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小品文的危機》原文與賞析

仿佛記得一兩月之前，曾在一種日報上見到記載著一個人的死去的文章，說他是收集“小擺設”的名人，臨末還有依稀的感喟，以為此人一死，“小擺設”的收集者在中國怕要絕跡了。

但可惜我那時不很留心，竟忘記了那日報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現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么是 “小擺設”了。但如果他出身舊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則只要不很破落，未將覺得沒用的東西賣給舊貨擔，就也許還能在塵封的廢物之中，尋出一個小小的鏡屏，玲瓏剔透的石塊，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動物，銹得發綠的銅鑄的三腳癩蝦蟆：這就是所謂“小擺設”。先前，它們陳列在書房里的時候，是各有其雅號的，譬如那三腳癩蝦蟆，應該稱為“蟾蜍硯滴”之類，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現在呢，可要和它的光榮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決不是窮人的東西，但也不是達官富翁家的陳設，他們所要的，是珠玉扎成的盆景，五彩繪畫的磁瓶。那只是所謂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須有幾十畝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須有幾間幽雅的書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較為安閑，在客棧里有一間長包的房子，書桌一頂，煙榻一張，癮足心閑，摩挲賞鑒。然而這境地，現在卻已經被世界的險惡的潮流沖得七顛八倒，像狂濤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謂“太平盛世”罷，這“小擺設”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蘭亭序》，至今還有“藝術品”之稱，但倘將這掛在萬里長城的墻頭，或供在云岡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見了，即使熱心者竭力指點，也不過令觀者生一種滑稽之感。何況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閑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于風沙中的大建筑，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么雅。

美術上的“小擺設”的要求，這幻夢是已經破掉了，那日報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覺的地知道。然而對于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要求，卻正在越加旺盛起來，要求者以為可以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這就是想別人一心看著《六朝文吉》，而忘記了自己是抱在黃河決口之后，淹得僅僅露出水面的樹梢頭。

但這時卻只用得著掙扎和戰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掙扎和戰斗的。晉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并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铓。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著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閑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制下去了。以后呢，就來了 “小擺設”。

“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著掙扎和戰斗，但因為常常取法于英國的隨筆(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為了對于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扎和戰斗，因為這原是萌芽于“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

然而現在已經更沒有書桌;雅片雖然已經公賣，煙具是禁止的，吸起來還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戰地或災區里的人們來鑒賞罷——誰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夢。這種小品，上海雖正在盛行，茶話酒談，遍滿小報的攤子上，但其實是正如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馬路上來了。

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機。但我所謂危機，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復。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于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并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斗之前的準備。

八月二十七日。

【析】 對于林語堂等提倡的那種“沖淡閑適，抒寫靈性”的小品文，魯迅是反對的。在此期不少文章中，也都鮮明地表現了他的這種反對的態度。魯迅此文，也是這樣。

用鮮明生動的物象作比喻，以物擬人或以物擬物，闡明深刻的道理或揭示事物的底蘊，是魯迅寫雜文常用的筆法。所謂小擺設，原是舊紳士家庭中的陳設，如小小的鏡屏、玲瓏剔透的石塊、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動物以及銹得發綠的銅鑄三腳蝦蟆等。它們古雅、典重、精巧、玲瓏，專供有閑有錢的士大夫和雅人們“清玩”，讓他們“書桌一頂，煙榻一張，癮足心閑，摩挲賞鑒”。林語堂等人所提倡的小品文，從性質、特征或社會功用上看，就相當于這樣的小擺設。這種小品文的作者和要求者“以為可以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使戰斗的青年受其麻醉，喪失斗志，向黑暗勢力妥協，漸漸變成隱士和看客，走上脫離現實、背叛或遠離革命、消極避世的道路。

魯迅深刻指出，即使在太平盛世，這樣的 “藝術品”也實在渺小，沒有崇高而永久的思想藝術價值，決不能與云岡的丈八佛像那樣偉大的藝術作品相抗衡。何況在階級斗爭空前激烈，民族危機十分深重，中國人民面臨著生死存亡的關頭，誰還有閑功夫來賞鑒摩挲這些“小擺設”呢!時代和人民所需要的，是堅固而偉大的聳立于風沙中的大建筑，是鋒利而能致敵死命的戰斗的匕首和投槍。巧妙的比喻和借代，形象地闡明只有戰斗的小品文才為時代所需要的道理，對林語堂進行了誠懇的批評與勸誡。

接著從正面立論，引用文學史上的事例，闡明“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掙扎和戰斗”的中心題旨。林語堂等人以明末公安派文人為榜樣，提倡寫遠離政治、抒發性靈的小品文。魯迅則針鋒相對地指出，小品文的生命是掙扎、抗爭與戰斗。“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羅隱寫的 《讒書》，形式上為短章小品，內容“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參加過黃巢起義軍的皮日休和自號“江湖散人”的陸龜蒙都以隱士來自我標榜，但 他們的文章批判暴君，抨擊時政，痛斥寡廉鮮恥的官僚士大夫，“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铓”。就是被林語堂、周作人稱道的晚明小品文，“卻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正因為 “這種作風”，“觸著了滿洲君臣的心病”，才在“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閑的文臣的筆鋒”的“壓制”之下，離開了戰斗，也就失去了它的血肉生命和戰斗光芒，而只會變成小擺設。

魯迅更明確指出，五四以來散文小品的輝煌戰績和蓬勃發展，乃是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產物。從藝術風格看，既有取法于英國的隨筆的幽默和雍容，也有顯示白話文藝術魅力的漂亮和縝密。它們都是新舊文學激烈斗爭的產物，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所誕育的寧馨兒。現在，林語堂等人“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使它成為名人雅士客廳里的“小擺設”，必將使青年“由粗暴而變為風雅”，這正切合反動統治者的心愿和要求。

掌握了唯物辯證法的魯迅，從小品文的危機中看到了它的生機與轉機。他一方面預言“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于盡的”;另一方面卻宣告： “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涇清渭濁，兩條道路，兩種小品文的不同發展結局，赫然展現在讀者面前。魯迅對問題的分析是全面的，他還強調，生存的小品文也不是一味的戰斗、吶喊，它有豐富的內容和生活情趣，也講趣味，呈麗彩，“給人愉快和休息”，但卻不是撫慰和麻痹，而是勞作和戰斗之前的準備。魯迅的許多雜文，短小精悍，文筆犀利，句句切中要害而又析理周密，猶如閃著光芒的鋒利匕首，本文正是這樣的典范作品。思路開闊猶如天馬行空，逐層推進恰似峰回路折，析理精微賽過密針織錦，對問題的看法沒有形而上學和片面性，不是“小擺設”，卻比任何的“小擺設”更精致、圓熟、含蓄、深厚，顯現出戰斗的小品文奪目的藝術光彩和悠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