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貧士七首

(其一)

萬族各有托，孤云獨無依。

暖暖空中滅，何時見余暉。

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

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

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

《詠貧士》共七首成一組，是詩人晚年之作。這七首詩有個主旋律，那就是借古代賢人安貧守賤之事以抒寫自己不慕名利的情懷。本詩原為第一首，具有序曲的作用。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注云。 “孤云倦翮，以興舉世皆依乘風云，而己獨無攀援飛翻之志，寧忍饑寒，以守志節，當世縱無知意者，亦不足悲也。”可謂深得本詩三昧的見解。

前四句用興而比的手法，以孤云喻貧士的孤獨和高潔。起句“萬族各有托，孤云獨無依”，作為興，起得是很平的，因為它道出的只不過是生活中人皆熟知的事實而且是直白：世上萬類皆有所托附，唯有那孤云卻無依無靠!然而，作為比，起得又是很奇的， 因為它以“萬族”比眾人，以“孤云”比貧士，一下子便展現了“孤云”之高潔和孤獨的個性，而無需對代表著時俗所尚的“萬族”多作褒貶。再緊接一聯“暖暖空中滅，何時見余暉”，以孤云在夜空暗然消散，任何時候都看不見它的光輝，喻貧士生受氣于大塊，死托體于山阿，一生默默，無緣于富貴榮華，事實上也就寫盡了孤云亦即貧士的高潔而孤獨的形象。這種運筆上的即險即夷，是本詩也是整個陶詩的一大審美特征。陶詩所以“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我認為此乃其形成原因之一。

然而，最耐人尋味的還是中間四句。如果說，前四句是以比興的手法歌詠一般貧士的安貧守賤、不慕名利的品德，那么，這四句便是以景語、情語、隱語相融匯的手法抒寫詩人自己所以出仕與歸田。劉履《選詩補注》認為：“朝霞開霧，喻朝廷之更新;眾鳥群飛，比諸臣之趨附。而遲遲出林，未夕來歸者，則又自況其審時出處，與眾異趣也。”王瑤《陶淵明集編注》贊同此說，并據以定此詩為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公元420年)歲末所作，詩人時年56歲。照我看來，劉履看出“朝霞開宿霧”云云具有隱語的性質，那是獨具只眼的：然而以為是“喻朝廷之更新”亦即宋武帝之篡晉自立，卻未必恰當。 “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作為景語，它再現的明明是境界開闊、氣象一新之景;作為情語，它抒寫的明明是云開見日、眾士歡騰之情，作為隱語，當然也就不可能是在以朝霞驅散夜霧隱指劉宋之代晉， 因為《述酒》等篇表明詩人對劉宋是憎惡的，而對晉室卻不無緬懷之情。況且， “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顯然是發生在“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之日，此乃詩人自況，而劉裕代晉后詩人又從未出仕。足見， “朝霞開宿霧”云云當另有所指。所指者何?我認為是指晉安帝的復位。這有史實與詩人年譜可證。晉安帝元興元年(公元402年)，桓玄陷建康，誅權臣司馬道子，總攬朝政，次年稱帝，遷晉安帝于潯陽，陶淵明是年因母喪居憂。元興三年(公元404年)，劉裕興兵討桓玄，誅殺之，陶淵明是年東下赴京口，為劉裕鎮軍參軍，次年八月為彭澤令，十一月棄官返里，此后未再仕。以此釋“朝霞”四句，于事理始為密合。陶淵明的“審時出處，與眾異趣”之點是在于：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唯其如此，即便在“朝霞開霧，眾鳥群飛”之時，他亦“遲遲出林，未夕來歸”。這里，我們又可以看到陶詩的另一審美特征，用蕭統《陶淵明集序》里的話來說，那就是： “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如果我們的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則《詠貧士》之作，就不一定是在宋武帝永初元年。

前八句借云鳥起興而歸之于自守，后四句則進而以直抒胸臆的方式點明心志。意思是說：自己量力而行，信守貧賤故道，雖不免忍饑受寒，但世間既無知音，悲哀又有何用!出意一反一正，可稱沉郁頓挫。于此又可以看出，陶淵明的靜穆是對于世事不屑一顧的靜穆。他的安貧守賤，既有道家的曠達，又有儒家的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