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海外新儒家的崛起·激進與保守

近現代中國任何一個有影響的思潮和思想家無一不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而民族主義則根源于1840年西方用軍艦和槍炮強加給中國的屈辱。從鴉片戰爭到庚子賠款，中華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蒙恥受侮，中央大國，天朝上邦，竟淪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泱泱中華，千載文明，竟敗落到為蕞爾蠻夷所欺的境地，民族的危機激起中國人強烈的民族情緒，士(朝野知識分子)、農、工、商于是都熱切地投入救亡之中，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文化、經濟和軍事救亡運動。從堅船利炮的自強新政，到政治變法的維新運動，再到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我們一次次滿懷信心地投身其中，卻一次次慘遭敗績，依然內亂不止，外患頻仍，中國仿佛沉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中華民族到底是怎么了? 中國的癥結在哪里? 軍事、工商、政治的處方醫過后，卻一無成效，中國人不能不懷疑到文化和民族性上。而自1840年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西方思潮涌入，

中國知識分子發現西方文化確有其優越之處，同時中國文化長期不能使中國自救，其落后腐朽的一面在社會衰亡之時又顯得特別突出，于是，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猛烈地抨擊中國傳統文化，標幟民主與科學，掀起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胡適、吳虞、魯迅等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直接以孔子為對象，以儒家為靶的，從語言文字到綱常名教，從家族制度到專制政體，從性愛婚姻到政治法律，進行猛烈地抨擊和批判，徹底否定，并主張全面輸入歐洲文化。新文化運動這種激進態度終于導致思想的反動。中國知識分子的保守主義者挺身而出，重新維護孔子和儒家傳統的價值。先是梁啟超《歐游心影錄》清路開道，“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接著主將梁漱溟儒服登臺，在新文化運動大本營宣講孔子，1921年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從而“開啟宋明儒學復興之門，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智慧”(牟宗三《生命的學問》)。由此奠定了梁漱溟現代新儒家的先驅地位。1923年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人生觀》的演講，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這實際上是對二十世紀初風行中國的科學主義的反動。由此而引發的科玄論戰是通過1922年古史辯論戰而對新文化運動論爭的延續。而當張君勱提出“自理論實際兩方觀之，宋明儒學有昌明之必要”，“心性之發展為形上的真理之啟示，故當提倡新宋學”(《科學與人生觀》、《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不但與梁漱溟接上了線，而且開始了有意識復興儒學的運動。然而新儒學后來得以在港臺興起，并不是因為沸沸揚揚的科玄論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位孤寂的默默的潛心向學的儒者，這就是熊十力。“在新儒家學派里，熊十力在打擊科學主義上提供最為重要的原動力，對于活動于1949年后思想界學者之心態的形塑上，熊氏比任何早期新儒家更具影響力。熊氏的主要哲學著作大多出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這可視為早期新儒家和今天仍活躍于港臺二地的新儒家之惟一重要的精神橋梁。”(《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張灝《新儒家與當代中國的思想危機》)對現代新儒家來說，熊十力的意義就在于他建構起“唯心論的本體—宇宙論的形上學”，從而奠定了新儒學的理論基礎，從哲學上開啟了新儒學的思想進路。第三代新儒家的理論旨趣和哲學趨向都明顯地打上熊學的印記。因此熊十力《新唯識論》的完成，標志著現代新儒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哲學學派性格的挺立與完成，同時也為新儒家的第一個階段劃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