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氏傳》簡介|鑒賞

傳奇小說。唐代沈既濟撰。見于《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二，未注出處。曾單篇行世。

《任氏傳》是一篇具有志怪色彩的愛情小說。作品描寫托身于妻族韋崟的貧士鄭六，于長安宣平里南遇一美婦任氏，相隨而行。至樂游園，共居于一宅中。鄭六天明離去，問其鄰里，始知任氏乃一狐貍精所幻化。鄭六戀其艷冶，仍與之相愛。鄭六之友、富家公子韋崟聞之，驚羨任氏的美艷，白日登門，強施暴力。任氏堅拒不從，并責以大義。韋崟為之折服，遂愛之重之、結為知友。任氏誘竊美女，以報韋崟。又為鄭生籌劃，借資市馬，謀取厚利。后鄭六由武調得官，西去遠行就職。任氏預知此行不吉，擬不從行。但為鄭六強邀而去，結果途中為獵犬所害，鄭生悔之不及、不勝傷悼。

有關狐精的描寫，是我國民間故事中的傳統題材，最早見于晉人的作品，但極簡略，而《任氏傳》，則可說是我國古代第一篇比較完整地描寫狐精故事的小說。

小說對任氏的刻畫較為成功。任氏亦狐亦人，實則是一個熱情追求愛情的下層婦女的形象。小說著重從三個方面表現她忠于愛情。第一，她所愛的鄭六， “貧無家，托身于妻族”，是一個窮人子弟;雖“早習武藝”，終未見大成，無甚“才能”可言;其品貌作品未曾提及，可知亦不出眾。總之鄭生無論才、財或貌，無一可特別稱道的。然而任氏愛鄭六，忠心不二，并不因鄭的貧賤而移情。這種愛情與貫常“才子佳人”或“門當戶對”式的愛情均不相同。任氏不企羨富貴、不攀附高門華族的品質是可貴的。第二，任氏遭遇紈袴子弟韋崟的暴力凌辱時，她以一弱女子之身，奮力抗拒，終不屈服。小說對此有精采的描寫： “崟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崟以力制之，方急， 則曰： ‘服矣。請少回旋。’既緩，則捍御如初。如是者數四。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色慘變。崟問曰： ‘何色之不悅?’任氏長嘆息曰： ‘鄭六之可哀也!’崟曰： ‘何謂?’對曰： ‘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眾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任氏有勇有智、大義凜然，終使韋崟斂手。第三，任氏明知隨鄭六西去不利，但鄭生極力勸說時，她不忍使情人失望，同時也不忍與之割舍，遂冒險前往，終致途中為獵犬所弊，以身殉情，再次表現了她對愛情的生死不渝。作者為此嘆道：“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寓有諷誡當世之意。實際上，任氏這個狐精形象的意義，遠不止此，她體現了婦女在對待愛情上的美好品德，具有永恒的價值。任氏的形象成了我國古代小說中優美的女性形象之一。但是，作者在塑造這一形象時也有矛盾：既表現她的抗暴拒侮、折服韋崟，又寫她的誘竊美女，供韋崟淫樂。這無疑有損任氏形象的完美，也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

《任氏傳》在運用個性化語言，通過對話塑造人物上也很見功夫。如鄭六與任氏初見面時的一段對話： “鄭子戲之曰： ‘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 ‘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為?’鄭子曰： ‘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生動傳神地寫出了下層青年男女互相挑逗調笑的口吻，表現出二人喜悅的心情和爽朗的性格。又如，通過韋崟與家僮的對話寫任氏的美貌。 “(家僮)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崟迎問之：‘有乎?’又問： ‘容若何?’曰： ‘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崟姻族廣茂，且夙從逸游，多識美麗。乃問曰： ‘孰若某美?’僮曰： ‘非其倫也!’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崟之內妹，秾艷若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 ‘非其倫也。’崟撫手大駭曰： ‘天下豈有斯人乎?’”這段對話寫出韋崟急切驚詫的神情，從側面烘托出任氏的美艷絕倫，藝術效果比正面直寫為好。

作品還善作細致的環境描寫。如寫鄭六埋葬任氏后， “回睹其馬，嚙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襪猶懸于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余無所見。”人已亡，物猶存，睹物傷情，悲戚難抑。這種環境描寫不僅恰切地表現了鄭六悵然悲傷的孤寂心情，而且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感。

此外，情節曲折，結構完整，充滿浪漫主義情調，也都是這篇作品具有的特點。《任氏傳》對后代戲曲小說頗有影響，金代有《鄭子遇妖狐》諸宮調，已佚。在清人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這類故事就蔚成大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