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江西文壇群星巡禮·文章人品，相映生輝:江西文壇第一位巨匠陶淵明

江西文壇第一位巨匠陶淵明“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這段文字，出自梁太子蕭統所編《文選·陶淵明集序》。這個評價，有其深遠意義，它是陶淵明之后第一次對其重視并作出的公正的評價，從而引起后人廣泛的重視。這個評價，客觀、全面地反映了陶淵明其人道德之風范和文章之成就。

陶淵明(365—427)，字元亮，一說名潛、字淵明，別號五柳先生，死后私謚“靖節”，故又稱陶靖節。潯陽柴桑郡(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淵明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官至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追贈大司馬，陶侃不僅功勛卓著，威名顯赫，而且為人正直，襟懷恬淡，堪稱東晉諸名臣中品格最高氣魄最大的人，《晉書》有傳。陶淵明曾有詩文稱道陶侃“功遂辭歸”。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也是一個為人正直的官吏。父親陶逸，做過安城太守，是個得官不喜，失官不慍的人。外祖父孟嘉，長期做征西大將軍桓溫的僚佐，備受器重，又以文辭卓絕而名冠當時，其為人光明磊落，不茍合取容。以上諸人，對陶淵明影響最大的當屬陶侃和孟嘉。陶淵明少年時，家道已經衰落，貧苦的生活和良好的文化教育使他自小就樹立起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在《雜詩》中，他寫道：“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翻思遠翥。”表達了他向往大濟蒼生、建功立業的思想。

然而，陶淵明所處的時代卻注定了他不可能奮飛遠翥，實現其宏偉的抱負。陶淵明生活在東晉十六國時代，二十歲前，謝安秉政，維持了十幾年相對穩定的局面。在陶淵明二十歲到三十歲這一時期，司馬道子與王國寶專權，與王恭、殷仲堪一黨互相牽制，政治日益腐敗。陶淵明三十三歲這一條，晉武帝被殺，新立的安帝是個白癡，從此，東晉社會就陷入了悍將和大族互相攻伐的混亂之中。先是王恭、殷仲堪和司馬道子、王國寶在混戰中兩敗俱傷，接著是孫恩造反，司馬元顯專權。以后又有桓玄誅元顯并于元興二年(403)十二月篡位，將安帝遷到潯陽。公元404年5月，徐州刺史、鎮軍將軍劉裕討平桓玄，興復晉室。這一系列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權奪利，殺伐變亂都發生在陶淵明的家鄉潯陽附近，它們不可能不影響陶淵明的思想和行跡。東晉政治實行嚴格的門閥制度，政治經濟特權主要由從北方逃到江南的大官僚世家所把持和分享，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嚴酷的門閥制度使得貧寒之士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與抱負。陶淵明生逢這個亂世，這就決定了他不可能才情得展，實現大濟蒼生之理想。

陶淵明不能才情得展，也與其家庭環境和所受的教育有關。世代襲傳之剛正不阿、不茍合逢迎之品格自小就熏陶著陶淵明，使他從小就不能適應世俗生活，“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在少年時所受的教育中，一方面他接受了儒家積極入世，大濟蒼生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深深地被老莊的無為思想所吸引，或者出于培養，但更多是天性使然，他崇尚自然，具有閑靜的志趣和情操。這一點，與他后來成為隱逸詩人之宗有直接關系。也因此，“猛志逸四海”同“性本愛丘山”這兩種矛盾的思想集于一身，常常交戰，使得青年和中年的陶淵明在現實生活中常常感到彷徨、苦悶和壓抑。返樸歸真的思想使他與當時黑暗的官場政治格格不入，以至每每一踏上官場便產生一種本能的反感和厭惡。陶淵明一生屢仕屢隱，充滿了坎坷、悲壯、辛酸、以至于更多的傳奇。然而，正是在這種抗爭與調和現實的追求理想中，陶淵明這位偉大的詩人成功地實現了其高不可攀的道德情操和完美的人格形象。

公元393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因為“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顏延之《靖節征士誄》)，第一次出來做官，任江州祭酒，因為“不堪吏職”，不幾天便自動辭職回家了。不久，州里又來召他做主簿，他也拒絕了，在家閑居了六七年。公元400年，陶淵明第二次出仕，到江陵做荊州刺吏桓玄的幕僚。當時，桓玄權勢烜赫，正準備謀奪帝位。陶淵明對這次出仕非常失望，第二年冬便借母喪之機辭職回家了。公元402年，桓玄攻下京都，自己做了皇帝，此時的陶淵明正坐在家中閉戶吟詩，對桓玄稱帝一事不屑一提。公元404年5月，劉裕討伐桓玄，陶淵明重新懷抱建功立業的期望進了劉裕的幕府任參軍。然而，他又失望地離去了。第二年，陶淵明又到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手下作參軍。但不到半年，隨著劉敬宣自表解職，陶淵明也再一次歸返田園。同年8月，陶淵明最后一次出仕，在朝中為官的叔父的幫助下，離家到百里的彭澤做縣令。根據他的《歸去來兮辭序》，可知他這次出仕有三個原因：解決養家糊口的迫切需要;為以后的歸隱做一點積蓄;解決自己喝酒的問題。但是，這次他在彭澤令任上僅八十多天便匆匆辭官回鄉，三個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這次辭官，據陶淵明自己稱，是為了奔妹程氏之喪，史書上則記載為不愿束帶見督郵，“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蕭統《陶淵明傳》)其實，為奔喪事也好，為見督郵事也好，都不過是一種契機。陶淵明斷斷續續地經歷了十多年的仕宦生涯，在這其間，他總是以濟世拯時為理想，力圖探索出一條正直的理想的人生之路，正如他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詩中說：“結發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在《飲酒》詩中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疇昔苦長饑，投來去學仕”。然而，多次的仕宦經歷使他看透了官場的腐敗，世情的虛偽和狡詐，他的幻想破滅了。既然最后一次出仕不再在理想上抱有希望，而純粹是為了生計考慮，這種為口腹而心為形役的做官，必然是曇花一現。辭官彭澤，陶淵明毅然決然地斷絕了與官場的關系。窺其一生，他時而出仕，時而歸隱，四十一歲以后，即彭澤辭官后，他不再出仕，而以歸隱終了。這種坎坷悲壯的經歷，對陶淵明來說，似乎是必然的，因為他生就剛正不阿之質，天然不肯與流俗茍合，所以他注定要走上歸隱之途。他的一生充滿坎坷與悲壯，然而他是勝利者。他在那污濁的名利場，成就了“出污泥而不染”;在坎坷艱難的生計中，他憤激地喊出了“不為五斗米折腰”，體現了詩人的高風亮節和獨立人格。

陶淵明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但他首先是一位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和高尚的道德衛士。他要大濟蒼生，又不肯與世俗周旋;要得到隱居之資，又不肯“汩泥揚波”，詩人在探索其正直的人生之路上充滿了苦悶、矛盾和無奈，但他終于在思想的不斷矛盾斗爭中堅持了勵志躬耕的道路。他在《飲酒》第十二首中寫道：“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這首詩是在歌詠古人，但也是詩人自己一生出處大節的寫照。陶淵明處在那樣污濁的社會，進不能“道濟天下”，退而能“安貧樂道”求其次，這是他當時唯一的出路。雖然隱居后“貧富常交戰”，生活和節操發生矛盾，但終于“道勝無戚顏”(《詠貧士》)，氣節得勝了，他再也沒有出仕。陶淵明給后人留下的人格魁力是不可言傳的。他的一生就是實現這人格的一生。從年輕時的壯志凌云有所為到后來的歸隱田園有所不為，都是他堅持節操、追求理想人格的具體表現形式。

陶淵明一生豪飲，嗜酒如命，意在寄酒為跡，借酒發揮。陶淵明獨愛菊，菊可以象征詩人高潔的品格和志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最是詩人灑脫無拘的歸隱生活寫照。陶淵明作為精神的衛道士，他在道德的路上走得很遠很遠，顯示了一個正直人所具有的人格和尊嚴，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崇高氣節和理想境界。同樣地，在另一個領域——文章領域，陶淵明的跋涉也是極其深遠的。在中國文學史上，陶淵明被看作開宗立派的詩人，他被稱作田園詩之祖，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與后代許多作家相比，陶淵明留給我們的作品并不算太多，其中現存詩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辭賦四篇，四言韻文兩篇。其中描繪田園生活的篇章，是他最富特色的代表作。平靜樸素的田園生活，恬淡曠遠的襟懷，孤傲高潔的品格，形成了陶詩平淡淳厚、渾融完整的藝術意境。如《飲酒》其五，寫他心遠世俗，欣賞自然的悠然興致：“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居于人境而不聞車馬喧鬧，是因為心無滯礙，不為塵囂所擾，所以不必避地而居，動境中自有靜趣，也才能悠然自得。東籬采菊，無心抬頭而見南山;日夕之時，飛鳥紛紛結伴歸來，對此佳景，偶與意會，不覺沉浸在一片忘機的天真之中。通篇辭淡意遠，自然高曠。

陶詩看似平淡現成，但并非不用技巧。他的詩能吸取晉人講求對偶、聲色、辭采和狀物工細生動等特點，化為渾融一體的意境。如《雜詩》其二：“白日淪西阿，素日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

用白描寫空中之景，展現出一片空明澄澈的世界，更襯托出詩人舉杯獨對孤影的寂寞。又如《癸卯歲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中“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兩句，毫不刻畫，只通過聽覺和視覺的轉換，從極靜處寫出大雪的輕虛潔白，十分傳神。觀雪者的高曠神情，如在眼前。陶詩與魏晉其他詩人相比較，其鮮明個性在于陶淵明能在漢魏以來文人詩詠懷言志的基礎上，融興寄于自然美。在他筆下，景物既是有象征含義的意中之景，又是日常生活中實有之景。如《擬古》其七，慨嘆青春易逝，盛年難久：“日暮天無云，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嘆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前四句寫日暮天晴，春風微拂，美人酣歌，徹夜達旦，實喻人生最美好酣暢的短暫時光。云間月和葉中華雖是比喻，卻也是即月夜春景起興。結尾語氣陡然一跌，指出一時之好不能持久的本意，通篇清麗自然，又別有冷雋之致，足堪玩諷。

陶淵明的田園詩，與其說是寫田園，毋寧說是在寫詩人自己。他是借田園生活的適意來表現隱居不仕的高致。他有意突出田園的淳樸和寧靜，借以反襯官場的黑暗和腐敗，在《歸去來兮辭》中，他寫道：“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詩人閑居自適的樂趣，以及對自己的高尚志趣的自鳴得意之情躍然紙上。陶淵明的田園詩還記錄了自己對勞動生活的親切體驗，他對勞動、對勞動成果、對勞動人民都有深厚的感情。尤其是他在勞動的基礎上，悟出了民生以勤為先，以衣食為端的根本道理，他在《勸農》詩中說：“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這對于東晉士族慕放達、好逸惡勞的風氣具有針鋒相對的批判意義。陶淵明筆下的田園充滿生氣、惹人喜愛。特別要提及的是他所描繪的“桃花源”這一理想的田園圖畫，雖然屬于烏托邦的空想，雖然有復古色彩，卻具有非常強烈的藝術魁力，那種“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的情景，讓人向往不已。

平淡固然是陶詩的主要風格，但陶淵明那些抒寫壯志的詩歌則寫得豪放雄健，這一類詩歌，魯迅稱之為“金剛怒目”式的作品。如《詠荊軻》一篇中，以“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寫壯士怒發沖冠的猛氣，夸張傳神;以“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敘群英易水訣別的場面，蒼涼悲壯;以“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寫荊軻飛蓋入秦的英姿，慷慨豪邁。

陶淵明對后代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這表現在思想和藝術兩個方面。在思想上，陶淵明作為道德的堅強衛士和高標，啟示人們蔑視丑惡、污穢的勢力，教人遠離它，鞭撻它。這種蔑視權貴、不屈從流俗的精神和守志不阿的嚴肅率真的生活態度，是與屈原的精神一脈相承的，它顯然對唐代大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對宋代詞人、詩人兼散文家的蘇軾等都有深遠的影響。白居易寫有《效陶潛體詩十六首》，蘇軾也寫有《和陶詩》一百二十首，可見他們對陶淵明的仰慕。當然，陶淵明用以自慰的安貧守節的思想并不能是積極的，完美無瑕的，例如他所推崇的人生幻化、樂天知命、知足保和、全身遠禍等主張也對后世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在藝術上，陶詩繼承了詩經以來優秀的文學傳統，又從同時代的藝術進展中吸取營養，將詩歌題材范圍擴大到鄉村田園和日常生活，創造了平淡深遠、情景交融、渾然一片的詩歌意境，樸素清新、自然簡潔的語言，不僅給人意味深長玩賞不盡的美感和藝術享受，而且為后人樹立了詩歌藝術的更高標準。清代沈德潛《說詩晬語》曾談到陶詩對唐代詩人風格的影響，他說：“陶詩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思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陶焉而得其性之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