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迪·薔薇園(節選)》中外哲理詩賞析

論帝王言行

誰若想在困厄時得到援助，

就應在平日待人以寬。

否則你將失去你的奴隸，

盡管他平日戴著耳環。

你若想使外人傾心歸附，

就應以恩禮使他心服。



暴君決不可以為王，

豺狼決不可以牧羊。

國王對人民任意榨取，

正是削弱國家的根基。



假如帝王欺壓人民，

在危難中就會眾叛親離。

你若時時體念人民，

在戰時才能無所畏懼。

因為君主如果英明有為，

全國人民便是軍隊。



《薔薇園》寫于1258年，是薩迪最重要的作品。全書分為“論帝王言行”、“論僧侶言行”、“知足長樂”、“論寡言”等8卷，多方面地描繪了社會現實，表達了詩人鮮明的思想感情，是詩人一生生活經驗的總結。該作散文和韻文相結合，詩文并茂，以詩歌點明主題，闡明生活哲理，近乎民歌。這里節選的3節詩均出自“論帝王言行”之六，據文中記載，有一位波斯國王，“橫征暴斂，殘民以逞”。殘酷的暴政之下，人民四處逃亡，人口銳減，國力衰弱，“入境的敵人”都“伺機入侵”。危難之下，臣下為之誦讀《列王紀》，通過宰相與國王論天下民心之歸附的對話，詩歌精辟地總結了作者反對暴君，同情人民的“仁政愛民”的政治思想，其中孕含著深厚的人道主義哲學。

薩迪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把同情心作為人的最高標準，提倡關心人、尊重人，并認為人生就是要行善。他對民間疾苦了如指掌，長期同人民保持密切的接觸和交往，同情人民，關心人民成為他思想和行動的主旨。他在一首詩中這樣說過：“亞當子孫皆兄弟/兄弟猶如手足親。”“為人不恤他人苦/不配世上妄稱人。”因此他痛恨暴君、暴政，并鄙視依附權勢的惡徒。他曾拒絕做宮廷詩人，而寧愿閉門隱居，以宣傳真理為己任，為人民創作可以當作“蜜汁”吸取的作品。為此，他直言不誨地寫道：“薩迪，你的言詞毫無畏懼，/既然你把劍舉起，就向勝利走去。/把一切真理都揭開吧;把你所知道的都說出來!”嚴肅的創作思想使他勇敢地正視現實，義不容情地揭露尖銳的社會矛盾，把批判的矛頭直指暴虐的帝王和貪官污吏等。以上節選的這一組詩，就鮮明地表現了得人心者得天下，暴政必然招致滅亡和“民為邦本”的重民思想。詩人著眼于帝王和人民、國家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把“暴君”與“豺狼”等同起來，明確提出：國家之興亡在于順乎民心，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在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完全取決于當政者對待人民的態度，如果背逆民心，忽略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欺壓人民，就會“眾叛親離”，國家不得鞏固;反之，若順乎民意，愛民保民，危難之時， “全國人民便是軍隊”。這既是治國安邦的歷史經驗，也是犯眾失國的歷史教訓，中國古人所說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即在于此。當然，雖說薩迪看到了人民中間蘊藏的巨大力量，肯定了“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歷史經驗，但他仍寄希望于開明君主，力陳當政者要“待人以寬”，有愛民、憐民之心，以便使人民“傾心歸附”。這種“仁政”，基本上還屬于“君貴民輕”的思想范疇。然而在中世紀，詩人提出了“暴君決不可以為王”的思想，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薩迪一貫追求高超的藝術創作技巧，同時非常重視文學的教諭作用，但他從不堆砌典故，故作高深，也不雕飾詞藻，嘩眾取寵，而是往往采用白描的手法;運用質樸自然的語言敘事說理，給人以樸實無華的美感和深邃睿智的思想啟示。正如他在《薔薇園》中的跋所自我表白的：“我用美麗詞彩的長線串著箴言的明珠，我用歡笑的蜜糖調著忠言的苦藥，免得枯燥無味，使人錯過了從中獲善的機會。”正是這種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使得《薔薇園》在世界文苑中春色永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