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日中天—獨尊地位的確立·兩漢經學·兩漢經學的異同

西漢、東漢經學的發展各具特色，自儒家獨尊，今文經學的建立，到古文經學的興起，以至今、古經學合流，然后逐漸趨于衰微，一是由于政治的變遷，一是受學術內在規律的影響。因此，兩漢在經學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不同。總的來看，有如下差異：

西漢尚今文，東漢重古文

今古經學之分，最初起于文字不同。當時今文指通行的隸書，古文則是指先秦的古文而言。西漢立于學官的都是今文經學，本無今古經學的問題。到了劉歆倡導古文經，移讓太常博士書，欲立《毛詩》、《左氏春秋》等博士，才有古、今經學的論爭。古今經文本只是文字不同，到后來，連解經也有了很大差別。所以許慎在《五經異同》中，把五經分為古今經來研究。又因為今、古經文家法、師法不同，因此主張也相去甚遠。廖平《古學考》總結說：“今學祖孔子，主《王制》;古學祖周公，主《周禮》。今學為孔子晚年之說，古學為孔子壯年之說。今學為經學派，古學為史學派。今學出齊魯，古學出燕趙。今學守專門，古學多異說。”這些區別到后來發展為爭執，甚至演變為意氣用事，古文學家詆今文經學“口說無憑”，今文學家則斥古文學家為“向壁虛造”。彼此攻訐，久久不息。

今文尚微言大義，古文多章句訓詁

西漢說經偏重于微言大義，講求經世致用，如以《禹貢》治河，以《洪范》察變，以《春秋》決獄，以《詩經》當諫書，治一經就要發掘出經書中能為當世所用的政治觀點和方法。東漢的經師則多致力于章句訓詁，許多經學大師也是訓詁的高手。許慎、馬融、鄭玄在經義訓詁上都達到高峰，后人稱名物、訓詁之學為漢學，原因就在于東漢經師在訓詁上的成就在歷代學術中是獨樹一幟的。

賈逵(30—101)，扶風平陵(今陜西咸陽)人，東漢經學家，著有《經傳義詁》，有“通儒”之稱。

西漢經師多專一經，東漢經師多才博通

西漢前期因經學初興，經籍流行不廣，加之經師多重微言大義的發掘，因此一般經師僅專守一經，罕能兼通，像申培既通《詩》又通《春秋》，韓嬰《詩》、《易》雙通的為數極少，能五經皆通的，僅夏侯始昌一人。

東漢經師則不然，兼通數經的比比皆是。如尹敏習《歐陽尚書》，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景鸞能理《齊詩》、施氏《易》，兼習河洛圖緯之學，又撰《禮內外說》;許慎五經無雙;何休精研六經;賈逵、馬融、鄭玄則遍通群經，尤其是馬融可通十一經，后儒很少能與之相比。這種遍通群經的風氣，也是東漢經學的一大特點。

何休(129—182)，任城(今山東濟寧)人，東漢今文經學家，著有《春秋公羊解詁》，注有《論語》、《孝經》等。

西漢說經簡，東漢說經繁

西漢各家之說大多止于一、二篇，但東漢解經卻極為繁冗。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說：“東漢則袁京習京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朱普《歐陽尚書章句》四十萬言……牟氏《尚書章句》有四十五萬余言，張奐亦以其浮辭繁多，減為九萬言，然奐自著《尚書記難》亦三十余萬言。伏恭治《齊詩》，以父黯章句繁多，乃省簡浮詞，定為二十萬言。張霸就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以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東漢學者說經雖多又博，但多而無當。《漢書·藝文志》曾說：“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后世經傳既已乖戾，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言，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后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這雖是《漢書》中的話，但對東漢學者治學之弊也是適用的。徐干《中論· 治學篇》也對東漢學者提出批判：“鄙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于器械，矜于訓詁，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

西漢經學以利祿為榮，東漢經學則讖緯最甚

西漢設立的經學博士對經學的興旺起了很大作用，朝廷用利祿吸引知識分子的做法非常成功。《漢書·儒林傳》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大師眾至千余人，蓋利祿之路然也。”顏師古也認為：“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通經可以得爵祿高官，公孫弘、桓榮等人就是通過通經而發跡的。西漢元帝以后更有“公卿之位，未有不從經術進者”(《經學歷史》)。因此世人有“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的說法。

東漢讖緯之風最為嚴重，就連馬融、鄭玄這樣的大儒也熱衷于讖緯。劉申叔《國學發微》講：“自漢武表章六經，罷黜百家，托通經致用之名，在下者視為利祿之途，在上者視為挾持之具。……及光武以符箓受命，…… 由是以讖緯為秘經，頒為功令，稍加貶斥，即伏非圣無法之誅。放一二陋儒，援飾經文，雜糅讖緯，獻媚工諛，雖何、鄭之倫，且沉溺其中而莫反，是則東漢之學術乃緯學盛昌之時代也。”

桓譚(約前24—56)，沛國相(今安徽濉溪)人，西漢末東漢初哲學家、經學家。

西漢經學經過四百年的發展，到東漢末鄭學達到頂峰，經歷了今文古文之爭、齊魯之爭，受陰陽、五行、讖緯、政亂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形成了許多派別，但就兩漢經學研究的整個方向來看，大體上仍是一致的，即兩漢經學都以章句訓詁為主，并主張經義的研究應該有益于社會的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因此特別推崇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