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黯的“直”與公孫弘的“曲”

漢代風流人物以武帝朝最盛，汲黯與公孫弘就是其中重要的兩位。二人同朝事主，一個剛正不阿、犯顏直諫，一個曲學阿世，奉迎取容，形成極其鮮明的對照。

汲黯在景帝時為太子洗馬，武帝即位后先為謁者，之后拜為中大夫，但由于多次強諫，不得久居朝廷之中，出任東海太守，因治績卓著又被召回朝中任主爵都尉，相當于九卿。汲黯為人倨傲少禮，不能容人之過，不論對君主還是掌權大臣，都敢于強諫面折。武帝當時大肆興做，又廣招文學儒者，汲黯當面批評武帝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氣得武帝大怒，“變色而罷朝，”公卿們都為汲黯害怕，有人責備他，汲黯說：“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難道是讓他們阿諛奉承，使君主陷于錯誤嗎!況且我已處在這個官位上，若想保身，可給朝廷帶來恥辱又怎么辦呢?”汲黯還多次在朝廷當著武帝和公卿們，責難武帝的重臣公孫弘和張湯，說公孫弘“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說張湯“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于罪，”遭到公孫弘與張湯的痛恨，二人想借故把他殺掉，就建議武帝將汲黯派往宗室權貴多、難于治理的右內史。

漢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早已看出汲黯的忠心正直，他曾感嘆汲黯是可與君主國家共存亡的“社稷之臣。”但汲黯不論時間、地點，不留情面的犯顏強諫，使武帝多次憤怒不快，武帝對其是敬而不悅、憚而不親。汲黯終因太“憨直”而被趕出了朝廷。

公孫弘為官處事則與汲黯完全不同。公孫弘少為獄吏，四十多歲才開始學《春秋》雜說，武帝征賢良文學，公孫弘由地方推薦前往對策，臨行，轅固生告誡公孫弘：“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但公孫弘到朝廷以后恰恰反轅固生之誡而行之，口是心非，表里不一，阿諛奉迎君主，打擊陷害正直之士。每次朝會，公孫弘開陳其端，讓君主自擇，從不肯面折庭爭。與汲黯一起奏事，總讓汲黯先說，自己則察顏觀色，惴摩皇帝的意圖，然后再說自己的想法，經常取得武帝的贊許，因此而日益親貴，曾與公卿們商議好事情，到皇帝面前就背棄前約，而順從武帝的意旨，汲黯當即指斥他欺詐不忠，武帝問他，他狡詐地回答：“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公孫弘“外寬內深，”凡與之有隙者，表面對其友善，暗中一定報復。汲黯指責公孫弘身為御史大夫，俸多祿厚，但著布被，是矯情欺詐。武帝問公孫弘，弘回答說：“確實如此。在九卿中與我親善者莫過汲黯，今日當面批評我，確中我的病根，身為三公而用布被，與小吏無異，是飾詐釣名。如果沒有汲黯的忠忱，陛下怎么會聽到這些話。”公孫弘表面寬宏謙讓，使武帝更加尊重他，但暗中卻算計汲黯，使之離開朝廷，徙往右內史，企圖借宗室權貴之手將其殺掉。汲黯常指斥公孫弘，遭其算計尚在情理之中，但經學大師董仲舒對公孫弘并無觸犯，只是認為他阿諛奉迎，也遭到他的暗算。

公孫弘與汲黯二人為官處事的曲直善惡，當時天下人均看得清楚，淮南王劉安謀反時就憚畏汲黯而不在乎公孫弘，認為汲黯“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而對付公孫弘則如揭去蒙覆和振欲落之物一樣容易。但是，公孫弘由于善于曲己奉迎，甚得武帝的歡心，對其親而近之;汲黯由于犯顏直諫，不能取悅人主，武帝對其敬而遠之，平時(非朝會)接見大臣，武帝可以不冠即見公孫弘，但必冠方肯見汲黯。最終，公孫弘拜相封侯，而汲黯被趕出朝廷，病死外郡。公孫弘的“曲”固然不足取，但汲黯的“直”也有不足之處，用武帝的話說：“甚矣，汲黯之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