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道教·理想人格的建構·入世與遁世出世

儒道的理想人格各有其特色，儒學的“圣人”著眼于人和社會的關系，希望能在完善人格的同時，促進封建社會的和諧發展;道家的“真人”著眼于人與自然和社會客觀環境的關系，希望能保持各人自身的自然屬性;道教的“仙人”則著眼于既效法自然，又遵從名教綱常以延長生命，獲得永生。由于理想人格的不同，儒道形成了不同的人生態度。儒學講修齊治平，要人超越世俗人倫關系的羈絆，無為以避世。道教對道家作了宗教性的發揮，要人順自然以修長生之道。

儒道不同的人生態度，在現實社會中對人的心理平衡起著一種調適、互補的作用。儒家談人，僅限于現世，儒家談人的實現強調的是主體道德上的自覺完善(修身)，但如何從主體的自身來強調為善去惡的必要性? 當人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無法實現自我，更無法去“推己及人”、治國平天下時又怎么辦? 儒家對此少有解釋。即便是孔子所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也仍然是從“隱居以求其志”(《論語·季氏》)的角度提出來的。而強調效法自然的道家與道教，都希望在現實的社會之外另覓仙境，另求在隱世或出世中實現逍遙的人生。這樣，進可儒，退可道，儒道在現實的人生中就可以實現一種互補。這種儒道互補為基點的人生態度對儒學人生價值觀的進一步發展，乃至對整個中國文化基本特點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響。

綜觀歷史上大多數儒生的人生態度，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堅持剛健不阿的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面對現實社會的種種苦難，抱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寧死不屈。這種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鑄就了像董仲舒、王充、范仲淹、張載、王夫之等許多好學深思、憂國憂民的進步思想家、哲學家，造就了王安石、康有為、譚嗣同等具有深重歷史責任感和革故鼎新精神的政治家，培養了包拯、海瑞、于謙等一批批公正廉潔、剛直不阿的清官，哺育了蘇武、岳飛、文天祥、戚繼光、林則徐、關天培等一代代維護祖國尊嚴、富于犧牲精神的愛國志士，熏陶了千千萬萬志士仁人鍥而不舍、堅忍不拔的進取精神。但是，剛健易折，強行易敗。因此，儒學的另一種人生態度是道可行即行，道不可行，即“隱居以求其志”，通過其他途徑來曲折地表達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人生志向，將行道與保身結合起來，有的甚至逍遙于山水，寄情于詩文，淡泊名利，知足常樂。例如，漢代儒生仲長統，“少好學，博涉書記，贍于文辭”，不僅才華橫溢，而且性格狂放，敢于直言，不拘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他很想積極入世作一番事業，但他生活在東漢末年政治黑暗、戰亂不止的社會中，作為一介儒生，又無事可做，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因此，“每州郡命君，輒稱疾不就”，并想學著道家的人生態度，“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做個自得其樂的“隱君子”。甚至進一步想以道教的瀟灑自在的仙人為人生理想，“生天翮于臂，長毛羽于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昌言·雜篇》)，希望“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求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昌言·樂志》)。當然這只是仲長統痛苦中的一種夢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信，只是聊以“樂志”罷了。憤世—遁世—出世，這是封建時代儒生對丑惡現實不滿，對動亂時局不知所措的惟一無出路的出路。一旦入世的條件具備，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放棄出世的態度，而以新的熱情去治國平天下。仲長統就是如此。后來，尚書令荀彧聽到仲長統的名聲，乃推薦他為尚書郎，仲長統就“參亟相曹操軍事”(《后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總算了卻他希望入世治國的心愿。

儒道互補的人生態度如何表現往往是由社會政治形勢和儒生士大夫個人的生活遭遇等多種原因決定的，這在中國思想史上有著重大影響的玄學和理學那里就可得到充分的說明。玄學就是以孔孟儒學為靈魂，以老莊道學為構架建立起來的。玄學從表面上看似乎是要拋棄人倫，超世獨步，事實上，在深層次里仍以孔孟的積極入世為基調。這反映在玄學家的人生態度上，即是儒內道外的互補。例如，阮籍遭母喪，仍飲酒食肉，與人下棋。嵇康好老莊，常以修身養性、服石為事。魏晉時期，士大夫從效法自然發展到山水怡靜，嘯傲縱逸，狂放不羈，從而才有七賢的竹林之游、名士的蘭亭之會。然而，孔孟之靈魂已深深地鑲嵌在玄學家的心靈深處，阮籍在遭母喪時飲酒作樂，看似不守儒家禮法孝道，其實他“性至孝”，他正是用不守儒家禮法的行為來發泄自己內心的痛苦，表達他的孝子之心。

嵇康也是由于不滿司馬氏政權的胡作非為才遁世于景色秀美的鄉下，以打鐵自娛，以酒肉為伴，在逍遙度世中，嵇康并沒有忘記儒家的倫理道德，當他被司馬氏集團打入死牢后，他對自己的一生作了總結。在這份臨終遺言式的《家誡》中，他流露出了對儒家倫理道德的認同，甚至教育后代要從小立志，積極入世，有所作為。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 “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鋵嵅贿^是態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要迂執得多。”(《而已集》)這可謂一語中的。玄學家們在貌似逍遙自得、風流倜儻的背后，卻激蕩著一股憤世嫉俗、勵精圖治的熱血。

宋明理學是在綜合儒佛道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它對儒道的兼綜是更加圓潤。進可儒，退可道，“隱居以求其志”在理學家手中可謂運用自如。理學家往往在朝廷做個官，官場失意后，又聚徒講學，或者是邊做官，邊講學，以學問道德聞世。程頤居洛陽十余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從官場退下，“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宋史》卷四二七)。朱熹晚年曾被任命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有了接近皇帝的機會。他借侍講之機，“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得罪了掌握朝廷大權的韓侂胄，觸怒了宋寧宗。因而任侍講僅四十余日就被革了職，他所宣揚的道學也被稱為“偽學”。在這倒霉的時候，朱熹便通過聚徒講學，傳道授業解惑，以宣揚自己的思想，達到積極入世之目的。

“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僉人，以學為偽，……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曰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黃干《行狀》)

朱熹一生開辦和重建了多所書院，“四方士友來者甚眾”，有弟子數百人。他的著述甚豐。他的思想主要就是通過他的著作和弟子流傳下來的。從南宋起，朱熹的思想就一直被奉為儒學的“正統”，傳統文化的“正宗”，統治中國思想文化界達六、七百年之久，其影響之大，流傳之廣，是無與倫比的。可以說，朱熹正是受儒道互補的人生觀的影響，通過“隱居以求其志”，才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也正因為吸收了道教和佛教等各種思想，朱熹才得以在前人的基礎上，綜合各家學說，镕鑄成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使儒學在他手中大大地向前發展了一步。(洪修平 徐長安 孫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