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愁詩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琴瑯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怏!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緞，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為懷憂心煩惋!

張衡的詩歌留傳下來的有三首，以這首《四愁詩》為最有名。《張衡年譜》的作者認為這詩作于漢順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史載東漢安帝公元107年即位，在位18年中，外戚專權，宦官亂政，皇帝徒有虛名。公元126年，順帝即位，不能刷新政治，種種弊端不但沒有革除，反而變本加厲。據《文選》所收此詩小序(后人所加)說： “時天下弊，郁郁不得志，為《四愁詩》。”

這詩共分四章，分別列舉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的一個遠處地名，表達詩人四處尋找美人而不可得的惆悵憂傷的心情。

第一章說思念之人在泰山，我想去追尋她，但有泰山下的小山“梁父”阻隔，只能側身東望，眼淚沾濕衣襟(翰)。那美人贈給我一把“金錯刀”的佩刀，我用“英瓊瑤”這幾種美玉回報她，但路途太遠，無法送達，心中煩憂，徘徊不安。

其余三章結構相同，按“所思、欲往、涕淚、相贈、傷情”的次序來寫，除了美人所贈及詩人回報物品不同之外，每章方位地名亦不同。

這四章不同方位的地名決不是隨便寫的。第一章地點是泰山，古人認為“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泰山，故思之”。漢武帝曾登封泰山，東漢安帝在延光三年(公元124年)亦登泰山祭告岱宗。可見詩人是寄希望于君王，希望他振作有為，詩人愿以道術報君，使天下大治。但外戚宦官這些小人的阻擋，詩人的政治理想無法實現，只能徘徊憂傷。第二章地點是在桂林郡(今廣西)，據史載，東漢安帝、順帝時，這一帶民族矛盾尖銳，順帝為此極為憂慮。第三章所思之處在“漢陽”，即今甘肅伏羌縣南(當時屬天水郡、漢明帝改稱漢陽郡)， “隴阪”為陜西隴縣西北六十里的大高坡。史載安帝、順帝時這一帶羌人時時入侵，大將不能守邊。第四章詩人所思之處在雁門，即今山西北部雁門關，為漢之北疆。據史載，漢安帝時，鮮卑人常來攻略，擄掠人馬。詩人以此為憂。

《文選》收入此詩附有后人之序說張衡“依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于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這種分析是可信的，因為古詩中傳統的比興手法是常以美人比理想中的賢人，詩中四處遠方地名，正是關系國家安危的處所，表現了詩人對國事的關懷和憂慮。這四方遙遠的地名也體現了詩人為理想而上下四方不倦地探索追尋的精神，但處處都有難以逾越的障礙，追尋思念而不可得，故而憂傷。這從側面曲折反映了現實社會的污濁黑暗，這些，就是詩人憂傷的社會內容。

除了“美人香草”的比興手法而外，這詩還運用了《詩經》民歌中回環重迭、反復詠嘆的藝術手法。這四章意思相同，結構相同，句式相同，形式上非常整齊，但每章又換詞押韻，在整齊中顯出變化。作者在中原，故對泰山、桂林、漢陽(天水)、雁門分別是東望、南望、西望、北望，不同的障礙阻隔又是同各方的天時地理條件密切相關：如梁父為泰山腳下的小山，赴桂林必渡湘水，至天水必經隴阪，而雁門在朔方，故雪紛紛。這樣描寫合情合理。美人所贈同詩人回報之物品各各不同。這些都說明詩人才思之豐贍。詩人用不同的詞語、不同的經驗、不同的形象來加強讀者的感受，強化主題，故讀來興味十足。

清人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評此詩說： “心煩紆郁、低徊情深，風騷之變格也。”又說： “五噫四愁，如何擬得?后人擬者，畫西施之貌耳。”

《四愁詩》初步具備了七言的形式，出現時間較早，又廣為傳頌，所以對后代七言詩的發展有極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