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圖存—明清之際的儒學·“實學”考辨·當代學人對于“實學”概念的若干誤解

當前有關“實學”研究，發表了許多論著，對“實學”概念有各種各樣的界定，這些論著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對于實學概念的歷史內涵沒有弄清，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則是由于對“實學”概念的來龍去脈缺乏整體的、貫通的把握，因而就難免出現對“實學”概念的誤解。

關于“實學”研究，目前中國大陸最有代表性的論著是葛榮晉教授的《明清實學簡論》(載《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1期)和《中國實學導論》(載《中日實學史研究》)以及三卷本的《明清實學思潮史》一書。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就其中的一些資料理解與處理提出商榷，下面我們再就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進行討論。

(1)“實學”是一個獨立的學派嗎?

葛榮晉教授在其新著《中國實學導論》中說：“實學作為一種獨立的學派和主導的社會思潮，發生在中國明朝中期至1840年鴉片戰爭前的300年間，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明清實學思潮的產生，就其思想淵源來說，它來自于宋明理學又對立于宋明理學，這也是毫無疑問的。”這里并不是毫無疑問的，而是疑問叢生的。首先，“學派”是歷史上形成的，不是今人封贈的。我們以前從未聽說過歷史上有過獨立的“實學”學派。“實學”如果作為一個“獨立的學派”，那陳子龍《明經世文編》中所列的諸如宋濂、方孝孺、姚廣孝、于謙、王守仁、何瑭、王廷相、張居正、戚繼光、董其昌、徐光啟等數百名公巨卿豈不都變成一個學派了? 我們在上面論述康熙君臣以及陳確、王夫之、顧炎武、顏元等人都講“實學”，豈不也變成一個學派了?“實學”不僅不是一個學派，也不是一個學科或學術形態(如佛學、經學、理學等)，只能算是一種學術取向。此外，實學并非來自宋明理學，早于宋代理學三百年的唐代楊綰即已提出，并且“實學”的框架中也能涵蓋理學，從本質上說并非是對立的，而且把它限定在“三百年間”也并無歷史的根據，如此等等。

(2)“實學”涵蓋“本體論”嗎?

從上面三節我們所分析的有關“實學”的資料中，我們沒看到一條資料與本體論有關。葛榮晉教授將“實學”分出“實體實學”一類，并指出“實體”亦即“本體”，程朱理學把“理”說成“實體”，陸王心學把“心”說成“實體”，王廷相、羅欽順把“氣”說成“實體”。本體論哲學乃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應該算“虛學”，而不是“實學”。世界的本體是物質性的，還是精神性的，這是一個不能一勞永逸一次性徹底解決的問題，人類將在不同時期以不同形式長期討論下去，理學關于理、氣、心、性的討論即屬此類。“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這是“實學”的精神，一個真正講“實學”的人是排斥這種“空談”的，例如顏李學派的主張就是如此(當然這里也有其局限)。其實，“實學”是一個中性詞，理本論者可以講實學，心本論者可以講實學，氣本論者也可以講實學。“實學”與本體論如何并無關系。所謂“實體實學”，是人為地將“實體”與“實學”捏合在一起的概念(這是因為作者要把羅欽順、王廷相等氣本論者拉入“實學”隊伍的緣故)，如果“實體”即本體之義，那所謂“實體實學”乃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

(3)“實學”有“啟蒙”之義嗎?

從上面我們所分析的有關“實學”的資料中，我們看不到“實學”有“啟蒙”之義。葛榮晉教授又從“實學”分出“啟蒙實學”一類，也是值得商榷的。侯外廬先生認為明清之際存在“早期啟蒙思想”，這一點我是贊同的。但用“實學”來涵蓋“啟蒙”思想卻不妥當。我們通過對有關“實學”的歷史文獻分析，看到“實學”的內涵只有通經、修德、用世三項，并且從許多文獻中我們也看到，唐代宗、宋寧宗、元世祖、明太祖、清順治、康熙、乾隆、同治、光緒諸帝都支持或提倡“實學”，“實學”屬于正統儒學的范圍，封建王朝往往通過倡導實學來引導士人的學術取向。它并沒有更多的思想史方面的意義，更沒有“啟蒙思想”的含義。不僅如此，封建王朝甚至以“崇虛無而蔑禮法”為罪名，鎮壓像何心隱、李贄這樣的異端思想家。近代王仁俊創辦《實學報》公然反對民主，反對變法。正因為“實學”一詞本身并沒有“啟蒙”等許多意義，因此用“實學”來概括明清思潮也就未必合適。

(4)為何從“實學”中挖掉“修德”內容?

“實學”概念的歷史內涵中有重要一項，就是“修德”，我們今天的研究者習慣于把它剔除出來，甚至把它看作“經世致用”的對立物，以至于有的論文只講“利用”、“厚生”，而回避“正德”。古人強調“實學”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思，即理論聯系實際(“通經致用”)、內外一致之意。任何一個社會，盡管關于“修德”的具體內容可以不相同，但“修德”的原則卻不能沒有。之所以將“修德”的內容從“實學”中挑除掉，往往是由于論者的主觀價值判斷，一是認為“修德”內容是封建的“三綱五常”，應該加以摒棄;一是認為只有“兵農錢谷”之類才是“實”的，這又是由于我們近三百年來的積弊積弱所產生的潛在心理意識，其實一旦這個層面的問題解決了，就會感到“修德”以充實精神的必要了。古人把“修德”作為“實學”的重要內容，是一種深刻的歷史意識。在這一點上，今人倒是應該深思反省的。

(5)“實學”的范圍應該如何確立?

最后，就是“實學”的范圍問題，論者立意要將“實學”框定在明中葉至鴉片戰爭的三百年間，由于沒有把握住“實學”概念的歷史內涵，因此對“實學”范圍的確定也就失去了衡準，經常與所要框定的時限發生矛盾。如以羅欽順、王廷相等人的思想為“實體實學”，那么主張氣本論的張載，主張元氣論的王充、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的學說算不算“實體實學”? 如將張居正等人列為“經世實學”，那么唐代楊炎、北宋王安石等人要不要列入“經世實學”? 上而推之，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兵家、農家算不算“經世實學”? 如以李時珍列為“科學實學”，那古代的《神農本草經》算不算“科學實學”? 其他著名醫家如張仲景、王叔和、孫思邈以及金元四大家等人的醫學理論與實踐，算不算“科學實學”? 如以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記》為“科學實學”，那酈道元的《水經注》算不算“科學實學”?如此等等，可以類推。正因為《明清實學思潮史》著作中包含著這些矛盾，就不可能將“實學”框定在一個時限之中。其實，只要了解“實學”概念的歷史內涵，這個問題并不難解決。實學的歷史內涵是通經、修德、用世三項，它排斥佛、老百家之學，排斥詩賦、詞章、功利之學，就此內涵而言，我們可以把它上溯于孔子，此時雖無“實學”之名，卻有“實學”之實，晚清朱次琦即稱“孔子之道”為“古之實學”。“實學”之名的正式提出，始于唐代，這是由于科舉制度的勃興造成了士林習尚與社會政治的反差，提倡“實學”是為了引導士人的學術取向。盡管各時代表現的形式有所不同，士林習尚與社會政治的反差終封建之世一直存在，“實學”始終扮演著兩者之間的調節者，而這完全是由封建社會制度的自身矛盾造成的。

《明清實學思潮史》由于有許多明清學術史專家參與，就其分撰各章而言，都有相當的學術價值。但由于主編對“實學”概念有上述種種誤解，因而這部書的整體框架，捉襟見肘，漏洞百出。應該認識到關于“實學”史的研究，這是一個階段性成果。并且應該承認，這一階段對于“實學”的看法乃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實學”作為一個歷史視角，是可以對之進行研究的，但必須重新調整我們的理論框架，使之符合“實學”概念的歷史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