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選本》原文與賞析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報上有一點可以算是關于文學的小小的辯論，就是為了一般的青年，應否去看《莊子》與《文選》以作文學上的修養之助。不過這類的辯論，照例是不會有結果的，往復幾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動機論”來，不是說反對者“別有用心”，便是“嘩眾取寵”;客氣一點，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問題于是嗚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 “選本” 的勢力。孔子究竟刪過《詩》沒有，我不能確說，但看它先“風”后“雅”而末“頌”，排得這么整齊，恐怕至少總也費過樂師的手腳，是中國現存的最古的詩選。由周至漢，社會情形太不同了，中間又受了《楚辭》的打擊，晉宋文人如二陸束皙陶潛之流，雖然也做四言詩以支持場面，其實都不過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詩，“王者之跡熄而 《詩》亡”了。不過選者總是層出不窮的，至今尚存，影響也最廣大者，我以為一部是《世說新語》，一部就是《文選》。

《世說新語》并沒有說明是選的，好像劉義慶或他的門客所搜集，但檢唐宋類書中所存裴啟《語林》的遺文，往往和《世說新語》相同，可見它也是一部鈔撮故書之作，正和《幽明錄》一樣。它的被清代學者所寶重，自然因為注中多有現今的逸書，但在一般讀者，卻還是為了本文，自唐迄今，擬作者不絕，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袁宏道在野時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便是中了這書的毒，誤明為晉的緣故。有些清朝人卻較為聰明，雖然辮發胡服，厚祿高官，他也一聲不響，只在倩人寫照的時候，在紙上改作斜領方巾，或芒鞋竹笠，聊過“世說” 式癮罷了。

《文選》的影響卻更大。從曹憲至李善加五臣，音訓注釋書類之多，遠非擬《世說新語》可比。那些煩難字面，如草頭諸字，水旁山旁諸字，不斷地被摘進歷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運動時雖受奚落，得“妖孽”之稱，現在卻又很有復辟的趨勢了。而《古文觀止》也一同漸漸的露了臉。

以《古文觀止》和《文選》并稱，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學上的影響，兩者卻一樣的不可輕視。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或選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冊數不多，而包羅諸作，固然也是一種原因，但還在近則由選者的名位，遠則憑古人之威靈，讀者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漢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殘本也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點輯本了，而《文選》卻在的。讀《古文辭類纂》者多，讀《惜抱軒全集》的卻少。凡是對于文術，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則，詩品，詩話，而在出選本。

選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博覽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見的為一集，一法也，如《文選》是。擇取一書，刪其不合于自己意見的為一新書，又一法也，如《唐人萬首絕句選》是。如此，則讀者雖讀古人書，卻得了選者之意，意見也就逐漸和選者接近，終于“就范” 了。

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筆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即以《文選》為例罷，沒有嵇康《家誡》，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潛《閑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選本既經選者所濾過，就總只能吃他所給與的糟或醨。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為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為不然處?？v使選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寫的馬二先生，游西湖漫無準備，須問路人，吃點心又不知選擇，要每樣都買一點，由此可見其衡文之毫無把握罷，然而他是處州人，一定要吃“處片”，又可見雖是馬二先生，也自有其 “處片” 式的標準了。

評選的本子，影響于后來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還遠在名家的專集之上，我想，這許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們也該留意的罷。

十一月二十四日記。

【析】 1933年秋天，在上海曾發生過一場關于“《莊子》與《文選》”的爭論。它始起于《大晚報》的一次書目征集活動，其要求有兩項：一、目下在讀什么書;二、要介紹給青年的書。于是，有人向青年推薦了《莊子》與《文選》。在浩瀚的中華文史古籍中，為什么要讀這兩部書呢?在新文化運動向縱深發展，東西方文化思潮在不斷交匯之時，為何要將青年們的視野局限于此呢? 這樣，爭論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在這個過程中，魯迅寫了 《重三感舊》、《“感舊”以后》等雜文，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魯迅說： “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 ‘老新黨’相反，八股毒是絲毫沒有染過的，出身又是學校，也并非國學的專家，但是，學起篆字來了，填起詞來了，勸人看《莊子》《文選》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詩也寫成方塊了，除掉做新詩的嗜好之外，簡直就如光緒初年的雅人一樣，所不同者，缺少辮子和有時穿穿洋服而已?！焙茱@然，魯迅的這番話與他過去所說的“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的思路一樣，并非是反對青年們去讀幾部或者更多的中國書，正如魯迅自己就讀了很多中國書，并且從中吸取了有益的成分一樣; 魯迅所擔憂和堅決反對的是倡導讀《莊子》《文選》所代表的復古主義的傾向和讀中國書時良莠不分，以致耳濡目染中了八股毒，陷入封建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最終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世襲子弟。

稍后，魯迅覺得言猶未盡，繼續撰文對此發表看法，于是寫了 《選本》。在這篇雜文中，魯迅所談論的話題已不再拘泥于原來的那些了，而是把討論引向了深入，發展到了一個新的層面上。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選本》所蘊含的謹嚴而縝密的邏輯力量，這就是分析問題，環環相扣，層層推進，逐步深入，以理服人。首先，魯迅從《莊子》與 《文選》各自的體例辨析入手，而提出了 “選本”的問題。從體例上看，前者為作家個人的文集; 而后者則是所謂 “選本”。魯迅認為，兩者的特點是不盡相同的。選本“冊數不多，而包羅諸作”，加之“近則由選者的名位，遠則憑古人之成靈，讀者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因而“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名家的全集或選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魯迅還推出影響較大的《世說新語》和《文選》加以具體說明，指出個人的文集不及選本被后人所看重，例如“《昭明太子集》只剩一點輯本了，而 《文選》 卻在的。讀 《古文辭類纂》 者多，讀《惜抱軒全集》的卻少”就屬這類情況。接下來，魯迅還對選家與選本的關系作了具體解剖。魯迅認為，“選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為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為不然處”。這樣“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筆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對此，魯迅仍以《文選》 為例進行分析，例如《文選》“沒有嵇康《家誡》，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 不收陶潛《閑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 《子夜歌》 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梢?，如果局限于某個選本，那么就很可能不能全面地認識一個作家及其創作;選本的偏頗是不能忽視的。這樣魯迅就在分析“選本”的過程中回答了我們應當怎樣對待古人著作的問題。為什么會出現上述問題呢?更進一步，魯迅又對選本的標準問題作了分析。既然選本可以“發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寓自己的意見”，那么它必然和選家的政治和文學觀點有聯系，受到選家所處的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的政治和文學條件的制約，如《文選》重“華麗”，《唐人萬首絕句選》取“神韻”一樣，它涉及到了選家所持有的標準問題。魯迅認為，標準問題是回避不了的，任何一個選家都要觸及到，就連 《儒林外史》 中的 “馬二先生，也自有其“‘處片’式的標準”。這樣“選本既經選者所濾過”，讀者“就總只能吃他所給予的糟或醨”，“雖讀古人書，卻得了選者之意”。因此，后人在讀古書尤其是讀 “選本” 式的古書時，就應該取其所長，避其所短，克服“選本” 之局限，做到合理的吸收和揚棄。魯迅通過《選本》而提耳面命的也正在于此。

毫無疑問，魯迅先生關于“選本”的論述是深刻的。它不僅在當時，就是在今天對我們正確地認識和評價我國古代文化遺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