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曾鞏《救災議》原文|注釋|賞析

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 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于上，使者旁午于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見言： 請發侖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于眾人之所未見也。

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眾，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后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閑民不復得轉移執事; 一切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 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 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后? 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余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 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于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 有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廬構筑之費，將安取哉? 屋廬構筑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眾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斗之民，此眾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眾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斗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乎?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于無俚之計，有窺侖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于草茅之中，以扦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于未然，銷之于未萌也?

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閑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一升之廩于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 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于今，而收之于后，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于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茍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于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

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于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于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于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 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于無窮乎? 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于下，天意悅于上，然后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于可為之時，消患于無形之內乎? 此所謂審計終始，見于眾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于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

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余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此古及今，未之有也。故有曰： 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后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損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侖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侖無余粟，庫無余財，至于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侖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 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發宜及體。”先王之救災，發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 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余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令有司于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于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荼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荼荈、香藥之類，為錢五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事時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救災議》是一篇很有特色的論述文。它深刻反映了曾鞏政治上的遠見卓識與處事上的精明干練。自從孔，孟先哲提出“重義輕利”的儒家觀點以后，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許多官員以不言經濟問題以示高尚。反映在文學作品中，或暢談古今政治的得失，或縱情山水之樂。雖然其中不乏佳作，但是難以從中發現封建社會經濟的問題與變化。曾鞏作為儒學信奉者，一生提倡“宗經明道”。但是，青少年時期苦難的生活磨練，擔任地方官吏時，負責行政事務的經歷。使他注重“漸磨陶冶”的教化之功，反對“按致操切”的苛急之法。他擅長理財，善于從經濟的得失出發，分析平民百姓情緒動向，得出政治上是否太平穩固的結論。《救災議》就是表現他這種治世才干的代表作。

“議”是一種辯論性的文體。重點在于批駁不同施政意見，提出個人主張。由于關系到政令的貫徹、文章的特點是說理透辟，邏輯性強，不刻意追求文采。發展到后來，一些學者對某些政治、社會問題有看法，私下交換些意見，并不上奏于朝廷，也以“議”為題。所以明代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中把議分為奏議與私議兩種。

曾鞏這篇《救災議》從實際出發，否定了救災的常規之法。提出了幫助災民進行生產自救的新措施。全文論點鮮明、論證充分、措施具體。我們今天讀后，仍然會被他那周密細致的說理與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所折服，對這樣一位文學大師所表現出的理財能力與施政才干表示由衷的欽佩。

據宋史《五行志》中的記載，“熙寧元年秋，霸州山水漲溢，保定軍大水，害稼，壞官私廬舍，城壁，漂溺居民。河決恩、冀州，漂溺居民”。在書中另一處記載：“熙寧元年七月甲申，地震;乙酉、辛卯，再震;八月壬寅、甲辰，又震。是月，須城，東阿二縣滄州清池，莫州亦震，壞官私廬舍，城壁。是時，河北復大震，或數刻不止，有聲如雷，樓櫓、民居多摧覆，壓死者甚眾。”曾鞏文中所指“河北地震水災”大概即指這次受災。若此，這篇《救災議》也可能寫于熙寧元年。此時曾鞏正任檢討官。在封建社會里，龍顏難測，一般官員對非己任內之事往往小心謹慎，難得對皇帝批準的事進行非議。而曾鞏為了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為了忠君行道，毅然上書辯駁，這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

這篇文章第一部分，對河北地震水災造成百姓的生活困難，進而涉及到這次救災的常行之法，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

第二部分，作者層層深入地剖析了按常行之法救災將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大聲疾呼把問題解決在它尚未萌芽的階段。

第三部分，提出了自己的“一次賑足”以幫助災民進行生產自救的方案，說明照此方案實施所能收到的良好效果。

第四部分，將兩種不同的救災方法對比分析，將自己的救災方案提高到使國家“疆內安輯，里無囂聲”的高度，讓皇帝從關系國家安危禍福的角度考慮兩種救災方案的利弊。

第五部分為第五自然段。作者進行詳盡的數字分析與論證。提出了以豐補歉，以實物抵現金，鼓勵富戶出售余糧等一系列措施來解除皇帝對“錢粟不足”的憂慮。呼吁早下決心破除救災的常行之法。

這篇文章見識深刻，觀點鮮明，論證充分，語言平和。無論是從思想內容上還是寫作方法上，對讀者都有許多可以借鑒之處。在思想內容上，曾鞏在文章中表現了調動積極因素、進行生產自救戰勝災害的正確觀點。他沒有把災民當成單純的救濟對象，善于從不利條件中挖掘有利因素。這種積極振作，戰勝自然的見識與膽略是很值得稱道的。劉熙載曾說：“文以識為主，非識之高卓精審，無以中要。才、學、識三長，識為尤重，豈獨作史然耶?”在大災壓頂的嚴重時刻，在例行常規之法的傳統阻力面前，曾鞏能夠從實際出發力主“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并經過精細算賬，尋找各種積極手段，詳盡論證自己方案的具體可行。他是多么地有見識，有氣魄，有辦法! 曾鞏能夠從人的基本要求出發。看到“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應當說，他是站在維護皇權，維持封建統治的角度來主張讓民“安居足食”的，但是同宋代喧囂一時的程朱理學相比，他無疑肯定了人欲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他贊成“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的藏富于民的觀點。按照某些官員的主張，災民必然“一切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值以餓殍之養養而已”。同他們的主張相比，曾鞏無疑看得遠，想得深。這種變受災者為生產者的積極措施，這種把救濟變成振作精神力量的方法，值得后世借鑒。

其次，在寫作方法上，作者層層推進，環環相扣進行說理。他分析常行之法的弊端時，首先論證了讓災民“日待二升”救濟糧必然造成“不暇乎他為”的結果。然后，從農、商、工、閑民四個階層進行合理引申，使皇帝看到“一切棄百事”所帶來的嚴重后果。接著，用算賬方法分析救濟糧的發放時間與總用量。推出“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的正確判斷。這種兩難推理的邏輯方法堵死了常規之法的一切出路，具有無可辯駁的強大力量。他又從災民的集中推斷將導致疫病的流行，從人員的流失推斷導致社會的動亂，抽絲剝繭，分析得十分透徹而嚴密。

此外，作者運用正反對照，得失相比的說理方法，把常行之法的弊病剖析得更加深刻，把生產自救方法的好處論述得更加全面完整，給讀者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例如，第二部分分析百姓流失的情況時說：“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代器眾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把由此連鎖反應造成的一系列惡果說得淋漓盡致。在第三部分論證生產自救的益處時，幾乎與此一一對應，說：“民不必去其故居。茍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代器眾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于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只把幾個肯定句式更換成否定句式，而主語或賓語的用詞幾乎全都相同，這就加深了文章的說服力。這種前后對照、呼應的論述方式在文章中幾次出現，有力地突出了常行之法的弊病，宣傳了生產自救方法的好處。

再者，從語言的運用上也很見功力。作者向皇帝上書，希望皇帝能采納自己提出的救災方法。然而作者并沒有疾言厲色地痛斥常行之法，他雖然觀點鮮明地指出常行之法“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但在剖析其弊端時，都是設身處地地分析將會產生什么問題和后果。例如，作者說：“至于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假設了發放救濟糧中可能出現的五種問題。語重心長地說：“你工作當中稍微有一些差錯。就可能出毛病。”好象在說，不能怪你們不好，實在是這種方法太不科學了。這樣從情感上，同要反駁的一方是親切的，這就化解了可能產生的負氣行為。作者在分析問題中運用了大量的反問與設問。例如“失戰斗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乎?二者皆可不深念歟?”這些問語目的在于提醒有司注意，表現謙和，絕無咄咄逼人的氣勢。

作者呈上這篇《救災議》心情是急切的，但出發點是憂國憂民，所以顯得坦誠，懇切。

文章論點明確事實充分，洋溢著作者憂國憂民的政治抱負和遠見卓識，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精明的識見與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