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宋明儒學的政治思想方向·民為邦本以民為心

陸九淵有這樣一段話：“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設吏，所以為民也。‘民為大，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邦本，得手丘民為天子’，此大義正理也。”(《陸九淵文集·與徐子宜》二)陸九淵繼承先秦儒學民貴君輕的思想，把它發展為徹底的“民為邦本”論。在陸氏看來，天下之所以要立君主并設官置吏，其目的是為了養(司牧)民。天子之位并不是專為君主實現一已之私而設立的，而是為養民設立的，如果君主不能養民，行仁政，使民過上好的生活，那就是失職。正是從民為邦本出發，陸氏肯定武王、否定伯夷。認為武王是有道伐無道，誅伐暴君，解民倒懸，是行王道以得王位，而不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而伯夷就不懂這個道理。

陸九淵尤其對為官如何為民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他首先論述了圣人與眾人的關系。他認為，圣人是“生知”，是生來就能保存“良心”的人，而民眾則是“愚民”，生來雖然固有“本心”，但一些大道理很難懂得，所以他們只能按照圣人之道去做，享用圣人造物備器的便利。但他同時指出：“天地設位，圣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圣人能夠成就天地覆載萬物之功，但同時也要依靠卿土的謀略、卜筮的警示、百姓的作用。這就是“圣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同上《使民宜之》)。其次，他提出為官者能否以民為心、站在民的立場上，而不站在自身的立場上，是判定這個官是正是邪、是君子還是小人的標志。他說：“大抵今時士大夫議論，先看他所主。有主民而議論者，有主身而議論者，邪正、君子小人，于此可以決矣。”(同上，《與陳倅》二)

王夫之認為，自古儒者重民其依據有三：一是“人不得速者，惟天則已”。然而“舉天”而以民的視聽為視聽，可見民的地位是至要(《尚書引義》卷四)。二是“君以民為基”，“無民而君不立”(《周易外傳》卷二)。三是“不恤其民，名為憂國，而國實受其敗”(同上)。他在總結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教訓時指出，“張角起而漢裂，黃巢起而唐傾”，原因是“貨積于上而怨流于下，民之瓦解非一日矣”(《讀通鑒論》卷二六)。因此，王夫之特別提出要重視民的生活。他指出：“民之所為，務本業以生，積勤苦以獲為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谷帛。”(《讀通鑒論》卷一六)因此，是安民以生，還是擾民以亂，至關重要。“利民”還是“厲民”是區別政與弊政的標志。把社會的治亂興哀與老百姓的生活、生計聯系起來，并把民的生活與民之生計提高到政治的高度，這些思想都為后世的先進中國人所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