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哉行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

悲弦激新聲，長笛吐清氣。

弦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

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

持滿如不盈，有德者能卒。

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

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

眾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

比翼翔云漢，羅者安所羈。

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

《善哉行》分四言與五言兩種，為樂府古辭，屬《相和歌·瑟調曲》。《文選》李善注： “古《出夏門行》曰： ‘善哉殊復善，弦歌樂我情。’然‘善哉’，嘆美之辭也。”這首五言擬作，即是詩人對自己政治理想的抒發與美贊。據唐人所輯《初學記》，曹丕為太子時，曾于北園及東閣講堂賦詩，并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玚等同作。黃節《魏文帝詩注》認為這段故實與本詩所敘有相合之處，從而推斷出它創作的大約時間和地點。查子桓立為太子之時王、劉、阮、應諸公均相繼故去，詩中所敘當是建安十六年(211年)鄴下文學集團形成至立太子之前的情事。作為這個文學集團的實際領袖，曹丕與其成員，特別是與建安七子的關系至為密切。《與吳質書》說自己同他們“出則連輿，止則接席，……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此詩便生動描繪了當時宴饗賓客，以詩會友的熱烈情景。

詩一開頭，就把我們帶入觥籌交錯、絲竹齊鳴的快樂世界。這些騷人墨客，唯恐不能及時行樂，太陽剛剛升起便樂開了。他們開懷暢飲，行令賦詩，煞是痛快，竟不知醉意已來到席間。此刻，美箏和琵琶奏起婉轉的新曲，長笛則吹出急切短促的清商樂調，它們是那么感人肺腑，給賓客們帶來了莫大的歡樂。詩人好象以醉醺醺的筆調鋪陳渲染宴會的熱鬧，但他的頭腦卻相當清醒。 “寥寥”二句，非但帶出殿堂的高華和主人的心態，并也繪出詩人與眾多賓客的情緒落差。誠如黃節所注， “涼風”非言風，該句乃“謂悲弦長笛之音，其涼如風也”。然而，同樣的“新聲”、 “清氣”，為何作用于賓客是“皆歡悅”，作用于詩人卻有如涼風?這“涼”的感覺，一方面是詩人內心憂懼的獨白，另一方面許是清新的樂曲有如一劑清涼劑，使詩人的頭腦更加清醒。朱乾《樂府正義》認為“地危勢逼，心多憂懼，不如脫然物外之為善也。”在鄴下文學集團形成至建安二十二年詩人立為太子期間，曹操先為魏公，后進爵為魏王。其時叛亂四起，政局維艱，并曾發生過兩次大的征戰(一次西征馬超，一次西征張魯)。作為五官中郎將的曹丕，很自然會替父分憂。因此，在別開生面的樂曲聲中，他更多的不是陶醉，而是被引發出郁悒深沉的政治責任感。詩人為求得心理的解脫，最好的選擇是向賓客直陳衷曲，從而得到他們的理解與支持。

“持滿”八句，詩人以謙和誠懇的態度，抒發了自己美好的政治追求。其核心是以古代賢者周公為風范，勤謹佐政，廣攬士人，以德立世。先說保守成業也需要尚未成就時的那種勤謹，那種開拓精神，而這一點只有象周公那樣的圣賢才能始終如一，堅持到底。這里從積極方面提出了創業不易、守業更難的問題。接著說作為統治者將為此費盡心思，擔憂甚多。那么如何是好呢? “慊慊”二句一語破的，說就得謙遜地下到平民中間，象周公那樣殷勤待士， (以便得到天下之士的鼎力協助)。這里活用周公因招待來客， “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的典故，生動表現了詩人禮賢下士的精神和某種民主意識。接下二句又回到宴會， “飽滿歸”與“苦不悉”(悉，盡。 )形成鮮明對比，再次強調了情緒落差，同時突出了詩人對賓客愛而不舍的心志。它的妙處還在于提醒眾賓萬不可忘記主人之苦，這使宴會帶有較明顯的實用主義色彩。

詩的最末四句，先以比翼高翔對付羅者的比喻，點明與士人精誠合作的意義;后以老子泊淡寧靜、道法自然的思想，說明自己對榮華富貴的鄙視。詩人思想中確有不少黃老虛空觀念，并仰慕漢文帝的無為而治，但末二句畢竟來得突然，與通篇宴樂的情調實難吻合。詩人在及時行樂與“羅者”之憂的矛盾中， “沖靜”與“自然”伯只是一種進一步求得心理解脫的愿望而已。

統觀全詩，作者有意追求其父《短歌行》(“對酒”)的那種精神和格調，二者也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曹丕畢竟沒有曹操的胸襟和氣魄，故本詩執著有余，灑脫不足，沉郁有余，悲壯不足，表現出如鐘惺所說的兼有“公子氣”與“文士氣”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