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詩歌《教授雜詠四首※》原文與賞析

其一

作法不自斃，

悠然過四十。

何妨賭肥頭，

抵當辯證法。

其二

可憐織女星，

化為馬郎婦。

烏鵲疑不來，

迢迢牛奶路。

其三

世界有文學，

少女多豐臀。

雞湯代豬肉，

北新遂掩門。

其四

名人選小說，

入線云有限。

雖有望遠鏡，

無奈近視眼。

【注釋】 這四首詩的前三首，編入《集外集拾遺》。第四首據(jù)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錄出，據(jù)魯迅日記1932年12月29日：“午后為夢禪及白頻寫《教授雜詠》各一首，其一云：‘作法不自斃，……。’其二云：‘可憐織女星，……’”夢禪即鄒夢禪，擅書法;白頻，女作家，“左聯(lián)”成員。



【析】 這四首詩不是同一時間寫的。前三首當是1932年之前所作，第四首詩中所指的謝六逸編《模范小說選》，是上海黎明書局1933年3月出版的，因此，詩當成篇于1933年之后。

第一首，是影射錢玄同的。錢玄同，浙江吳興人，清末留學日本時，曾與魯迅等從章太炎先生學，聽講《說文解字》。五四初期，在北京大學任教，還參加編輯《新青年》，思想進步，鼓勵催促魯迅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五四后期，他的思想趨于復古，向后倒退。他曾說：“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斃。”又據(jù)說他在北京大學曾說過“頭可斷，辯證法不可開課”的話。1927年9月12日錢玄同四十周歲，胡適、周作人等為他祝壽時，因為他先前說過的話，而寫了訃告、挽詩和挽聯(lián)。胡適后來又寫了 《亡友錢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紀念歌》①。因此，魯迅寫了這首詩諷刺他。

錢玄同從前說“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斃”，是認為“中年以上的人便多固執(zhí)和專制”②，現(xiàn)在他自己卻悠然自得地活過了四十歲，可見他作法(制定法律)并未打算自己也遵守，或自認為自己與眾不同，不在“固執(zhí)和專制”之列。另一層意思是，十月革命以后，辯證法在中國迅速而廣泛的傳播，并產(chǎn)生巨大影響，誰也抵當不了。錢玄同既有了 “作法不自斃”的先例，這回又 “何妨賭肥頭” (因錢體胖，故有 “肥頭”之譏) 來“抵當辯證法” 的傳播呢?

應該說明的是是錢玄同雖中年頹廢，但在七七事變后，因病滯留北平，堅持民族氣節(jié)，拒不接受日偽的高薪聘請，晚節(jié)可嘉。

第二首影射趙景深。趙景深，四川宜賓人，曾為《小說月報》 撰寫 “世界文壇消息”，為開明書店翻譯《柴霍甫短篇杰作集》。當時是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這首詩是魯迅針對趙在翻譯中的明顯誤譯而寫的。趙不僅常有“順而不信”的誤譯出現(xiàn)，且有把嚴復提出的“信達雅”改為“達信雅”的錯誤主張。因之，他曾將契訶夫小說《萬卡》中的天河誤譯為 “牛奶路”，將德國作家塞意斯的小說 《半人半馬怪》 誤譯為 “ 《半人半牛怪》”。關于翻譯，在二三十年代曾發(fā)生過一次論戰(zhàn)。魯迅主張“硬譯”，即盡管文字不甚流暢，但必須忠實原著; 梁實秋則主張“曲譯”，并認為魯迅的“硬譯”等于 “死譯”，而讀者讀了 “死譯” 出來的作品會 “枉費時間精力”。趙景深當時附和了梁的 “曲譯”主張。魯迅為糾正當時翻譯界的流弊，寫下了這首諷刺詩。后來，趙景深在《北斗》月刊上發(fā)表文章，公開表示接受魯迅的批評，愿意改正自己的譯誤和主張。

第三首影射章衣萍。章衣萍，安徽績溪人，曾在北京大學文學院旁聽，是《語絲》撰稿人之一，后到上海暨南大學任教授，又是北新書局的撰搞人之一。章傾向民族虛無主義，販賣洋奴思想，曾說：“我們應該老實承認自己的文學藝術以及一切東西多不如人?！雹鄹罅慷凳邸肚闀皇分惖奈淖?。他在《枕上隨筆》中寫道： “懶人的春天哪! 我連女人的屁股都懶得去摸了!”他還在向北新書局預支了大筆版稅后說過“錢多了，可以不吃豬肉，大喝雞湯” 的話。這首詩中說的“北新遂掩門”，指的是北新書局被查封的事，其直接原因是1932年北新書局出版了朱揚善著《小豬八戒》的民間故事，書中據(jù)訛傳敘述的關于回教徒為什么不吃豬肉的問題，激起了上?；孛駪嵍堅傅娘L潮。同年11月，國民黨當局為平息此事，只好下令銷毀該書，并查封北新書局。魯迅把章衣萍和北新書局的被查封，在詩中聯(lián)系起來，是因為魯迅認為北新書局聘章衣萍之類的無行文人，實是“內(nèi)潰已久，無可救藥”④的表現(xiàn)。

第四首影射謝六逸。謝六逸，貴州貴陽人，當時是復旦大學教授。他曾編選了一本《模范小說選》，收錄了魯迅、茅盾、葉紹鈞、冰心、郁達夫的作品。他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 “翻坊間出版的中國作家辭典一看，我國的作家快要湊足五百羅漢之數(shù)了。但我在這本書里只選了五個作家的作品，我早已硬起頭皮，準備別的作家來打我罵我。而且罵我的第一句話，我也猜著了。這句罵我的話不是別的，就是 ‘你是近視眼啊’，其實我的眼睛何嘗近視，我也曾用過千里鏡在沙漠地帶，向各方面眺望一下。國內(nèi)的作家無論如何不止這五個，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過我所做的 ‘匠人’的工作，匠人選擇材料時，必要顧到能不能上得自己的‘墨線’，我選擇的結(jié)果，這五位作家的作品可以上我的‘墨線’，所以我要‘唐突’他們的作品一下了?！痹缭?931年就支持民族主義文學派的謝六逸，自以為獨具慧眼，以超政治的、超階級的、鑒賞式的批評標準，選出《模范小說選》，并津津樂道，借以抬高自己的身價，魯迅寫了這首詩予以辛辣的諷嘲。

魯迅的這一組諷刺詩，和他的戰(zhàn)斗性極強的雜文一樣，運用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紙糊架上挖一個窟窿”的手法，筆觸所及全是被諷刺者的致命傷，充分顯示了魯迅高超的、深刻犀利、堪稱獨步的諷刺藝術。

魯迅和這四位教授個人之間，或是朋友，或是師生;與錢玄同，趙景深和謝六逸還有書信往來。他寫出這樣的諷刺詩，絕非出于個人間的恩怨，或是意氣用事，而是為了匡正時弊，針砭社會上存在的不良現(xiàn)象，即“砭錮弊常取類型”，通過對他們的言行的辛辣諷刺，向當時存在于文化界的流弊，投以匕首和投槍，以期社會錮弊得到糾正。因此，這四首詩具有著深遠的社會意義和普遍意義。在當時的知識界中，如錢玄同這樣思想倒退，說些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空話;如趙景深的隨意誤譯;如章衣萍的《枕上隨筆》之類;如謝六逸的自命不凡，借名家抬高自己，都不是個別現(xiàn)象，而是有相當一部人不同程度的通病，這四個人有其一定的代表性，他們只是魯迅所取的 “類型”代表而已。

魯迅的這四首諷刺詩，純是從被諷刺者的言行取材，不加任何主觀臆斷，不含任何個人意氣。諷刺的分寸是嚴加把握的，點到為止，毫不過分。如其二對趙景深的諷刺，即是嚴格地限制在指摘其誤譯的范圍之內(nèi)，讓讀者讀來感到誤譯結(jié)果的荒謬無稽，以致啼笑皆非，而并不涉及誤譯者別的方面。即使是對無行文人章衣萍的諷刺，也只是從他寫的文章、說過的話中取材，以指出他的庸言庸行“示眾”，讀者也自然會聯(lián)想到：北新書局聘任這樣的人，“掩門”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魯迅的藝術風格，不僅賦于作品以真實性，同時保持了作品的強大生命力。這也是這組詩的特色。

魯迅諷刺藝術的深刻性和尖銳性，來源于他對于時代、社會長期縝密、獨到的觀察、思考與探索。由于占有的素材多了，因而涉筆成趣，“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魯迅是最善于諷刺的藝術大師之一，但他決不濫用諷刺，而是界限分明，律度嚴謹。這四首詩大體上可算作“有情的諷刺”，委婉的戲謔，這辛辣嘲諷的同時，流露著惋惜之情。它與對國民黨政府上層官吏極度的憎惡和輕蔑，從而予以無情的、憤怒的譴責，如《公民科歌》、《南京民謠》、《“言詞爭執(zhí)”歌》、《無題〈血沃中原肥勁草〉》、《二十二年元旦<云封高岫護將軍>》等詩作，是迥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