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錯誤的角色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本來是德高望重的燕京大學校長，卻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擔任了一個錯誤的角色：1946—1949年間任美國駐華大使，而成為美國四十年代對華政策的代表人物。毛澤東那一篇檄文《別了，司徒雷登》對他和美國的對華政策進行了強烈的譴責和嘲諷，司徒雷登或者說整個美國對華政策的悲劇性就在于：他們把賭注寄托在了一個行將就木的腐敗政權身上。

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國杭州，是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抗日戰爭時期還坐過日本人的監獄。當他就任美國駐華大使時，對自己的使命充滿自信。他以傳教士的赤誠，勸告國民黨政府實行“新政”：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建立開放的政治共同體，擴大政治參與，以重建政權的合法性。他的思想充滿智慧的力量，但實行起來就難了。因為此時的國民黨已走向了腐敗，各級官吏產生了嚴重的世紀末心理，利用職權拚命貪污、搜刮。腐敗使國民黨在國內外形象一落千丈，社會各階層對國民黨政權產生日益強烈的疏離感和抗拒感。盡管司徒雷登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屢屢向蔣進言，勸蔣改革，國民黨高層決策者卻限于自身的政治文化底色和既得利益考慮， 一再拒絕，蔣家王朝由衰落迅速走向解體、覆亡。

直到此時，司徒雷登才從他那學究般的天真中逐漸恢復了政治理智，明白國民黨已變得如此腐敗，“以至于哪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沒有共產主義運動，恐怕也會爆發另一場革命。”(《司徒雷登駐華報告》)可惜已經太遲了，他只能“‘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