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書院的興盛與衰落

書院是我國歷史上特有的一種教育機構。它以私人創辦和主持為主，高于一般私學，集聚大量圖書，學生自學讀書，教師自由講學。教學活動與學術研究緊密結合，在組織管理和教育教學上形成了許多顯著的特點，對我國封建社會中后期教育的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書院產生于五代和宋初。作為教育機關，他起源于私人講學，是私學的高級表現形式。不少私人創建的書院，起初都是個人讀書之所，后來逐步發展成聚書建屋，授徒講學地方。書院的產生和當時的社會條件有著密切的聯系。唐末五代數十年間，政治動亂，社會不安，經濟蕭條，文教衰落，讀書士子無由顯身，多數窮居草野。宋既統一海內，亂世漸平，民生安定。文風日起，讀書士子紛紛要求就學讀書，國家也需要大批治術人材。但是，當時朝廷尚無暇顧及興學設教，也沒有充足的實力來發展教育。在這種情形下，私學發展、書院便應運而生。書院的興起，一方面滿足了讀書人求學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為統治階級解決了一個社會問題。因此，一批由私人創建的書院便興盛起來，并得了官方的支持和贊助。宋初的書院由此得到充分的發展，并形成了一批著名的書院。

宋初的著名書院究竟是哪幾所，歷來說法不一。按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中的說法有石鼓、岳麓、白鹿洞三所。呂祖謙在《鹿洞書院記》中以白鹿洞、岳麓、睢陽(應天)、嵩陽為天下四大書院。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和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以白鹿洞、岳麓、應天府、嵩陽、石鼓、茅山、華林、雷塘為宋初八大書院。

十分可惜的是，宋初書院一度盛，創建起來的一批著名書院不久就相繼衰落了。就連著名的白鹿洞書院也遭廢弛。王祎在《游鹿洞記》中說，“書院到崇寧末年基本上全部都廢棄了。”總觀北宋之世，書院短期興盛之后，又廢棄沉寂了一百多年。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把興辦教育的重點逐漸轉向發展官學、對書院不再熱心提倡了。北京連續三次大規模的興學運動，重點都是興辦官學，并且建立了從中央官學到地方官學的較為完善的體系，并規定士子須在官學三百日方得應舉。讀書士子只有通過官學才能得到仕進之路，自然也就不愿再常守山林，潛心為學了。同時，較之自由講學的書院，官學體系對于強化中央集權的作用也更直接和可靠。于是，書院在社會上的影響也就漸漸淡漠了。

北宋政府把主要力量放在了興辦官學上，也就不再資助書院。早期書院常由政府賜與學田的紀錄，在慶歷之后幾乎不再見到，倒是對地方州縣學規定的學田屢見不鮮。書院建筑大多因年久失修，毀廢荒蕪，有的書院竟至基地難尋的地步。這說明，任何教育機構，一旦失去經濟上的保證，就是難以維持的，更談不上發展了。

北宋興學，還吸引了一大批名師巨儒在官學任教，如胡瑗在慶歷初在蘇、湖州學任教，后又被召為國子監直講，四方學士，不遠千里云集受業。還有不少學者也出山入官學任教，提高了官學的吸引力、書院漸被冷落了。

北宋書院的沉寂和學術思想的發展水平也有關系。北宋時期，是學術思想的大變動時期，具有時代特征的理學正處在奠基階段，尚未達到成熟的程度，學派的分化還不十分明顯，獨立的學術思想體系僅有初步的框架，還不十分穩定，著名學者的主要精力還集中在個人潛心探究，還不具備廣為授徒，全力傳播的條件。以書院為基地研究和傳播學術思想的意義還沒有被充分認識。著名學者或寄希望于在官學任教，或隱居避世從事個人研究。學術大師們雖都從事私人教學，但規模不大，而且多是在不得志時而為之。因此，從學術思想條件上也沒有達到廣建書院的可能性。

宋初創建了一批著名書院，朝廷一方面給予支持，另一方面也加強了控制，以賜學田掌握其經濟，以賜書控制其教育內容，以選派山長和教師，掌握書院的領導權。這些措施，已在一定程度上把私人講學的書院變成了官府的學校了。因此，書院在組織管理和教育教學上的特點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缺乏廣泛的社會影響。

宋初的書院是在廣大士子“無所于學”的背景下興起的，一旦官學興起，初步緩和這個矛盾，讀書士子的注意力即被引向官學，而官學與科舉直接聯系。入官學、應科舉、求仕祿，成為讀書士子追求的主要目標。潛心學問，不求聞達者日漸稀少。書院發展的社會基礎日漸削弱，原有的書院已無人問津，新建書院的興趣就更為淡泊了。

基于上述種種原因，北宋自慶歷以后百余年間，書院蕭條衰落下去。據統計，兩宋共建書院173所，其中建于北宋時期的僅有37所，占總數的21.39%，大部分還是宋初的二三十年間所創建的。

北宋書院沉寂的歷史，說明教育組織形式的創新和發展，受到一定社會條件的直接制約，如文教政策，經濟發展水平，學術文化發展水平和形式以及社會的價值觀念等。學校教育形式只是具體地反映出這些要求。脫離時代發展水平的教育組織形式是不能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