儒家的把握基本是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