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科技文化·杰出的科技人物

(1) 我國最早的歷算學家落下閎

西漢時期，我國民間有一位杰出的歷算學家，他就是落下閎

落下閎，字長公，西漢巴蜀閬中人(今閬中縣)。他從小就喜歡觀察天象，愛好天文，加上他虛心求教，刻苦鉆研，因而在天文、歷法、數學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成為我國封建社會早期杰出的一位民間歷算學家。他為我國古代天文學、歷算學的發展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我國古代歷法的種類很多，僅《漢書》就記載有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六種。這些歷法都是戰國時期各國使用的歷法，由于各家所取的歷元不同，就形成了四季混亂，給生產、生活帶來了困難，人民群眾早就盼望對歷法實行改革。秦統一后，在全國推行顓頊歷，基本上結束了戰國以來歷法混亂的局面。但顓頊歷經過一百一十多年的使用后，累積誤差越來越大，出現了“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的嚴重情況。改革歷法已經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了。

漢元鼎六年(前111)，漢武帝派司馬遷出使“西南夷”，他從巴蜀回到長安第二年(前110)，向漢武帝提出改革歷法的建議，并推薦落下閎參與建造新歷法。朝廷召其進京，負責新歷《太初歷》的運算工作。落下閎在制定太初歷時，本著“歷之本性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的認識，親自制造了我國古代第一部比較精密的觀測儀器，這就是中外聞名的落下閎渾儀。他通過渾儀進行具體觀測的實踐，為中國古代長期發展起來的重要宇廟觀——“渾天說”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通過長期的觀察、實測積累工作后，落下閎將一日分作81份計算。 認為一月的時間為天，即29.53086日，一年時間為天，即365.250162日。以1539年為一統，共562120日，4617年為一元。在135個朔望月中，有23個日食周期。該歷法首次采用連分數推算歷法，所求近似值極確。連分數的理論，在西歐直到1579年才由朋柏里提出來，我國落下閎對這一原理的提出與運用，較之西歐早一千六百多年。《太初歷》包括一統母、二紀母、三五步、四統術、五紀術、六歲術、七世經等內容，成為我國歷法史上第一部較系統，成體系的歷法。漢武帝為了表彰落下閎的功績，特授以侍中之職，但落下閎視“富貴如浮云”，拜辭回家，繼續總結研究他為之奮斗一生的天文科學。

(2) 蜀相諸葛亮與木牛流馬和十發連駑

諸葛亮，字孔明(181——234)，瑯琊陽都縣(今山東沂水縣)人。公元214年隨劉備入蜀，至公元234年病故，在蜀中秉政二十年，于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做出了重大成就。他有不少重大的創造和革新，其中如運軍糧的“木牛流馬”和威力很大的“十發連駑”就是中外公認的、世界最早的杰出科技成就。

公元231年，諸葛亮為了解決軍糧運輸的困難，制造了“木牛、流馬”。木牛、流馬，實際上就是一種獨輪小車。諸葛亮根據“巴蜀道阻”的特點，為了“便于登陟”，對巴蜀原有獨輪小車“鹿車”作了一番改進，使之在狹窄的蜀道上運轉自如。使用這種獨輪小車輕便靈活，爬坡前可加人力引，停休時后足可屯。又省去了鍘草喂牲口之事，確是不吃草的牛、能轉動的馬。這種木制獨輪小車具有牛馬的功能，因而得名“木牛流馬”。據傳，現在四川昭化的白馬山和陜西勉縣的黃沙鎮，就是當年諸葛亮制造木牛流馬的地方之一。“木牛流馬”是諸葛亮在總結勞動人民成果的基礎上，改造創新而成，在當時是世界上一項全新發明，它比歐洲早十個世紀。

駑，是用機栝發箭的弓。這種兵器在戰國就開始出現。到了漢代，這種遠程兵器用途很廣，在銅兵器中占有重要地位。諸葛亮總結前人的經驗進行了重大革新，創造了威力強大，“十矢俱發”的連駑，又名“元戎”。它比前人制造的駑在結構和性能上都有重大的革新，成為當時第一流的兵器。1964年在成都附近的郫縣太平公社出土了十發駑機栝的實物，名蜀漢銅駑機。這個制作精良的機械發射器，由機盤、鉤栝、扳機(缺)和栓塞幾個部件組成。這不僅是當時中國的杰出發明，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驚人的創造。

(3) 雷威與“雷公琴”

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加上唐太宗及唐玄宗的重視，出現了許多著名的音樂家、舞蹈家。與此相適應的樂器工藝，也蓬勃地發展起來，其中尤以琴的發展更為突出。它不僅是我國國樂的“驕子”，而且琴、書、劍還是古代文人的隨身“至寶”。唐代琴的制作十分精美，其中又以雷、張二家為最好。所謂“雷”、“張”二家，就是指蜀中成都的雷霄、雷威、雷文、雷迅、雷鈺和江南吳地的張越兩家，而在這兩家當中又以雷家的琴聲譽最高，雷氏一門又推雷威的琴為首。

唐代西蜀成都雷氏，以制琴為世業，在開元至開成(714—836)年間，一百多年中都保持著最高的聲譽，幾乎被眾口一詞贊為雷氏琴，“其業精妙，天下鮮儷”。現代專家楊蔭瀏所著《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稱：“關于古琴的制造，在唐代有極大的改進，尤其是蜀人雷氏的琴，直到現在，仍被演奏家們視為杰出的好樂器。”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唐代雷琴“九霄環佩”，一直被中外人士欣賞贊美。

雷琴的主要特點，在于“妙”和“精”。其妙在音色柔美動聽，音質清越幽雅，音量渾厚而有余韻。《陳氏樂書·琴制論》說：“清雅而沈細。”《墨莊漫錄》稱：“彈之清越，聲壓數琴。”《六一詩話》說：“余家蓄舊琴一張，乃寶歷三年雷公所，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真余家之寶玩也。”雷琴精在工藝超群，制作細致，造型美觀。雷氏制琴的工藝是：第一精于選材，第二精于制作，第三嚴于審檢。正因為如此，雷琴才能夠音妙絕倫，名震天下，獲得空前的聲譽。

雷琴除現存故宮的“九霄環佩”外，還有雷威的“松雪”、“響泉”、“春雷”、“忘味”、“百納”等諸名琴，被當時人視為南北名琴的絕品，最為愛重，尊稱“雷公琴”。宋代人李百聲從澠池溫氏處得到“忘味”一琴，竟“喜而不寐”，激動的心情可想而知。此琴名為“忘味”，是因有人在琴上題詩說：“嶧陽孫枝，匠成雅品，一聽秋堂，三月忘味。”言其琴好，品為當代第一流。另外，雷迅制的“玉澗鳴泉”和雷氏中其他人制的“秋溏”、“寒云”等琴，也都是有名的絕品。

雷威及雷霄、雷迅、雷文、雷鈺等人是唐代制琴的巨匠，他們的一雙手，是勞動的手，創造的手，智慧的手，他們把我國古代制琴工藝推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達到了巧奪天工的技術水平，展示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無窮無盡的智慧和非凡的創造才能。

(4) 婦產科專家昝殷

昝殷，蜀人，是唐代著名的婦產科醫生。昝殷一生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他撰寫的《經效產寶》《食醫心鑒》《異養方》三部醫學著作上。很可惜，《食醫心鑒》和《異養方》早已散佚，只有《經效產寶》流傳到今天。

《經效產寶》，大約成書于公元853至858年，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婦產科專著。據記載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劍南西川節度使白敏中家中婦女多患難產，并有婦女因此喪命。白敏中十分著急，派人到處尋找婦產科名醫。當時有人向白敏中推薦了昝殷，白敏中親自接待了他，并當面詢問治療婦產科急難病癥的良策，昝殷一一剖析決斷，對答如流，令人信服。特別是一經昝殷親自臨床治療，白敏中家中難產的病婦即轉危為安，使白敏中對其治療婦女難產的醫學技藝有了深刻的認識。于是他建議并積極支持昝殷將這方面的經驗進行總結整理，寫成專書，向社會推廣。經過昝殷的艱苦勞動，大約在公元853至858年間完成了這部書稿，送請白敏中審閱。白敏中看完后，認為此書很有水平，“重其簡要，命曰產寶。”《產寶》刊印成書，向社會廣泛傳播后，由于在臨床中“醫效神驗”，被人們頌稱為《經效產寶》。從此，《經效產寶》就代替了《產寶》原來的正式命名。

《經效產寶》全書分上中下三卷。體例和孫思邈《千金方》大約相似。內容分四十一門，計二百七十六方。上卷和中卷是關于妊娠和生產的問題，下卷是專論產后疾病。《經效產寶》篇幅雖然不多，但它論述的都是有關產科的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尤其是它所載的處方，大多可用于臨床，其中還有不少是目前中醫所常用的。因此，它不僅有珍貴的歷史價值，還有較高的現實意義。

五代周序稱：“昝殷產寶，深入醫門，”百姓妊娠之家視為“家內明師”，“常恨不家藏一本。”(《醫籍考》)

清代張金城稱：其書與北宋本《千金方》、元大德本《千金翼方》“并可寶貴”。(中國醫學大成總目提要》)

現代學者李燾在《中國婦產科史大綱》總結說：“中國醫學家對于婦產科貢獻最大者有扁鵲、張機、巢元方、孫思邈、昝殷……等”。并指出：“九世紀昝殷著《經效產寶》，是為現存的第一部產科專書。”還強調象《經效產寶》等一類的中國古代的婦產科學，“主要是建筑在臨床實踐的基礎上。其中藥物治療，尤為突出，如當歸、川芎、益母草、紅花、香附子等，對中華民族保健上有極大貢獻。”

《經效產寶》自問世后，不但為歷代名家著書立說時廣泛征引采用，更加以多種刊本廣泛流傳社會。而且很快就傳到了日本，同我國醫學名著《千金方》《千金翼方》一樣受到日本人民的珍重。《經效產寶》在日本有仿北宋刻本非常風行。這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又一歷史見證。

(5)陳希亮與“汴水飛橋”

“飛橋”，既無橋礅，又無橋柱，橋梁呈拱形直接橫跨江河兩岸，遠遠望去，美如天空的彩虹，所以俗稱為“虹橋”。這種結構新穎，造型別致而質地輕巧的木橋的出現，譜下了我國橋梁建筑工程的新篇，創造了世界橋梁史上的奇跡。

有關中國古代“飛橋”的事跡，最先載于東晉的《秦州記》。該書講：“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作者注：約公元411年)，乞佛于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成。”以后，宋代的《澠水燕談錄》也有記載：“青州城四面背山，中貫洋水，限為兩城。先時跨水置柱為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斗，率常壞橋，州以為患。明道中(作者注：1032——1033年)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巧思，壘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為飛橋，無柱，至今五十余年不壞。”很可惜這兩座“飛橋”沒有留下圖籍和更多的資料，以備考察研究。后來，陳希亮集中了前人這方面的成功經驗，創造性地建造了著名的“汴水飛橋”，奏報宋王朝批準向全國推廣，才使這一不朽的創造放出了燦爛的光彩。

陳希亮(1001—1064)，字公弼，北宋時期眉州青神(今青神縣)人。他從小好學，為了堅持學習，曾堅決拒絕其兄叫他放債經商的安排，找來借債人當面燒毀了債券，然后出門去投師學習。天圣八年(1030)中進士，此后曾擔任北宋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多種官職。據《宋史·陳希亮傳》記載：“希亮知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乃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為飛橋。”這段記載說明，陳希亮當時創建飛橋不僅在科學技術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由于利興患除，水陸交通暢達，為國濟民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因此，這一創舉曾轟動一時，受到當時政府的重視，進而使虹橋的修建推廣到山西、河南、安徽諸省。陳希亮造“汴水飛橋”吸取了前人造飛橋(如青州飛橋)的先進經驗，但他又根據宿州汴水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進行了大膽的創造。因此，陳希亮架的“汴水飛橋”，無論在設計、施工、造型、實用等方面都是空前的第一流的水平，至今令人贊嘆不絕。

宋人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景物最集中的地方，是在當時首都汴京城外的一座橋頭。畫上集中突出地描繪了橫跨汴水，美如彩虹的汴梁虹橋，這就是陳希亮當年所架設的“汴水飛橋”。清明上河圖以忠實的筆法，畫出了這座橋的全貌。《中國古代橋梁》一書指出：象這種橋梁“在世界橋梁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同時，現代橋梁學者根據橋形觀察、此橋雖外形是拱形，而結構的組合，仍是以梁交疊而成。因而命其名為“疊梁拱”橋。并認為，“疊梁拱的創造是我國木構橋的最高點”。在距今九百多年前，陳希亮為我國橋梁建筑科學創造了空前的奇跡。

(6) 黃裳和古老的星圖“天文圖”

在江蘇省蘇州市的文廟里，保存有兩幅極為珍貴的石刻。它就是宋代繪制的“天文圖”和“地理圖”。這幅“天文圖”是世界學者一致公認的世界現存的最古的星圖。這幅“地理圖”是至今還保存著的我國古地圖中最古老的三幅地圖之一。這兩幅圖的繪制者便是四川學者黃裳。

黃裳(1146—1194)，字文叔，號兼山，南宋隆慶府普城(今四川劍閣)人，乾道五年(1169)進士。

黃裳自幼聰明好學，對于天文、地理、制圖都很精通。在他任嘉王府翊善時，為了幫助嘉王學習，于紹熙元年(1190)繪制了《天文圖》《地理圖》等八幅圖。《天文圖》繪制的是北宋第四次觀測恒星的結果(北宋進行過五次大規模的恒星位置觀測工作)。大約在1247年，由王致遠經手，將《天文圖》摹刻于蘇州文廟的石碑上，這便是聞名世界的石刻《天文圖》。《天文圖》的面積為8×2.5尺，圖分為兩部分，上半部繪制星圖，下半部是說明文字。星圖上共刻有1430顆星。全圖以北極為中心，繪有三個同心圓，分別代表北極、南極恒隱圈和赤道，二十八條輻射線表示二十八度宿距度，還有黃道和銀河。圖下附說明文字四十一行，每行各刻五十一字，對宋代天文知識，作了簡單介紹。

黃裳《天文圖》是我國宋代天文學發達的一個標志，它受到當今世界科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并被譯成英、法、德、俄、日等國文字。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對《天文圖》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中國的平面星圖以蘇州石刻《天文圖》為最有名。并認為該圖的文字說明，是中國天文學的一種最簡明(也最可靠)的注釋。同時，李約瑟在廣泛研究了世界各地繪制天圖的情況之后，綜合其他許多科學家的意見認為：從中世紀直到14世紀末，除中國的星圖外，再也舉不出別的星圖了。因此，他作出了這樣的結論：“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前可以和中國天文制圖傳統相提并論的東西，可以說很少，甚至簡直就沒有。”

《地理圖》是黃裳的又一杰作。它同《華夷圖》《禹跡圖》一道，是至今還保存著的我國古地圖中最古老的三幅地圖。這三幅地圖都是宋代石刻保留下來的。

黃裳繪制的《地理圖》較《華夷圖》和《禹跡圖》在時間上略晚。圖上山脈呈層巒疊嶂之形，具有立體感，地名用陽文加方框，水名用陰文加圓框，各路名用陽文，整個畫面，具有圖畫特色。黃裳《地理圖》不失為宋代一幅較好的地圖，和《天文圖》一樣，成為中外學者極為重視的寶貴文化遺產。

(7) 秦九韶和《數書九章》

宋元時期我國的各門科學技術中，數學發展尤為突出。宋元數學在中國古代以籌算為主要計算工具的傳統數學的發展過程中，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這一時期產生了宋元四大數學家，其中首推南宋的秦九韶。

秦九韶(1202 —1261)，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縣)人。他的父親秦季槱，曾任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秦九韶早年隨父從官，因得讀國家館藏書籍。他還向隱士學習數學。史稱秦九韶“性極機巧，星象、音律、算術以及營造等事，無不精究”。(《疇人傳》)大約在淳祐四年至七年(1244—1247)他辭官在家的三年中，秦九韶把長期積累的數學知識和研究所得加以編輯、刪改，最后寫成了聞名中外的數學巨著《數書九章》(又名《數學九章》)。全書共十八卷，分為大衍、天時、田域、測望、賦役、錢谷、營建、軍旅、市易等九大類，每類用九個例題來闡明各種算法。書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大衍求一術”(一次聯立同余式解法)和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秦九韶的“大衍求一術”是對《孫子算經》的“物不知數”題和中國古代歷法推算上的“上元積年”的總結和發展。“大衍同一術”是中國古代數學的杰出成就，在西方，直到18世紀中期和19世紀初，數學家歐拉和高斯才對一般的一次同余組求解問題進行詳細的研究，他們得到了與秦九韶相同的結果。但這已是五百年以后的事了。秦九韶高次方程數值解法是對北宋數學家賈憲的“增乘開方法”的發展，這是中國數學史上的一大重要成就，這是秦九韶的又一杰出貢獻。在西方，直到1819年，才由英國數學家霍納提出了類似的方法，但比秦九韶晚了五百多年。毫無疑問，《數書九章》是我國中世紀數學成就的高峰。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宋代是偉大的代數學家的時代，中國的代數學在宋代達到最高峰，”“宋代出現了中國各朝代中最偉大的數學家，特別是秦九韶、李冶和楊輝。”秦九韶的數學成就，為我們祖國的科學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

3.文化名人和佳作

(1) 漢賦的奠基者司馬相如

漢賦為漢代文學的典型代表，武帝時代是漢辭賦最興盛的時代，而司馬相如是這時期最大的代表作家。“武帝時代，賦莫如司馬相如，文莫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的辭賦，“不師故轍，自攄妙才，廣博宏麗，卓絕漢代”。(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司馬相如(前179—前117)，字長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景帝前元七年(前150)以貲為郎，入朝為武騎常侍，不久以患病為借口辭官，游于梁國，著《子虛賦》《美人賦》等。梁孝王死后，司馬相如回到故鄉成都。這時，他家境轉貧，無業，投靠臨邛縣令王吉。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前后，與卓文君成婚同返成都。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前后，在臨邛開酒舍，以賣酒為生，接著從文君之父卓王孫處分得僮百人、錢百萬，返成都買田宅。建元四年作《天子游獵賦》。次年(前136)入京為郎。從此相如在漢宮庭任官，并深得武帝信任。

文學史家一般根據《文選》將《天子游獵賦》分為《子虛賦》《上林賦》兩篇。《子虛》《上林》是司馬相如賦的代表作品。賦中假設楚國子虛，和齊國烏有先生的互相夸耀，最后亡是公又大肆鋪陳漢天子上林苑的壯麗及天子射獵的盛舉，以壓倒齊楚，表明諸侯之事不足道。這樣，作品就歌頌了大一統中央皇朝無可比擬的氣魄和聲威，內容豐富，文辭華麗，是漢代散體大賦的杰作。

《子虛》《上林》賦在漢賦發展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它們確立了一個“勸百諷一”的賦頌傳統。漢賦自司馬相如始以歌頌王朝聲威和氣魄為其主要內容，后世賦家相沿不改，遂形成一個賦頌傳統。相如賦虛構人物，相互辯論，以闡明觀點，以后發展為漢賦的特征之一。所謂“設辭托諷，恢廓聲勢，則賦也”。《子虛》《上林》也奠定了一種鋪張揚厲的大賦體制。

司馬相如還著有《大人賦》《長門賦》《哀秦二世賦》等騷體作品。

司馬相如還是一個有成就的散文家，流傳至今的作品有《諭巴蜀檄》《難蜀父老》《諫獵疏》和《封禪文》等篇。這些散文說理雄辯，把散文賦體化了，對后代論說性散文的發展影響很大。

(2)博物洽聞的揚雄

揚雄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辭賦家。揚雄(前53—公元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漢書》的作者班固說過，自孔子之后到西漢末年，在眾多的文人學士之中，“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者，不過六人，而揚雄就是其中之一。

揚雄年輕時極好司馬相如的賦，“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后有人稱頌雄文似司馬相如，被漢成帝召入宮庭，先后任侍詔、黃門侍郎。入朝前，著有《蜀都賦》《逐貧賦》《反離騷》《廣騷》《畔牢愁》等。入朝后，他侍從成帝祭祀游獵，作了著名的《甘泉賦》《羽獵賦》《長揚賦》《河東賦》“四賦”，雖明顯有模擬、因襲屈原、相如的痕跡，但還是有自己的特點的，能在內容上出新，更以深透的思索見長。揚、馬(司馬相如)并稱，說明了揚雄在辭賦發展中的地位。

揚雄寫賦，意在規勸。但以賦諷諫皇帝，效果等于零。揚雄看清了現實后，不再寫賦。他說：辭賦是“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于是轉攻哲學，潛心著述，草創《太玄》。《太玄》長五千言，是一部充滿神秘色彩的著作，模仿《周易》，多用古文奇字，隱晦艱深。揚雄對諸子百家的學說進行過深入研究，并模仿《論語》，寫成《法言》。《法言》語言淺近，流傳很廣。

除了上述辭賦、哲學著作，揚雄還著有天文學著作《難蓋天八事》以及文字學著作《訓纂》、語言學著作《方言》和歷史學著作《蜀王本紀》。

(3) 陳壽與《三國志》

陳壽(233—297)，字承祚，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市)人。少時受學于史學家譙周，鉆研《尚書》及《春秋》三傳，學習《史記》和《漢書》。蜀漢政權時，累官至散騎黃門侍郎。入晉以后，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平陽侯相。后為杜預所薦，授治書侍御史。

陳壽在蜀漢尚未亡國之前就已注意蜀事，西晉武帝滅吳后，他便利用魏、吳二國原有的史料修國史，并參考各種私人著述，撰成魏、吳、蜀三書，共六十五篇，合稱《三國志》，包括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同時，又以曹魏為正統，故“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為主，并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陳壽的《三國志》雖非完稿，但受到當時人的好評，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正在寫《魏書》，見到《三國志》，自愧不如，遂毀己書而罷。陳壽死后，《三國志》被官方采納。后世遂將《三國志》列為正史。

此外，陳壽還編有《蜀相諸葛亮集》，撰有《古國志》五十篇，《益部耆舊傳》十篇，其書已亡佚。

(4) 常璩與《華陽國志》

常璩(約291—361)，西晉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市)人，字道將。自后漢迄晉，世代為官。少時遍讀先世遺書，頗負才名。曾任成漢李勢的散騎常侍，掌著作，撰有《漢之書》十卷，其書入晉秘閣后改稱《蜀李書》，記成漢李氏興亡。此書已佚。在任成漢史官時，獲讀宮中典籍。撰《梁益二州志》《巴漢志》《蜀志》《南中志》等書多種。東晉永和三年(347)，桓溫滅成漢，以常璩為參軍，隨行至建康。大約在永和四年至十年之間，常璩又撰成《華陽國志》一書，為我國地方史志的編纂，開創了一種新的體例。

《華陽國志》共十二卷，約十一萬字。前四卷《巴志》《漢中志》《蜀志》《南中志》，以地理為主，類似正史的地理志，涉及疆域，北起陜甘南部，南到滇南和滇西南邊境，西起今川西地區，東到長江三峽。五至九卷，分別記載公孫述和劉焉、劉璋父子、蜀漢、成漢四個割據政權，以及西晉統治下的梁州之域的歷史，類似正史中的本紀。十至十二卷，分別記載西漢至東晉初年的賢士列女，類似列傳。常璩將歷史、地理、人物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開創了一種編纂地方史志的新體例。此書體例完備，資料豐富，考證翔實，文筆富饒，提供了有關古代西南地區政治、經濟、地理、民族、人物等方面的眾多珍貴史料，倍受歷代史家重視，是我國第一部地方史志著作和研究我國西南地區歷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5) 開一代詩風的陳子昂

初唐時期，齊梁形式主義詩風仍占統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開始對它表示反對，到了陳子昂，更大力掃蕩齊梁詩風，標榜“風雅比興”、“漢魏風骨”的傳統，在復古之中實現革新。

陳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自幼具有豪俠浪漫的性格。少年時代曾閉門讀書，遍覽經史百家，樹立了遠大的政治報負。二十四歲舉進士，上書論政，得到武后的重視，任為麟臺正字，再遷為右拾遺。他一方面支持武后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對武后的不合理弊政也屢次提出尖銳的指責。他曾在二十六歲，三十六歲兩次從軍邊塞，對邊防軍事問題提出過一些有遠見的建議。后一次出塞，因為和主將武攸宜意見不合，遭到排斥打擊。三十八歲后辭職還鄉。后被武三思指使縣令段簡加以迫害，冤死獄中。

陳子昂在著名的《脩竹篇序》里，曾經提出了詩歌革新的正面主張：“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并且打著復古的旗幟，批判齊梁綺靡的唯美文風，主張恢復漢魏雄健沉郁的風骨。在唐詩發展史上，《脩竹篇序》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它象一篇宣言，標志著唐代詩風的革新和轉變。故《新唐書》卷一百零七《陳子昂傳》說：“唐興，文章承徐、瘐余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陳子昂在其詩歌創作中，鮮明有力地體現了他的革新主張。在這方面的代表作為《感遇詩》三十八首、《薊丘覽古》七首和《登幽州臺歌》。《登幽州臺歌》最為著名：“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總之，陳子昂是唐詩開創時期在詩歌革新的理論和創作實踐上都有重大功績的詩人，詩圣杜甫稱贊他：“有人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后，名與日月懸。……千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韓愈稱贊他：“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都對他在唐詩發展上的功績有高度的肯定，也反映了唐代詩人的公論。

(6) 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

李白是盛唐詩壇的代表作家，同時也是我國文學史上繼屈原之后又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在他的詩中，浪漫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李白(701—762)，字太白。五歲時隨父入蜀，居于綿州彰明(今四川江油縣境)縣青蓮鄉，因自號青蓮居士。二十歲以后，開始在蜀中漫游，曾登峨眉、青城諸名山，游三峽、過白帝城，飽覽四川錦繡壯美的山河，從而開闊了胸襟，形成了自然豪放的詩歌風格。李白二十五歲“辭親遠游”，順長江而下，離開四川，以后再也沒有回來。但是他對四川一直懷有很深的感情，他的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歌，如《蜀道難》《峨眉山月歌》《登錦城散花樓》《上皇西巡南京歌》《朝發白帝城》等等，都是以四川為題材的名篇佳作。李白以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的表現手法反映現實生活，創造出一種新的詩歌風格，擴大了詩歌的境界，把唐詩推向新的高峰。一千多年以來，李白詩一直被人們所喜愛和推崇，他也因此被人們稱為“詩仙”。

(7)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與四川

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不僅有豐富的社會內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而且充溢著熱愛祖國、熱愛人民、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因之自唐以來，他的詩就被公認為“詩史”。他的詩歌創作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鞏縣人。安史之亂爆發后，他一直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肅宗乾元二年(759)，他從成州谷縣(今甘肅省成縣)流落到四川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邊。此后又在四川各地流寓，代宗大歷四年(769)離開四川。在四川整整生活了十年。杜甫客居四川的十年，正是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杜甫創作了許多感人肺腑的詩文，從不同角度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人民的疾苦，記錄了當時的政治、軍事活動及社會經濟狀況，這些詩不僅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而且也是極為珍貴的史料，杜甫在蜀期間，是他詩歌創作的成熟時期，也是他創作大豐收的時期。其中在成都浣花草堂(今杜甫草堂)就寫詩二百七十一首，占他一生詩作的百分之二十，在夔州寫詩四百三十多首，占他詩作的百分之三十。正因為如此，杜甫在四川的十年生活與創作活動，便為后人所懷念。北宋時期，在浣花草堂故址修建了杜公祠，以后歷代均有培修。至今，成都杜甫草堂仍是人們懷念杜甫之地。

(8) 前蜀詞人韋莊

前后蜀時期，四川文學比較發達，最能代表當時文學成就的是詞。當時，由于種種歷史原因，四川成為五代詞壇的代表區域，人稱“蜀為詞鄉”，并形成了詞發展史上有名的“花間派”。“花間派”由后蜀趙崇祚所編《花間集》而得名。《花間集》共收十八家，除溫庭筠、皇甫松與孫光憲外，其他都是集中在西蜀的文人。花間詞人里的韋莊，向來和溫庭筠齊名，在前蜀詞人中，最有成就。

韋莊(836—910)，字端己，長安杜陵(今陜西西安市東南)人。早年作長詩《秦婦吟》，人稱“秦婦吟秀才”。韋莊后以才名入蜀，為王建所賞識，任掌書記。與溫庭筠的詞相比，韋詞稍有內容，風格上也較溫詞清新明朗，而且韋莊詞里還有部分直抒情懷的作品，可說是花間詞里的別調。所以夏承燾先生認為：“就韋詞的整個風格看，應該說他的創作最大特征，是把當時文人詞帶回到民間抒情的道路上來，又對民間抒情詞給以藝術的加工和提高。”(《韋莊詞校注》)

在五代詩壇上，韋莊也頗有名氣，他一生中，“凡著歌詩文章數十通”(《浣花集·序》)。到其弟為他編《浣花集》時，其詩尚存千余首，流傳至今的還有三百余首，其中較著名的有《秦婦吟》《傷灼灼》和《憫耕者》等。

(9)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前驅蘇舜欽

北宋初年的文風，仍是唐末五代浮靡文風的繼續，詩文大都形式華麗，內容空虛，其代表為西昆派。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些具有進步傾向的知識分子不滿意這種華而不實的文風，高舉唐代古文運動的大旗，從理論上和創作上向浮靡文風展開了進攻，掀起了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當時，四川一些文人也積極投身這一變革。蘇舜欽就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初期的一位重要人物。

蘇舜欽(1008—1048)，字子美，梓州銅山(今四川中江)人，其祖父蘇易簡、父親蘇耆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蘇舜欽在政治上，積極參加范仲淹領導的革新運動，在文學界，他又是宋代古文運動的積極開創者。在“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的時候，蘇舜欽與穆修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反對占統治地位的浮靡文風。蘇舜欽在詩文改革運動中，起了承前啟后的推動作用，他上承穆修，下啟歐陽修之流。歐陽修對蘇舜欽在詩文改革運動中的開拓之功，也給予高度評價。他說：“子美為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世也。”(《居士集》卷四十)正因為如此，后人評說蘇舜欽“為歐蘇大家之前導”。

蘇舜欽一生中，創作了大量散文，包括奏議、書啟、記辯、墓志、祭文、行狀等。現存蘇文共七十余篇，其中不乏佳作。如《答韓持國書》《滄浪亭記》等。其散文說理性強，抒情真摯，敘事清晰，具有雄健樸素的風格。

在詩歌方面，蘇舜欽的成就更加突出，他致力于詩歌創作，發揚了《詩經》《離騷》以來的優良傳統，創作了思想內容積極、藝術上有創新的作品，流傳至今。其詩，在思想內容上以關心政治和現實生活為特點，在藝術風格上，豪邁奔放，清新剛健，別具一格。其代表作有《城南感懷呈永叔》《吳越大旱》《慶州敗》《中秋松江新橋對月》等。

(10) “眉山三蘇”——蘇軾、蘇洵、蘇轍

在歐陽修領導的詩文革新運動中，四川文人出力最多者首推眉山三蘇——即蘇洵、蘇軾、蘇轍。而蘇氏父子中，尤以蘇軾最為著名。蘇軾是宋代最偉大的文學家，他多才多藝，成就是多方面的，無論詩、詞、賦、文，還是在書法、繪畫等文藝領域，都是獨樹一幟的開山宗師。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蘇軾在《梅龍圖書》中說：“軾長于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樸，無所藻飾。”足見蘇軾是堅決反對浮巧輕媚叢錯采繡的文風的。同時，蘇軾充分肯定了唐代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歷史功績，大力提倡古文。當蘇軾步入文壇時，西昆體文風已日薄西山，而詩文革新運動所面臨的主要對手是產生于其內部的“太學體”。所謂“太學體”，即以“怪誕詆訕為高”的文風。蘇軾對太學體進行了有力的抨擊，認為這種文風會導致“求深者或至于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的可悲結果。(《謝歐陽內翰書》)因此，蘇軾提出寫文章要“正言之”，使“人人知之矣”(《答謝民師書》)。蘇軾對北宋古文運動的杰出貢獻，不僅在于他提倡什么和反對什么都旗幟鮮明，更重要的是，他寫出了大量堪稱典范的文章，使中唐以來的古文運動，至此確立了堅實的地位。

蘇軾的論文觸及面極廣，其中尤以政治論文最為突出。他的寫作目的都是希望有益于當時，如他考制科時，針對北宋王朝的腐朽現狀，寫了《策略》《策別》《策斷》等二十五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富國強兵的主張。他還有二十五篇《進論》，屬于史論文章，其中《留侯論》《晁錯論》等都能推陳出新，立論超卓，辨析毫芒。蘇軾還寫了一些書信、雜記、序跋、隨筆、小賦等小品文。這些作品大多夾敘夾議，抒情描寫錯雜并用，藝術成就在政治論文之上。蘇軾的《石鐘山記》《記承天寺夜游》《前赤壁賦》《后赤壁賦》都是膾炙人口的傳世名篇。

蘇軾在宋代詩壇上，也是一位杰出的領袖人物。蘇軾一生，詩歌創作甚為豐富，至今尚存約二千七百余首，洋洋大觀，素有“蘇海”之稱。蘇詩繼承并發展了唐詩的優良傳統，將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風格相結合，在風格上具有超邁豪縱，銳意創新的特點;同時，詩文運動的成果——詩歌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也在蘇詩中得以充分發展。

蘇詩題材極為廣泛，幾乎是無所不寫。在“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敘》)和“論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東坡先生墓志銘》)創作思想的指導下，蘇軾寫過一些反映民間疾苦、斥責官吏貪鄙、關心國家命運的作品。如《入峽》《饋歲》《吳中田婦嘆》和《荔枝嘆》等。但是，蘇詩中數量最多，影響最大的還是抒發個人情感和歌詠自然景物的詩篇。如《江上看山》《游金山寺》《百步洪》《新城道中》《飲湖上初晴后雨》等，都是傳世名篇。其許多詩句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若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等等，更成為千古絕唱。清人趙翼《甌北詩話》卷五，專章評論蘇詩，其中說：“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后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對蘇詩的藝術成就，進行了比較全面和準確的概括。從11世紀后半期，蘇軾主盟北宋詩壇，在他的率領下，終于形成了宋詩創作的第一次高峰。

“唐詩宋詞”，最能代表宋代文學成就的是宋詞。蘇軾是宋代詞人中最負盛名者。蘇詞所取得的成就，不僅表現了四川詞壇的雄厚實力，也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水平。蘇東坡在中國詞文化發展史上，立一代宗風，成就巨大，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蘇軾一生，博才多藝，詞作僅是其文學作品中的一部分，用力不多，然而卻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僅流傳于今的詞就有三百余首。正如宋人王灼所說：“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而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碧雞漫志》)

蘇軾把古文運動的革新精神帶入詞創作中，改變了晚唐五代詞家的宛約詞風，創立了豪放飄逸的風格，成為詞家豪放派的開創者，為宋詞的發展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最能體現蘇詞風格的代表作是《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和《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兩首千古名篇。《苕溪漁隱叢話》說：“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余詞盡廢。”足見其絕。

在書法領域，蘇軾也自成一家，居于顯著地位，被公認為北宋書家之首。

繪畫方面，蘇軾也享有盛名，愛畫竹木怪石之類，深受時人喜愛。

他不僅在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全面發展，卓有建樹，而且在社會生活、自然科學的許多方面，都是一位罕見的博聞多識的高手，如他長于水利(疏浚西湖的“蘇堤”至今仍是蘇杭名勝)、精于醫道(有《蘇(軾)沈(括)良方》傳世)，還善于烹調(“東坡肉”、“東坡魚”)，真是一位全才、奇才，值得四川人民驕傲。

蘇軾的父親蘇洵和弟弟蘇轍都是著名的文學家，在古文方面具有相當成就。蘇洵(1009—1066)字明允，號老泉，著有《嘉祐集》。蘇洵的散文，風格雄奇，擅長議論，《權書》《衡論》等篇，縱談古今形勢和治國用兵之道，大有戰國縱橫家的風度。蘇轍(1039—1112)，字子由，晚號穎濱遺老。他一生著述豐富，有《欒城集》等著作。蘇轍最擅長記敘文，他的《黃州快哉亭記》《武昌九曲亭記》都是傳世名作。

三蘇由于古文方面的成就，共位于“唐宋八大家”之列。

(11) 元詩五大家之首虞集

在元代文壇上，以祖籍四川隆州(今仁壽)人虞集宏才博學，著述甚豐，詩文負盛名。

虞集(1272—1348)，字伯生，世稱邵庵先生。為宋丞相虞允文之五世孫。大德初，入京為大都路儒學教授、國學助教。英宗時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文宗時任奎章閣侍書學士，受命與中書平章趙世延等修《經世大典》，任總裁。虞集一生著作甚豐，“平生為文萬一厘，藁存者十二三”(《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傳》)。除編修《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外，另著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道源類稿》六卷等傳世。

虞集為文最擅長典冊之作。“一時大典咸出其手”。(《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傳》)隨著他的官途顯融，其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虞集為文，“著作法度謹嚴，辭指精核”，“粹然自成一家言”。以至當時“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贈言，如猶拱璧”(歐陽玄《雍虞公文序》《道圓學古錄·序》)。足見其文受歡迎程度。

虞集不僅是著作家，在詩詞界也頗有地位。當時，虞集同趙孟覜、楊載、范得機、揭傒斯一起，被稱為元詩五大家，而虞集為五大家之首。他的詞作三十多闋，輯有《道源樂府》一卷。

(12) 一代雄才楊升庵

楊慎是明代第一流的大學者。《明史》稱：“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惟慎為第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稱：“慎賅博圓通，究在諸家之上。”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的《中國文人地理分布表》上，明代四川僅有楊慎一人。

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四川新都人。著名政治家楊廷和之子。少年時代的楊慎，善讀書，往往過目成誦;其文思敏捷，“每一搦管，萬言立就”。所寫詩文，格高辭俊，被人視為神童。

作為詩人，楊升庵的詩作甚豐，僅流傳下來的古近體詩就有約二千三百首(不包括詞、曲)。詩的內容如諷陳時事，師友唱和，托物寄志，吟哦風月，題詠山水，寄情交游，憂憤貶逐，詠史懷古等等，十分廣泛。其風格技巧，則獨樹一幟，雄視一代。

楊慎的詞、曲同樣享有較高的聲譽。王驥德《曲律》曾對明代散曲作家進行綜合研究，認為“楊俊而葩”，這個評語基本上概括出楊慎在詞曲方面的藝術風貌。難能可貴的是，楊慎還把詞的典雅形式和通俗文藝結合起來，寫成長篇《廿一史彈詞》。彈詞唱文系十字句，再配以詞曲，文字淺近，易于傳播。其中詞曲部分繼承了前人詠史的傳統，多半是有感而發，作品不受歷史細節的約束，意境超脫而有力雄渾。

楊升庵知識十分淵博，不但對經、史、詩文、詞曲、戲劇、音韻、文字等造詣精深，而且于天文、地理、金石、書畫、草木、蟲魚、醫學等也頗有研究。他去世十八年后，陳文燭到新都“收其遺書，十才一二也”，“得其著作四百余種”(《楊升庵太史年譜序》)。那么，他平生實際著述，當在四千種以上，可見多么宏富!

(13) 蜀中詩人張船山

清代詩歌創作成就最大者為乾隆年間的張問陶。袁枚稱他為“清代蜀中詩人之冠”。

張問陶(1764—1814)，字船山，四川遂寧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進士，時年二十七歲，授翰林院檢討，后曾任御史、知府等職。張船山的詩內容豐富，數量大。以他僅僅五十一歲短暫的一生給我們留下了四千首詩。其總量超過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其詩經刪存，見于二十卷《船山詩草》的計有二千二百七十首。由于家境貧寒，長期漂零，使張船山能接觸到民不聊生的社會矛盾，寫下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揭露社會弊端的詩作，反映出較強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