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人杰地靈，澤被后世—江西思想之光探索·經世致用之學

宋朝建立以后，恢復了中國的統一，恢復了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政治，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沒有內戰，并用屈辱求和的辦法得到邊境上的暫時的安寧，國內似乎形成了太平無事的景象。其實這是一種虛假的現象，是一種茍安。由于宋朝從一開始便奉行一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縱容官僚大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同時，北宋還實行一項“守內虛外”政策，對西夏和遼容忍妥協，對內則豢養大量軍隊以鎮壓勞動人民。從而使各種矛盾更加尖銳，農民起義經常發生，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起義就是最著名的一次。北宋王朝處于“積貧積弱”的形勢，統治階級面臨嚴重危機。地主階級中有見識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紛紛尋找救治之途，江西的士人發揮了重要作用，先是晏殊、歐陽修等人積極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慶歷改革，后來又出現了李覯和王安石兩位最有名的代表。

(1) 李覯生平和著述

李覯(1009—1059)，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今江西南城)人。他出身寒微，沒有考上進士，但23歲即開始著書立說。慶歷三年，南城立學，郡守請李覯“為之師”、“四方來學者嘗數百人”。時李覯35歲，已是學業成就，聲名遠播，后來經范仲淹推薦赴太學供職。51歲，權同管勾太學。是年，因遷葬祖母，請假歸，竟而卒于家。其著作后人編為《盱江集》。

李覯一生以教書為生，傾慕主張改革的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而且與范仲淹、富弼多有交往。范仲淹曾兩次向朝廷舉薦，說李覯“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圣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于天下之士”(《范文正公集》卷十九)?？梢哉f，范仲淹為當時稱之為“新政”的改革提出了一個綱領，但還沒有為這個綱領作出一種理論的根據，而李覯則作了這方面的工作。

李覯一生精研富國、強兵、安民這些經世致用的學問。他的議論以儒家經典為依據。在儒家經典中，他以《周禮》為依據，講他的社會政治思想;以《周易》為依據，講他的哲學。他的禮論和易論也就是他的經世致用之學的主體部分。李覯在哲學上是個樸素的唯物主義者。他依托易學闡述了他在自然和社會歷史觀上的某些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認為作為宇宙本體的“太極”，不是“無”，而是物質性的“氣”。他反對把《易》當作迷信卜筮之書、而認為《易》是一部教人處事立身、治國經世之書。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他認為物質利益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根本，而從不諱言“利”與“欲”。他說：“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盱江集》卷二十九《原文》)。從這個根本思想出發，他進一步論證了社會政治和國家的一切活動，都離不開經濟。他說：“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鬃釉唬骸闶匙惚?，民信之矣。’是治國之實，必本于財用。……是故圣賢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卷十六《富國策第一》)。他還指出，富國的辦法在于“強本節用”?！皬姳尽笔前l展經濟，“節用”就是減少財政開支。在經濟上力求發展，在財政上力求節約。這樣就可以“下無不足而上則有余”。

李覯以富國強兵為目標闡釋其治國之道，目的就是希望當時的宋朝能緩和各種矛盾，以興王道。他認為《周禮》是周公旦致太平之書，根據這個認識，他作了《周禮致太平論》。他對禮有獨特的見解，他說：“禮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為之節文者也”(卷二《禮論第一》)。認為“禮”是源于人類實際生活的需要，同時他還指出“禮”是廣及社會各方面的。這樣禮的內涵更加豐富和廣泛，從而禮就具有經世致用的作用?！吨芏Y致太平論》五十一篇，便是對《周禮》經世致用性質的展示。他以《周禮》的精神作為當時改革的根據，具體論述《周禮》“致太平之跡”，他在序文提到的“內治、軍衛、刑禁、官人、教道”就是今天所謂的政治、軍事和教育問題，而“國用”則是所謂的經濟問題。所以這部書是一部政論，一種全面的經世致用的學問。

李覯還敏銳地看到了當時土地問題的嚴重性，他在《平土書》上說：“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雖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堯舜復起，未知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盱江集》卷十九)。他指出了土地的不均影響了人民的生活，也影響了國力的發展，如何解決這個社會的根本問題呢?他認為只有恢復過去的井田制度，“井地立，則田均，田均則耕者得食，食足則蠶者得衣”(《潛書》)。盡管這種復古思想非常幼稚，但反映了當時要求解決土地不均的良好愿望，具有進步意義。

總之，李覯雖未從事實際的政治實踐，但從思想觀點上看卻是一個典型的事功派。他和王安石的思想路數也十分合拍。

(2) 荊公新政與新學

慶歷改革并沒有收到實效，范仲淹的建議大都沒有落實，仁宗一代仍被稱作不治之朝。到了神宗，王安石領導了熙寧變法，做了一次更大的努力。和慶歷改革的人物相比較，王安石是擔負了范仲淹和李覯兩個人的任務，變法的理論和實踐，王安石“一身而二任焉”。

王安石(1021—1086)，江西臨川人。因于北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封為荊國公，故也稱王荊公。王安石出生于小官僚地主家庭，青少年時便隨做地方小官的父親王益輾轉于南北各地，自慶歷二年(1042)中進士后，十幾年里，他擔任過各種不同的地方官吏。嘉祐五年到八年(1060—1063)，王安石在中央任職時，曾總結了多年做地方官的經驗，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張，寫下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但未被采納。后因母喪回到南京，聚徒講學。宋神宗趙頊即位，王安石再次被召入京，于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后又為宰相，直到熙寧九年罷相。在這七年多的時間里，王安石在宋神宗趙頊的支持下，積極變法，推行新政。

早在仁宗時代，王安石就清醒地看到了社會統治的危機。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說：“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臨川先生文集》卷三十九)。這幾句話概括了當時整個社會的危機，它包括階級矛盾、民族矛盾、財政困窮、風俗衰敗四個方面。

針對這種危機，王安石指出，必須“改易更革”，就是說要“變法”。“變法”首先要培養人才以解決人才不足的問題，還要“理財”，以解決財力不足的問題。他認為人才不足在于陶冶人才不得其道，而“陶冶”包括“教之、養之、取之、任之”，這四個方面都有其“道”。新法中改革教育和科舉制度就是針對這點。關于財力不足的問題，王安石在《言事書》中說：“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荚谥呜敓o其道耳?！彼坪跽J識到，財富不足的問題，不在于人力不足，而在于不善經營治理財富。

王安石在這篇《言事書》中，沒有提出變法的具體措施，但是明確地指出了當時政治、社會危機的嚴重和變法的必要，以及革新的基本原則。《言事書》是他后來變法的一個總的理論根據。

在變法過程中，守舊派的官僚以“天變”、“祖宗之法”、“人言”作為反對改革的三條依據?！耙谎苑较拢恢r隨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嘩然而議者，新法也”(章袞《王臨川文集序》)。王安石為了反擊這些攻擊，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的口號，這是新法的思想基礎。他的“三不足”思想在當時很容易被人曲解，被認為是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又自稱他所提倡的變法并不是創新，而是“師古”，是“法先王”。不過他認為，“法先王”并不是照抄，而是“法其效”。所謂“祖宗不足法”只是指不照抄祖宗定下來的制度。他說：“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余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王安石在這里強調，“法先王”不能照抄，要了解他們的精神實質，把他們的精神實質同北宋時期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以為措施。這樣的改易，就不致于引起反對。而實際上也就是合乎“先王之政”了。這就是他所說的“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

王安石變法的具體目標就是富國強兵，因此他的新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理財、整軍、改革教育和科舉制度。他為富國而制定和推行的新法有：均輸法，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他為強兵而制定和推行的新法有保甲法、將兵法。在這些新法中，農田水利法是從根本上提高農業生產力的措施。農業生產提高了，農民的生活就可以改善，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可以增加。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富國富民的問題。青苗法是解決豪強地主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的問題，“多取兼并豪強，以濟貧弱?！狈教锞惙ㄊ墙鉀Q豪強地主占田逃稅的問題。這些都是打擊豪強地主的措施。均輸法和市易法是用封建國家的權力，掌握市場上貨物的流通，防止大商人投機倒把、囤積居奇，使所謂“輕重之權”掌握在封建國家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大商人手里，這是打擊富商巨賈的措施。保甲法是寓兵于農、逐步改變募兵制的辦法。這是提高軍隊素質的根本辦法。將兵法是關于編制和訓練軍隊的措施。在封建社會，軍隊是地主階級專政的工具，具有對外加強邊防，防止外來侵略，對內鎮壓老百姓，防止農民起義的兩重作用。王安石的強兵措施，當然也有這兩方面的意義。

關于改革教育和科舉制度，王安石指出，當時的科舉考試，重詩賦，雖然也考儒家的經典，但注重的是一種文字上的了解。所以他認為，要改善這種制度，提倡對于儒家經典的精神的體會。這也是他所講的“陶冶人才”的必要的方法。他在政府中設了一個經義局，對于儒家的經典作新的解釋，由他和他的兒子王雱主持其事。對《周禮》《尚書》和《詩經》作出了新的注解，稱為《三經新義》，由政府推行全國。各種考試，凡涉及經典的，都以“新義”為標準。王安石又作《字說》，這是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基礎，從字的構造和發展上闡述“先王之意”。這《字說》和《三經新義》，當時稱為“新學”。在當時的學術上同他的政治上的新法相輔而行?！对娏x》《書義》現已散失。《周官新義》原著也不存在，但有清人的輯佚本?！端膸烊珪ぶ芄傩铝x提要》有言：“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后而欲濟之以富強，又慎富強之說必為儒者所排擊，于是附會經義以箝儒者之口?！笨梢姡吨芄傩铝x》是結合治國這一實際來探求富國利民之道，其思想主旨是經世致用。

王安石新法的實行，確實收到了一定的富國強兵的效果，初步扭轉了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一次具有進步作用的變法改革運動。他在新法中表現出的摧制兼并、打擊豪強的均平思想，以及德刑并舉的主張和求實的功利主義，都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因而是進步的。但王安石的變法改革運動，畢竟是地主階級內部的改革運動，其根本目的還是要防止“漢之張角，唐之黃巢”事件的重演，以維護封建的統治。這就決定了它不能解決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所以王安石的變法最終必然遭到失敗。

作為中國古代地主階級中出色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王安石既有經世致用的思想和理論，又有經世致用的變法運動，他乃是一代最為杰出的講究經世致用的思想家，是江西思想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

(3) 楊萬里別具一格論致用

南宋時期，江西還有一位強調經世致用的思想家也需要提一下。由于他的詩歌成就遠遠超過他的思想成就，以致人們只贊揚他的詩，而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一個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哲學家。他就是楊萬里。

楊萬里(1127—1206)，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他學貫古今，且以一身正氣而仕宦四十年，洞達世情，歷練百事，從而成就為一位頗具特色的思想家。其著作有《誠齋集》《誠齋易傳》，皆已收入《四庫全書》。

楊萬里標榜學問當以六經為基礎，但并不像王安石和李覯那樣去依托一兩部經書來闡發其經世致用之學，而更多地優游于實際的政事經驗中。在六經中，他把《易》和《春秋》擺到突出地位。對于《春秋》，他說：“五經者，夫子之所以教也。《春秋》者，夫子之所以為政也。徒教而不為政，堯舜不能以經一世，而夫子能以經萬世哉!”(《六經論·春秋》)他在這里指出，經世的核心就是為政。從這種觀點出發，楊萬里一身正氣，仕途也不怎么順利，但決不逃世避世，而是以全部的身心投入到“為政”中去。他不僅在治經時著眼于“用”，而且認為一切的學問，一切的言論都要強調“致用”。他說：“言非尚于奇而尚于用也。事非難于料，難于處也。奇而無用，能料事而不能處。此豈非士大夫進言謀國之大患歟?”(《誠齋集》卷八十八)可見，楊萬里的思想具有經世致用的強烈意識。

從經世致用的目標出發，楊萬里極為看重儒學，同時采納法家的觀點，而對佛老思想是完全排斥的。他指責“老子以空虛為道德”，“佛老好其清凈寂滅之道”。而認為道在本質上是實的，是“圣人之所以實之以用世也?！弊鳛橐晃唤浭乐掠玫乃枷爰遥瑮钊f里對實際的政事有很多精辟的論述，這也是其思想的一個顯著特征。例如人才問題，他說：“古者求人之一能，后世求人之無不能。求其一能，是以多能，求其無不能，是以有不能”(《庸言五》)。不要求全責備，要不拘一格降人才，這是人才學上很有價值的觀念。在其他問題上，他還有許多歷練洞達之見，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具體評述了。

跟李覯和王安石相比，楊萬里的理論沒有李覯的那樣堂皇系統，然而他的議論卻處處能落到實處。從行動和實踐方面來說，他當然無法和王安石相比，然而王安石并非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效法的，而楊萬里則是有志之士在任何時候都可學習的。楊萬里的思想真可謂別具一番風格。

(4) 宋應星的科學思想

宋應星是明后期江西出身的著名科學家，他的主要成就就是其著作《天工開物》及其科學思想。我們在這里也把它看作是經世致用的學說。

宋應星(1587—1664)，江西奉新人。他生于明朝萬歷年間，這是一個急烈動蕩的時代，土地兼并可謂登峰造極，強占民田成風，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對封建統治來說，這是個土崩瓦解的時代?！懊髯允雷诙?，綱紀日益凌夷;神宗末年，廢壞極矣”(《明史·熹宗本紀》)。所謂“綱紀凌夷”，就是說封建經濟的崩潰造成封建倫理道德的大貶值。而同時社會商品經濟也空前發達，農村經濟已處于資本主義萌芽狀態，城市商業也繁榮發達起來，景德鎮、漢口、朱仙、佛山已成為商業流通的四大名鎮。正是明末封建經濟的崩潰和資本主義的萌芽與商品經濟的發展，造就了一代科技偉人宋應星。

宋應星早年也和明代大多數文人一樣，熱衷于科舉功名。他和長兄宋應昇花費了半世光陰折騰于科舉考試。宋應星鄉試成功后“五上公車不第”，在不斷的失敗中消耗了青春。1631年宋應星第五次會試落弟已是45歲，在絕望中他逐漸認識到科舉的腐敗，加上家庭經濟情況每況愈下，環境迫使他轉變了治學觀念。他決心不再參與科舉考試。擺脫了科舉功名的羈絆，宋應星的治學觀點來了個大轉變。封建文人視詩章經典為正統，視工藝為雕蟲小技。宋應星則反其道而治學，重視工農業生產，強調“窮究試驗”。他明確地宣布，自己的著作“丐大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于功名進取毫不相關”(《天工開物序》)。并批判封建士子鄙視農業生產之惡習，“紈袴之子，以赭衣視笠簑;經生之家，以農夫為詬詈。晨炊晚馕，知其味而忘其源者眾矣”(《天工開物序》)。宋應星對那種脫離實際的胡言亂語、不求實際的治學之風進行了批判，認為埋頭讀經史而缺乏實際的知識，正是八股求士的必然的惡性結果。因此他轉向“家食”的學問，轉向重視實踐、重視首創精神?！短旃ら_物》就是一部體現這種精神的科學巨著。

“天工開物”，意即為：掌握了科學規律的技工開發自然界的物質。“天工”、“開物”典出《易·系辭》的“天工人其代之”和“開物成務”，“天工”為主宰自然規律的“神”，人一旦掌握了自然規律，就可替代這個“神”;“開物成務”即開發客觀物質的事業?！短旃ら_物》十六卷，全面地記述了我國古代的農業和手工業技術，尤著重于手工業技術，如對紡織、染色、制鹽、造紙、燒瓷、冶銅、煉鐵、煉鋼、采煤、榨油、制造軍器火藥等的生產過程和工序，都有詳細的介紹。這部書圖文并茂，共有插圖一百二十三幅，畫面生動，使當時生產工具的構造和生產現場均歷歷在目。它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將農業與工業技術綜合記載的科技專著，側重從科技的角度對工農業生產經驗進行探討，構成一個科技體系。在反映明末工農業生產水平的同時，《天工開物》又以其本身的科技思想為中國古代科技拓開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首先是《天工開物》的“窮究試驗”，注重實踐的科學態度。《天工開物》大部分資料來源來自作者親身的考察，宋應星十分厭惡“棗梨之花未賞，而臆度楚萍”的主觀主義的奢談，而是在廣泛地實地調查的基礎上著書立說。他態度鮮明地反對封建迷信、批判主觀唯心主義的謬論。如《稻災》中介紹稻瘟病(炎火)時，特地批示“祟在種內，反怨鬼神”，病害存于種內，與鬼神無關。破除迷信，弘揚科學，是《天工開物》的最大特色。第二個特點是“著而出之”?！短旃ら_物》的資料來源，除了“窮究實驗”、實地調查之途外，便是參考已有文獻。宋應星在處理歷史文獻方面的態度是：依照自己的知識與理解“著而出之”。他認為是對的，便引用;他認為是錯的，便批判。相信書本但又不迷信書本。他這種對歷史文獻有所繼承、有所批判的“著而出之”的態度，使《天工開物》在大方向上顯示出于繼承中有發展的科學意義?！短旃ら_物》在論述工農業生產技術時，十分注意記述的嚴密性和科學性，數據精確，述文科學。宋應星在記述生產設備、成品規格、原料搭配比例時，十分注意數據的精確性，盡量避開“約多少”之類的含糊概念，如《舟車十五》中記述明末糧船結構與容量時，長度單位精確到寸，《五金》中記述重量單位，精確到“錢”。在大部分生產過程靠手工操作的情況下，《天工開物》涉及到度、量、衡時，能精確到寸與錢，顯示出其內容的嚴密性。

明代末年，科技三大著作《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相繼問世，其間不過四十三年，代表了中國古代科技發展之高峰。從總結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看，三部著作都有巨大的意義，但從全面、系統、綜合的角度考察，宋應星則更具代表性，因此李約瑟博士(英國科技史專家)把宋應星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科技代表阿格里柯拉相提并論，稱之為“中國的阿格里柯拉”。所以說，江西才子宋應星不僅是屬于江西，也不僅是屬于中國，而是屬于世界的古代偉大科技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