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與愿違的“大躍進”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不久，人們有著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步伐，在經濟上盡快趕超資本主義強國的熱切愿望，但不少領導人也由此產生了急于求成，不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急躁情緒。1956年，黨內出現“冒進”與“反冒進”之爭，經濟工作中的急躁冒進傾向一度受到遏制。1957年反右派運動之后，黨內外滋生起來的左傾情緒影響到經濟領域，毛澤東在多次會議上批評“反冒進”，從而促使急躁冒進的左傾思想急劇膨脹，導致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打破常規常識，片面追求高速度，超英(國)趕美(國)的“大躍進”運動。

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以高速度為核心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正式確定了在15年或者更短的時間里在鋼鐵等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的戰略目標。八大二次會議吹響了“大躍進”的進軍號，會后，鋼鐵工業，農業紛紛擬定不切實際的“大躍進”目標。

在相互攀比、不斷升溫的高指標壓力下，農業戰線首先出現了浮夸虛假的不良風氣。不少農村工作干部謊報糧食產量，爭放“高產”衛星，出現了小麥畝產達到7320年，早稻畝產達到36900多斤等令人目瞪口呆的“奇跡”。報刊連篇累牘地報導宣傳糧食單產過萬斤的“萬斤鄉”、“萬斤社”，人均糧食過千斤的“千斤省”等等，還批判“農業增長有限論”，“秋后算帳派”，一時間，“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成了流行的口號。

在這種虛假浮夸的氣氛中，8月間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我國農業生產已經過關的錯誤判斷，要求地方黨委把注意重心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并正式決定和公開宣布1958年的鋼產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為了達到這一當時的生產能力所無法達到的目標，掀起了一個空前規模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全國各地都興建土高爐，其簡陋程度被人戲稱為“一腳踢”高爐，各行各業幾千萬人投入到大煉鋼鐵中，人們上山伐木，采礦，運輸，土法上馬，就地冶煉，實際上煉出來的很多是廢鐵渣。以大煉鋼鐵為中心，帶動了交通、郵電、教育、文化、衛生等一系列事業的“全民大辦”，報刊上出現某鄉辦了12所大學，某縣辦了300多所文藝學院等奇聞，這種“全民大辦”將大躍進運動推向了高潮。

1960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嚴重錯誤，“大躍進”運動才被停止。始于1958年初的“大躍進”運動持續了三年，它導致了國家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損失和浪費，事與愿違，三年經濟并沒有能夠“躍”進，而是大幅度的“躍”退了。糧食產量自1959年起連續下降，1960年的糧食產量經核實只有2970億斤，比“大躍進”前1957年的3900億斤下降了26.4%，跌到了1951年2974億斤的水平。棉花和油料作物產量也跌到了建國時的水平。“大躍進”盡管帶來了重工業的高速增長，1960年的重工業產值比1957年增長了2.31倍，但另一方面卻造成了工業內部以及整個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在重工業增長的同時，輕工業出現從未有過的下降情況。1960年輕工業產值比1959年減少9%。棉紗產量下降了28.6%，棉布下降了28%。食糖等某些輕工業產品下降了60%。人民生活需要的輕工業產品呈現出奇缺現象。重工業的發展嚴重擠了農業和輕工業，1960年與1957年相比，農業的比重由43.3%，下降到21.8%，輕工業由31.2%，下降到26.1%，重工業則由25.5%，猛增至52.1%。“大躍進”造成基本建設規模盲目擴大，1958年至1960年基建投資比“一五”計劃5年的總和還多81%。投資需求膨脹加重了財政負擔，國家財政出現大量赤字，并造成通貨膨脹，商品價格上漲，加上糧食和日用消費品短缺，人民生活遇到嚴重困難。3年“大躍進”，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群眾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大躍進”的教訓是深刻的，任何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發展，都必須遵循一定的經濟發展規律，都要受到既有生產力基礎和歷史條件的制約。脫離客觀可能，人為地追求高速度發展，結果是“欲速則不達”。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只能在尊重和順應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才能發揮積極作用，任何違背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行為必將遭到其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