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文化·晉國文化·叔虞封唐與晉國文化的形成

晉國是西周王朝重要的同姓諸侯國，其開國君主叔虞(姬虞)為周武王(姬發)之子、周成王(姬誦)之弟，成王即位后，將叔虞封于唐國，故稱唐叔虞。叔虞死后，其子燮父改國號為晉，從此始稱晉國。晉國自西周初年立國，至春秋末年被魏、韓、趙三大卿族所滅，經歷了六百余年的發展。

關于叔虞封唐，《史記·晉世家》記載了這樣兩則神奇而有趣的故事：一是說叔虞母懷胎后，天神曾托夢給成王：“我要你生兒子名叫‘虞’，將來作唐國諸侯。”叔虞降生后，其手紋果然組成個“虞”字。二是說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繼位，一次和弟弟玩耍，把桐葉削成“珪”的式樣對叔虞說：“我拿這當作封你的符信。”在旁史官便要成王擇吉日分封。成王說：“我是耍笑哪!”史官說：“天子無戲言!言既出，就要載于史書，舉行分封儀式。”于是叔虞被成王封為唐侯了。這兩則故事，前者不過是古人制造的“受命于天”的神話，后者叫“桐葉封弟”，無非是宣揚“天子無戲言”的古訓，顯然不可能是歷史的真情。

事實上，根據西周初年的政治形勢，成王封叔虞為唐侯的根本用意在于“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也就是“屏藩周室”，把這里建成拱衛西周王室的軍國重鎮。因為，西周政權建立之初，形勢是相當嚴峻的。一是異姓諸侯國的反叛，二是北方異民族的侵擾，對新生的西周政權構成嚴重威脅。尤其是以商紂之子武庚為代表的商族殘余勢力和原屬商朝的一些諸侯國威脅最大。為此，武王滅商后即封武庚于商王朝舊都，治理殷商遺民，并任命自己的兄弟管叔和蔡叔輔佐武庚，稱做“三監”。武王去世后，年幼的成王繼位，由周公攝行政事。“三監”乘機散布流言說周公有篡位之心，以制造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同時勾結山東等地的商朝舊屬國和各種反周勢力發動叛亂。于是，周公在姜太公、召公等大臣的支持下揮師東征，終于殺掉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平息了叛亂，穩定了局勢。經過這場叛亂，西周統治者更深感保衛新生政權的急迫性。在他們看來，最行之有效的措施莫如“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因為，“捍御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于是，周公東征回師后，舉行了一次規模空前的大分封，即通常說的“封諸侯，建同姓”，把本族子弟和姻親分封到叛亂者盤踞的地帶和京師到洛陽的“千里王畿”一線，由這些同姓諸侯國組成一道藩蘺西周王室的堅固屏障。叔虞便是在這樣特定的形勢下被封為唐侯的。

對于西周統治者來說，封叔虞為唐侯，主要出于以下兩方面的戰略考慮：一方面，古唐國曾是商王朝的重要諸侯國，位于山西南部翼城、曲沃、絳縣之間的“方百里”之地，也是在“千里王畿”一線上。據說，武王在滅商過程中用了很大的兵力才把它征服掉，后來它又積極參與武庚叛亂，周公平叛時把它給消滅了，但是，它的殘余勢力仍舊心懷異志，圖謀反叛。同時，山西南部還有為數眾多的商王朝舊屬國，如平陸縣境的虞國、芮城縣境的芮國、黎城縣境的黎國等等，都是武王于滅商戰爭中消滅后重新派自己的同姓或親信前往治理的。從這些國家的興興滅滅不難想象，在叔虞封唐前，山西南部的戰爭非常激烈頻繁，局勢相當動蕩不安。尤其是古唐國曾參與叛亂，更直接威脅著新生的西周政權。所以，叔虞封唐后，唐國作為“屏藩周室”的軍國重鎮，又有眾多的新建諸侯國星羅棋布于山西南部，這對于防范商族舊勢力的反叛，穩定這里的政治局勢，進而保衛“千里王畿”，鞏固西周政權，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另一方面，成王封叔虞為唐侯，同時也是出于加強邊防力量，抵御異族入侵的戰略考慮。因為，這一帶不但處在“千里王畿”一線上，而且地勢多為山谷高原，在唐國或者后來的晉國周圍，“戎狄與之鄰”(《左傳·昭公十五年》)，“戎狄之民實環之”(《國語·晉語二》)，是中原華夏民族同北方戎狄民族毗鄰接壤、錯綜交往的重要地區。戎狄民族本來居住在我國西北、北方和東北邊境，過著游牧生活，夏代以后，不斷遷往內地，到了西周，有的已經深入到山西南部、陜西涇、渭河上游甚至河南伊、洛河流域了。尤其是曾經居住在晉西北地區的犬戎和當時叫做“嚴允”的狄族部落，在文王、武王時屢次大規模南侵，威脅十分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叔虞封唐和新唐國(晉國)的建立，其“屏藩周室”的戰略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

叔虞封唐后，果然不辱使命，很快治理好了唐國，疆土不斷擴大，國威日益提高，不但在當時有力地發揮了“屏藩周室”的戰略作用，而且為后來晉國社會和文化的繁榮昌盛奠定了基礎。

叔虞封唐，晉國立國，是晉國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起點。當時，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周公為叔虞制定的“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左傳·定公四年》)的治國方針。意思是治理唐國，既要發揚華夏民族的文化傳統，又要尊重戎狄民族的習慣法規。這對于古唐國遺民及其周圍的戎狄民族來說，無疑是一個求同存異、寬厚包容的方針;而對于以“周禮”為核心的西周宗法制講，則是一個具有某種背離色彩的方針。它實際上給予了晉國統治者一種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政策的靈活處理問題的思想方法。歷史實踐證明，這一方針的確立，對晉國文化的發展起了巨大的制約作用，直接規定了晉國文化的發展格局。一方面，它的這種背離色彩，導致了晉國歷史上強烈的反宗法制傳統和勃勃高漲的變法思潮，使晉國社會成為中國古代法治文化的搖籃;另一方面，它的寬容性格，有力地促進了不同民族間的頻繁交往和文化交流，使晉國社會成為古代多民族文化的熔爐。正是這兩個方面，構成了晉國文化最本質的內容特點，展現了晉國文化獨具特色的歷史風貌。以下，結合晉國社會的歷史行程，對這兩個方面分別予以具體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