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史學

儒學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總結。儒學產生以后，又指導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儒學深沉凝重的歷史感，溫柔敦厚的倫理觀、經世致用的人文思想，是中國文化不斷發展的源泉和力量。

中國傳統文化的建構，肇始于先秦時期，其演進的過程分三個階段：巫官文化、史官文化、士文化。巫官文化具有原始色彩，史官文化具有理性色彩，士文化具有自由思維的特征。這三種文化之間有著淵源、繼承和變革的關系，它們的形成和發展，構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實基礎，成為中國文化學術史中各門人文社會科學的策源地。儒學和史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兩門重要的社會科學。儒學的起源和產生在時間上與史學有著先后之別，史學的起源和產生早于儒學。史學萌芽于原始社會，原始初民在為自己的生存繁衍而艱苦卓絕地奮爭時，便開始思考他們的現在與過去，開始記憶、思索自己的歷史，并通過口耳相傳、輾轉復述的形式將他們的歷史傳說保留在記憶里、包容在神話傳說中。這些歷史傳說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后世的不少書籍正是依據這些傳說，才記錄保留下了諸如傳說中的有巢氏、伏羲氏、神農氏時代人們生產和生活以及社會狀況的珍貴史實。

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后，文字和歷法也隨即產生，這成為產生歷史學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隨著文字和歷法的產生，人們遂能記年載事，歷史知識的積累遂由口耳相傳進到史書的撰述，中國歷史學也因此而產生。與此同時，中國的巫官文化也誕生了。巫官文化的時代，巫史不分，巫與史的職事往往一致。先秦典籍中記載此種情形時往往是“史巫”并舉或“巫史”連稱，如《周易·異卦》說：“用史巫紛若。”《國語·楚語下》說：“夫人作享，家為巫史。”中國的史官文化萌發于殷末，形成于西周，并迅速發展到極盛。史官文化的確立，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中國當代史學家范文瀾曾指出史官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主干。(參見范文瀾《正史考略·緒言》)史官文化無所不包，宗教、哲學、史學、政治、倫理、道德等社會思想，無不在史官文化中得到孕育和發展。春秋時代是史官文化的更變期，春秋末，孔子修《春秋》，不僅標志著中國史學的一次歷史性飛躍，更重要的是，孔子在這個時期創立了以他的思想為理論基礎的中國儒學。戰國時代，士階層的崛起，士林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著中堅的作用，作為史官文化的主體史官，不能再以其宗教的身份為政治服務，這促使他們投身于士文化的創造之中，一方面是史官躋身士林，另一方面是士子也往往從史學角度來闡發他們的思想，此時的中國傳統文化，向人們展示的是一條史官文化向士文化趨合的演進歷程。在中國士文化階段中，中國史學發展的步履逐漸加快，出現了一批以記言記事為特征的歷史文化典冊，如《左傳》、《國語》、《世本》、《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戰國策》、《逸周書》、《山海經》等。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士文化所形成的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散文勃興的局面，使儒學在孔子的基礎上得到了鞏固和發展，并成為當時眾多的文化學術派別中最重要的學術流派之一。

儒學的產生雖然晚于史學，但儒學自產生之日，便與史學結下不解之緣，它們之間既有聯系，又有相互影響、相互交叉的關系。史學是研究社會歷史現象和過程并揭示其內在規律的科學，儒學是治世之學，它也以社會歷史現象為研究對象，但側重于政治和道德，在功能目的方面，史學和儒學有很多一致性。儒學和史學還有著相互影響的關系，中國儒學往往向史學提供觀點和方法上的啟示，中國史學往往向儒學提供經驗事實和理論素材。儒學和史學還有著學科上的交叉融合，這主要表現在儒學史和歷史儒學兩個方面。儒學史考察的對象是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儒學，是對儒學本身的發生、發展歷程所作的歷史考察，故儒學史同時又可說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屬于史學的范疇。歷史儒學則是對儒學的歷史考察，側重于從總體上、宏觀上探討儒學發展的一般規律或總體趨勢，它既是儒學研究的一重要方面，同時又是史學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綜上所述，儒學和史學都屬于社會科學，兩者有著密切的關系，儒學和史學都屬于上層建筑領域，都屬于社會意識形態，因此都為社會存在所決定和制約。每一個時代的儒學和史學都有共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基礎，因此，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學和史學，自然具有鮮明的時代思想政治特色。儒學和史學既各自獨立發展又密切聯系，這是中國文化所帶給它們的特有現象。具體說來，它們之間的關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中國史官制度及史館的建立、官修史書的指導思想的確立，體現了統治階級對史學的控制，同時也符合儒家關于史學服務于政治、服務于皇權的思想，使史學在功能目的上與儒學達到一致。第二，統治階級從西漢以后，在眾多的思想文化學術流派中，將儒學捧上至尊的地位，從此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便始終以儒學思想為正統思想。自從儒學成為統治階級思想后，史學便離不開儒學的指導，儒學為史學提供史學觀和方法論，史學的基本思想始終都體現著儒家的理想。不同的時代有什么樣的儒學，就有什么樣的史學;反過來，史學的發展也促進了儒學內容的更新。在中國文化史上，不受儒學指導的史學是不存在的。第三，史學與經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經史的離合，成了人們歷來議論的話題。經史同源，魏晉以前經史不分，盡管漢代的史著《史記》和《漢書》已形成了經史分離的標志，但漢人在觀念上仍是經史不分的。史學獨立后，仍然沒有擺脫經學的影響，史家的史學研究，在某些方面仍然借助于經學研究的成果。我們從經學與史學關系可以理出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一道軌跡。第四，中國的史學家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同時也是儒學家，對儒家的要求和標準同時也是對史家的要求和標準，史家都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儒學的影響，并形成了對良史素質的公認標準和鍥而不舍、刻苦治學的優良傳統。第五，史家治史的方法雖有自身的獨立性，但與儒家的治學方法有著相互貫通、相互借鑒的關系。史學研究的對象涵蓋了人類社會以往的一切活動領域及其過程，因此它是最具有綜合性的一門社會科學，這就要求史家必須既是一個掌握包括儒學在內的其他各門社會科學的“通才”，又是一個“專才”。同樣，儒家如果不懂史學，就談不上對本門學科有完整的認識。史家要成為一個既是“通才”又是“專才”的學者，就必須具備牢靠的學識基礎，他的研究成果才會有一定深度，而史家這一牢靠的學識基礎的奠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學習借鑒儒家的治學方法。儒學的治學方法運用于史學的研究中，是中國史學的一個特色。

儒學和中國史學的問題涉及面很寬，以下著重就史官制度的建立、史學的功能目的觀、傳統的史學思想和史學批評、史學的尊孔崇儒傾向、經學與史學的關系、良史素質觀以及史學優良傳統的形成等問題，談一談儒學對中國史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