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洵《辨奸論》原文|注釋|賞析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陰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愿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于此哉! 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這篇《辨奸論》 自傳世之后，便立即引起爭論，時至今日，爭論仍未停息。爭論的問題不在文章的內容和表現，而在誰是它的作者。對于這種爭論，我們姑且不論，且看本文。

這篇文章題為“辨奸”，即辨別奸佞，實是譴責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其傾向性是相當鮮明的。文章從常理常情出發，闡明欲辨奸佞，應“見徽知著”，而要做到“見微知著”，必須是“靜者”。所謂“靜”，即無“好惡亂其中”，“利害奪其外。”也就是說，心中不能有“好惡”的情感，自身不能有利害的關系。整個文章虛起實應，結構嚴密，脈絡鮮明，語句偶、散并用，既整齊又有變化，頗見功力。

文章的開頭說：“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引成語起首，推出一個普遍性的常理常情，即事物的發展有其必然的趨向，真理的存在有其規律的法則。對此，只有“靜者”才能“見微而知著”。這三句暗示王安石會把天下搞亂，只要靜觀默察就會看出問題。從虛處入手，領起全文。緊扣這開頭三句，接著由虛入實，將天地陰陽與人事理勢比較，進一步發揮：“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月暈是月亮周圍的水氣大而出現的暈光。這是要刮風的預兆。礎，房屋柱下的石頭，礎潤即俗稱的石頭出汗。這種現象表示將要下雨。這種天地變化的規律，人人都知道，這是一般常識。人事的變化，事理的發展，它們難于認識的程度，不可測的變化，同天地陰陽之事比較起來，應該說是容易認識的。那么，有些賢者偏偏不認識，那原因又是什么呢?“賢者”這里暗指歐陽修，據說歐陽修曾勸蘇洵要主動地接近王安石，意思是說歐陽修在對待王安石的問題上缺乏認識。這里運用了兩個對比： 一個是天地陰陽與人事理勢的對比，一個是常人與賢者的對比，在對比中，點出人事理勢比天地陰陽容易了解; 點出賢者比常人糊涂。兩個對比還有遞進的關系。常人能認識不易掌握的天地陰陽之事，賢者卻不能認識容易了解的人事理勢，更把“賢者”的愚庸形容得突出了。這樣，必然引起一個問題： 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文章答道：“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即賢者所以不能認識人事理勢，主要是因為陷入利害關系中，而主觀上又有感情的因素在起作用。

接著引用史實予以證明： 一個史實是晉代的。晉代的王衍當尚書令，喜好清談，不務實際，山巨源在王衍小時，就感嘆道：“是哪個老婆子，生了個這么聰明的孩子，但是，將來誤國誤民的恰恰是這個小家伙。”另一個史實是唐代，唐德宗時，盧杞當宰相。郭子儀因功封為汾陽王，郭子儀在接見賓客時，姬妾不離側，唯盧杞來訪時，郭子儀姬妾都藏起來。有人問其原因，郭子儀說：“盧杞貌丑心險，姬妾看見他就會笑，將來盧杞得志，就會報復。我一家子便完了。”《辨奸論》引證這兩個“見微知著”的例子后，隨后對例子進行分析：王衍尚清談，容貌言語有使人迷惑的地方，但其人沒有私欲，比較豁達，即沒有盧杞的狠毒。如果晉惠帝是個一般的皇帝，即使有百千個王衍，也不會將天下搞亂。這里講晉惠帝不是明主，實際是暗示宋神宗是個明主。明主偏偏重用王安石，也是暗示王安石的不同一般“奸佞”了。盧杞心地陰險，足能敗壞國家，但他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惑世，如果不是唐德宗昏暗，又有誰重用他呢?這里又是下文的伏筆，用唐德宗反襯宋神宗是有為之君，思欲治理天下。分析之后，又說“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這是對山巨源，郭子儀的“知人”進行的評判。說他們只推斷了王衍、盧杞的將來，未考慮“人君”的因素。所以，他們講的道理是對的，但是從事物發展的規律來看，如果沒碰上晉惠帝、唐德宗這種糊涂皇帝，王衍、盧杞是不會得逞的。從文章而言，可以說是寫得勾連緊密、明暗結合、絲絲入扣。

隨后文章進入對王安石本人及對宋神宗的分析，由虛及實：“今有人”的人是指王安石。說他“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陰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勝言哉!”總之，這是說王安石既有王衍的聰明才辨，又有盧杞的陰險狠辣，是個少有的“大奸大惡”，卻不容易被人認識。然而，王安石雖不易認識，并非不能認識。臉臟了要洗，衣臟了要換，這是人的常情，但王安石相反。他“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囚首指不梳頭;喪面，指不洗臉，據史稱王安石生活儉樸，不尚奢華，迷于讀書理事，常常忙得忘了洗臉換衣。這是文章所列的“見微”。王安石的這些舉止是違背常情的。《辨奸論》就是以此之“微”，推斷王安石必會誤國。其理由是“凡事不近人性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豎刁、易牙、開方是春秋戰國時代齊國的大臣，齊桓公任用管仲，其國富強，管仲死后，豎刁等人當權，齊國便走向衰敗。文章就是以此之“微”為依據，推導其所謂“著”的。其實，愛清潔與政治態度并無什么必然的聯系。事實上，講衛生的未必就是“大賢”，不講衛生的未必就是“大奸”。《辨奸論》以此推導，在邏輯上是不嚴密的。從常情常理予以判斷后，文章又扣入本人，指出王安石這種人很能讓人迷惑。即使是“愿治之主，好賢之相，”也會選用他。那么，他的禍亂天下，更是必定無疑的了，“非特二子之比也。”再次扣到王衍、盧杞身上，行文實屬嚴實。這幾句是規勸宋神宗不要重用王安石。結尾以感慨出之。孫子說： 會用兵的人，沒有赫赫戰功。孫子的話是什么意思呢?是說會用兵的人不想建戰功，耽心戰爭會傷害人命。為了不傷人命，寧可不建功勛。如果不用王安石，那么，我的預言就不會得到印證，王安石雖有不遇之嘆，但天下安定。相反，如果重用王安石，天不遭受禍亂，我的預言實現了，我卻會得到善于知人的好名聲，那就可悲了。吳楚材、吳調侯在這后面批道：“結得淋漓感慨。”

從全文而論，整個結構是相當嚴密的。如緊緊扣住中心“見微而知著”，不枝不蔓、運用王衍、盧杞的例子，不是簡單地以史實作論據，用完就拋開，而是一用再用，前后一再呼應，這使文章顯得緊湊。從語言而論，用字簡潔，幾乎一字數用。如指出賢者不知人事理勢的原因是“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僅十一個字，便將主觀、客觀的原因歸納起來了，相當準確、中肯。至于攻擊王安石的變法，這是宋代的不同政見之爭，今天看來，王安石的變法是應該肯定的。《辨奸論》的觀點失之偏頗，并不可取。是非已有定評，這里就不再饒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