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何處是盡頭

曹禺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成就卓著、影響廣泛的劇作家。他的戲劇創作道路不僅體現了他作為戲劇家的思想歷程，也反映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

四幕劇《雷雨》著力表現了周、魯兩家及其成員之間前后30年錯綜復雜的糾葛，以各種不合理關系所造成的強烈悲劇性，深刻地揭示了資產階觀上的局限，把悲劇的社會根源歸結為“自然的法則”，在藝術上也過多地流露出塑造的痕跡，所以作品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說《雷雨》勾勒出了歷史的縱向線索的話，那么《日出》則是對生活橫斷面的剖析，作者以期待旭日東升的迫切心情，通過黎明、黃昏、午夜、日出四幕戲，描寫了一種實際操縱社會生活的腐朽勢力在日出之前黑暗中的活動，表明曹禺對現實的理解已有了顯著的進展。

而《原野》的出現，則說明作家的創作視野有了進一步擴展，這是一出描寫農民向土豪復仇的悲劇，與以前的戲劇相比，由于作者對農村階級斗爭生活并不熟悉，把一個本該具有復雜社會性格的英雄形象變成了一種與命運抗爭的力量的象征，劇中的環境描寫也增強了神秘感和恐懼感，削弱了作品揭示生活的力度。

在抗戰中誕生的進步劇作《蛻變》，作者以滿腔的激情描寫了一段腐敗的傷兵醫院改觀的歷史，塑造了一個熱誠為傷兵服務的光輝的人物形象。作品真摯感人，但短期內蛻舊變新的簡單化做法也說明了作者對社會變革的過程理解得過于幼稚，從而使作品后面情節發展失去了真實性。

正因如此，蛻變的希望落空，日出也沒有出現，只隱約可見雷雨后的一線殘虹，強烈的失望使他懷著悲哀的心情寫下了《北京人》，該劇以抗戰前一個沒落封建世家內部相互傾軋的矛盾沖突，揭示了封建社會腐爛死亡的歷史必然性。但由于作者并未著力表現矛盾的內部關系，而把注意力引向了家庭瑣事上，以致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

曹禺改編巴金的同名小說《家》，以戲劇的形式突出了原作中的人物形象，并著重揭露封建大家庭的腐化墮落和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惡，為青年人的婚姻悲劇找到了社會根源，比起原作來，在內容和藝術上有了較大的創新。

曹禺以其優秀劇作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劇壇的地位，達到了很高的成就，有力地促進了當時的話劇創作，為現代文學在戲劇方面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遺憾的是，曹禺的戲劇創作高峰來得早，去得也快。建國后也曾有過幾段轟轟烈烈的生活，但卻未能孕育出較有影響力的新劇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