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朝元老李賢
李賢 (公元1408~1466年) 字原德,明河南鄧州人。人稱李閣老。幼時好學,持重寡言。宣宗宣德七年 (公元1432年) 參加鄉試,考取第一名。第二年,考中進士。授吏部驗封司主事,負責本署的總務。英宗正統元年 (公元1436年) 改吏部主事,升吏部考功司郎中。曾代吏部侍郎(吏部行政副長官) 扈從英宗北征。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英宗被俘,李賢脫難逃回。景帝即位,為之出謀劃策,提出勤圣學,顧箴警,戒好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10項建議,為景帝治國理民作出了有益的策劃。是年冬,升任兵部右侍郎,復轉戶部。再轉吏部,選編《鑒古錄》,匯輯歷史上22個帝王事跡,以供景帝參考。英宗復位后,命兼翰林學士,入值文淵閣,參與國家軍政大事議決。不久,進為吏部尚書,擔任內閣首輔,成為內閣首席大學士 。石亨、曹吉祥擅權,受到排斥,降為福建參政。未行,為王翱所舉薦,留為吏部左侍郎,逾月,復職尚書,重入文淵閣。天順五年 (公元1461年),加太子太保。英宗病重,召李賢委以托孤重任。憲宗即位,于成化元年 (公元1465年),進為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翌年五月,染病,卒于任上。終年59歲。卒贈太師,謚文達。
李賢步入政治舞臺之時,明代的士風頹廢已成為社會問題擺在執政者的面前。李賢擔任首輔后,將整頓士風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建議英宗采取措施予以整頓。他在上《中興正本策》中提出了進行整頓的指導思想: “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幸之徒絕諂佞之輩。”
吏部為六部之首,擔負著銓選人才的重任。李賢在吏部任職期間,非常重視人才的選拔。他認為人才的興衰,關系著國家的安危。為了將一些有識之士選拔到中央要害部門中來,平時他不僅留心對人才進行全面認真地考察甄別,而且以大無畏的膽略,不顧同僚的誹謗和勸阻,大膽地進行舉薦。刑部尚書任缺,他推薦讓山東布政使陸瑜擔任。這時,有人制造謊言,誣陷李賢受了陸瑜賄賂,有私心,于是朝里議論紛紛。同僚好友勸他先緩一步,將陸瑜暫擬為侍郎,以避閑言。李賢義無反顧說: “做官而不受旁人誹謗很難,難的是無愧于心。” 由于他的堅持,陸瑜終于被委任為刑部尚書。陸瑜蒞任后,政績顯著,證明是個十分稱職的人選。右都御史耿九疇因彈劾權臣石亨侵奪民田,被石亨誣陷入獄,貶到江西。第二年,禮部尚書空缺,李賢面奏皇帝,啟用耿九疇為禮部尚書,得到應允。右副都御史年富提督山西大同軍務,執法嚴明,革除諸弊。當地皇室權貴誣奏他違法,將他押回京城問罪。李賢對皇上說: “年富這個人行事公道,在那里能革除各弊,有功勞啊!”從而使年富冤案大白。經他薦舉,作了南京戶部尚書。《明史》里記載說他在任期間,為他推薦選拔的“年富、軒、耿九疇、 王、 李秉、 程信、 姚夔、 崔恭、 李紹等,皆為名臣”。
如何使國家財力得到合理使用,是李賢時刻關心的一個大問題。在他看來,國家的財政收入,“不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于土木禱祠聲色之用”。為此,他力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多次請求朝廷發帑賑饑恤軍。天順初年,山東大災,餓殍載道。朝廷擬發放賑災銀3萬兩,有司奏請銀兩不足,遂召集閣僚議決。兵部尚書徐有貞認為,救災為救命,朝廷發放國庫銀兩,能保住災民的性命即可,再增發銀兩,饑民也得不到多少好處。李賢則認為: “只考慮中飽而不賑濟,眼看著大批的饑民活活餓死,這是因噎廢食的做法。”在他的懇切力諫下,朝廷又命增撥銀4萬兩,減輕了災民的倒懸之苦。時值邊防多事,大江南北水災嚴重,人民生活艱難困苦。他一方面努力籌措邊計,一面請求朝廷寬恤百姓,罷去一切征收。僅停止采柴一項,每年便節省銀30余萬兩。李賢為民請命,從不考慮自身的得失安危。天順七年二月,再次上書請求體恤天下百姓,實行寬恤之政,罷掉江南織造,停止邊臣進獻土特物品,停止朝中采購等措施。這些建議,有些并不符合皇帝的意圖,而他卻不顧權臣的誣陷和誹謗,不怕貶官,敢于向皇帝反映真實情況,敢于同皇帝進行面對面的爭論。左右大臣見此情景,個個驚恐寒悚,不敢聲言。退朝后李賢說: “作臣子的對圣上應該知無不言,你們怎么能只顧個人官位而卷舌閉口呢?”
李賢努力革除積弊。景帝死后,英宗令其后宮唐氏等人殉葬,甚至主張讓汪后亦隨同殉葬。這是一種落后的殘忍的制度。李賢不贊成這一做法,他以汪后景泰三年被廢以來,長期被幽禁,且有二女年幼,深為可憫為由,說服了英宗,從而使汪后得以生全。自宣德至天順年間,宮中廣選宮女,在浣衣局里有著大量的被籍沒官員家中的婦女,而無人敢向朝廷提出。李賢奏請憲宗“放還其家”。省級地方官責任重大。自成祖以來,這些官員的選任,讓三品以上京官保舉。每當員缺時,一些官迷心竅的人,就千方百計的奔走鉆營,以求一逞。針對保舉方面官存在的這種弊端,李賢建議改行并推制。令吏部每遇官員有缺,推舉二人,供皇帝選擇任使。從此并推成為制度。這樣,就有效地抵制了保舉方面官中的不正之風。
李賢主持纂修的《大明一統志》,是明代全國的地理總志。天順五年四月成書。書中按京師、南京及各布政使司所轄的府分卷,每府采用《元一統志》的分目,建置沿革、坊郭鄉鎮、里至、山川、土產、風俗、形勢、古跡、宦跡、人物、仙釋等門,新增郡名、公署、學校、書院、宮室、關梁、寺觀、陵墓、祠廟等目。書中最后兩卷記載的是朝鮮、日本、安南等國的情況。為我們了解明代疆域、地理、經濟、民族及對外關系提供了基本線索與資料。他所撰寫的《天順日錄》、《古穰集》也是有價值的文獻資料,這些著書,都被收人《四庫全書》之中。
李賢為官30年,先后輔佐了宜宗、英宗、代宗、英宗、憲宗五朝四帝,為宦海少見的五朝元老。在此期間,朝廷五次更易,英宗兩次即位,大臣更替無常,李賢卻官職迭進,官至內閣首輔。所靠的不是八面玲瓏,圓滑投機,而是靠的是一身正氣,善結同官,為朝廷效力,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終天順之世,李賢身為內閣首輔,與呂原、彭時相互配合,史載: “及入對,帝訪文臣,請問王翱;武臣,請問馬昂。兩人相左右,故言無不行,而人不病其專。惟群小與為難。”這是他所以能夠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明史》評價他說:“自三楊(楊士奇、楊榮和楊溥)以來,得君無如賢者。”在他的仕途中,雖然也遭到權閹的誣陷,也被罷過官,但是,由于他直言敢諫,不貪不奢,足智多謀,遇事立斷,愛惜人才,在同權閹作斗爭的過程中,既敢于斗爭,又善于斗爭,能夠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因而往往化險為夷,并使他久居要職,為政局的穩定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貢獻,成為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時人馬晉允稱頌李賢說: “立朝興利去弊,竭志盡誠,多可嘉者。” 《明實錄》評價他說: “進對無虛日,應變救時,薦文武大吏,多得其人,相業過于前后。”這些評價,并非是不實之辭。正是因為這樣,所以,他在朝野上下,均受到應有的尊重。他的祖父李威、父親李升,也因此受到朝廷的加封,合稱“鄧州三閣老”。鄧州的“閣老墳”有3處,一在城西南長樂林,為李威墓。一在城郊解放村西,為李升墓。一在城南姚營村旁,為李賢之墓。后者才是真正的“閣老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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