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長篇章回體小說

長篇章回體小說是清代創作最繁榮、取得成就最高的小說類型，名篇佳作層出不窮。其中，《儒林外史》的問世，標志著中國小說史上開始出現真正名副其實的諷刺小說，對晚清乃至后代小說的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紅樓夢》的問世，代表了中國古典小說藝術高峰的到來，它那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涵、精湛而完美的藝術技巧，是中國小說史上任何一部作品都難以比擬的，從它問世到如今，研究者比肩接踵，“紅學”研究已成為專門的學問，將之列為世界性的長篇小說當毫無愧色。

清代的其他長篇章回小說基本上是在上述兩部名作和明代“四大奇書”的影響下產生的，明代形成的歷史演義小說、英雄傳奇小說、神魔小說、人情小說這四種類型延續到清代，仍然是長篇章回小說的主體形式。當然，其間產生了題材的分化組合、流變衍生，出現了諷刺小說、兒女英雄小說、公案俠義小說等，但它們也只是上述四種類型的“異流”而已。

歷史演義小說主要有：蔡元放的《東周列國志》、徐震的《樂田演義》講述東周列國歷史，褚人獲的《隋史演義》演繹隋唐歷史，杜綱的《南史演義》、《北史演義》敘述南北朝歷史。

英雄傳奇小說主要有：陳忱的《水滸后傳》、“青蓮士主人”的《后水滸傳》、俞萬春的《蕩寇志》續寫《水滸傳》，作者不詳的《說呼全傳》、《五虎平西前傳》、《五虎平南后傳》以及李雨堂的《萬花樓楊包狄演義》講述楊家將的故事，錢彩、金豐的《說岳全傳》敘述岳飛的抗金業績，吳璿的《飛龍全傳》描寫趙匡胤的發跡變泰。此外，無名氏的《施公案》和《彭公案》、文琳的《三俠五義》（又名《忠烈俠義傳》，清末俞樾據之改為《七俠五義》，成為后來的通行本）將俠義與公案題材結合而成俠義公案小說，《三俠五義》的仿作有石玉昆的《小五義》、《續小五義》；作者不詳的《爭春園》、《綠牡丹》、《圣朝鼎盛萬年青》，郭廣瑞編的《永慶升平》，唐蕓洲的《七劍十三俠》突出“尚義行俠”而成武俠小說。

神魔小說主要有：呂熊的《女仙外史》把歷史故事神怪化、李百川的《綠野仙蹤》在神魔故事的虛幻浪漫中滲入人情世態的現實描繪、王夢吉的《濟公全傳》和“西湖漁樵主人”的《濟公傳》講述濟顛禪師的怪異故事、“天花才子”的《后西游記》續寫《西游記》、“觀我道人”的《南海記》敘述觀音菩薩在南海成佛、丁秉仁的《瑤華傳》描寫狐妖瑤華的兩世修煉、“玉花堂主人”的《雷鋒塔奇傳》演說白蛇傳的故事、汪寄的《希夷夢》和“蘇庵主人”的《歸蓮夢》使神魔小說點染上歷史色彩。

人情小說主要有：曹雪芹的《紅樓夢》以及歸鋤子的《紅樓夢補》、秦子忱的《續紅樓夢》、逍遙子的《后紅樓夢》、陳少海的《紅樓復夢》等一批續書將愛情婚姻與家庭生活結合，既歌頌理想又暴露黑暗；“西周生”的《醒世姻緣傳》、“隨緣下士”的《林蘭香》、李海觀的《歧路燈》、“庾嶺勞人”的《蜃樓志》等著重描寫家庭矛盾與紛爭、反映世態人情、暴露現實丑惡。還有“荻岸山人”的《平山冷燕》、“荑荻散人”的《玉嬌梨》、“名教中人”的《好逑傳》、無名氏的《定情人》、“青心才人”的《金云翹傳》等以戀愛為題材、歌頌愛情理想、獲得美滿婚姻的才子佳人小說；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陳森的《品花寶鑒》、魏秀仁的《花月痕》、俞達的《青樓夢》等描寫文人出入青樓的艷情逸事的俠邪小說；文康的《兒女英雄傳》、夏敬渠的《野叟曝言》、黃耐庵的《嶺南逸史》等展現具有俠義心腸和高超武藝的英雄兒女的愛情婚姻的兒女英雄小說；以《肉蒲團》、《繡榻野史》、《燈草和尚》為代表的專寫肉欲色情的猥褻小說；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煙霞散人”（或“樵云山人”）的《斬鬼傳》、張南莊的《何典》、“落魄道人”的《常言道》、“云中道人”的《平鬼傳》、李汝珍的《鏡花緣》等嘲諷被否定的形象、揭露時弊、批判社會的諷刺小說。

與明代的大多數長篇章回小說不同，清代的這類小說基本上是文人的獨立創作，通常體現了作者的一些獨創性。在明代，除《金瓶梅》之外，其他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名作都依傍史料、民間傳說和戲曲創作等，進行加工改造，做再度的創作。這種情況在清代也存在，但已不是主流。此外，清代長篇章回小說的現實感較強，作者往往在作品中直接抒發對社會生活的感受。如《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名著都直接取材于現實生活，具有鮮明的寫實特征，作者從真實可信的生活場景和細節入手，表達自己的憂世之心和諷刺之意。即使是一些歷史演義小說和英雄傳奇小說，作者也能夠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對史料或舊作的內容有所借鑒和選擇，并在藝術上有所創新。

《儒林外史》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成就最高的長篇諷刺小說，標志著我國古代諷刺小說藝術發展的新階段。

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晚年自號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全椒（今安徽全椒縣）人。出身于一個官僚地主家庭。曾祖和祖父兩輩大都由科舉出身而做了大官。其父吳霖起（也有人認為他的生父是吳雯延，他是過繼給吳霖起的，但尚有不同看法）功名不高，只是一個“拔貢”，做過一任蘇北贛榆縣教諭，是一個比較正派的封建知識分子，為人耿直，不慕名利，頗有才學，深得吳敬梓敬重，對其有較大影響。吳敬梓自幼聰穎，才識過人，曾隨父宦游大江南北，對社會有初步接觸。二十三歲那年，父親去世，族內為爭奪遺產發生糾紛。這場變故不僅影響了他的生活，而且使他認識到某些人謀財奪產的卑劣行徑和丑惡靈魂，以及人情世態的涼薄。他不善治生，揮金如土；又輕財好義，樂于資助朋友。因此不到十年就花光了一份可觀的遺產，逐步落入窮困的境地，也招來了凡夫俗子的非議。三十三歲那年，舉家遷至南京，寄居秦淮水亭。雖然家境已很困窘，但他仍過著豪放倜儻的生活，甚至在沒落中變賣家產，修葺先賢祠。以后生活越發艱難，以致靠賣書典衣維持生計。雖然生活困頓，親友中為官富有者亦不少，但他很有骨氣，不肯登門求助。五十四歲時客居揚州，不久在窮愁潦倒中去世，死后是由朋友們湊錢買棺安葬的。年輕時的吳敬梓功名心極強，以弱冠之年考取秀才后，始終未能博得一個舉人。二十九歲時去滁州參加科試（鄉試前的預試），成績不錯，卻不為試官所賞識。在長期的科場失意中，他逐漸看清了那些官僚、紳士、名流、清客的卑污靈魂和科舉制度的腐朽，功名仕進之心日漸淡薄。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趙國麟薦舉他入京應博學鴻詞的廷試，他稱病推辭，從此以后不再應試，甚至連秀才的學籍也不要了，表示與功名決裂。吳敬梓著述甚豐，但多已失傳。除《儒林外史》外，還著有《文木山房集》和《詩說》。《文木山房集》十二卷，已佚。今存乾隆年間刊行之四卷本，是他四十歲之前的詩文作品。建國后陸續發現《文木山房集》以外的詩文三十余篇。長期以來，學界普遍認為《詩說》已經失傳，只能從《儒林外史》、金和《跋》及金兆燕《寄吳文木先生》中窺其一斑。1999年，《詩說》舊抄本在上海圖書館被發現，有周延良箋注本（齊魯書社2002年版），從中可看出他的治經思想。

《儒林外史》是吳敬梓的代表作，大約寫于他三十六歲以后，到四十九歲完成，前后經歷十多年的時間。《儒林外史》開始以抄本流傳，據說作家死后十多年有金兆燕的揚州刻本問世，但這個刻本至今未發現。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嘉慶八年（1803）的臥閑草堂本，共五十六回。解放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儒林外史》，即以它作底本校訂而成，刪去疑為后人偽作的第五十六回，存五十五回，后又將第五十六回作為附錄。據吳敬梓的朋友程晉芳在《文木先生傳》中記載，《儒林外史》為“五十卷”（即五十回），但五十回本從未見過。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實寫清代的社會現實。全書由十多個既相對獨立又互有關聯的故事組成，從多方面反映封建社會末期的世情民風，尤其對可笑、可憎的生活面予以揭露。作品以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為主要描寫對象，兼及與此相關或由此派生出來的地主、豪紳、官僚、名士等人物，以科舉制度為中心內容，以對待功名富貴的態度為評判標準，展現上述諸人空虛無聊的生活，嘲諷他們卑怯懦弱的靈魂，剖示他們扭曲變態的心靈，鞭撻他們卑污惡劣的品行，歌頌他們高尚明潔的志向，活畫出一幅色彩斑斕的儒林人物圖，孜孜不倦地探求儒林的真正出路。

首先，《儒林外史》通過一批腐儒形象，全面批判了科舉制度的弊端。在封建時代，科舉考試是知識分子踏上“榮身之路”的唯一臺階。清朝的科舉沿襲明朝舊制，以桎梏思想的八股文為考試的主要項目，以致熱衷科舉考試、追求功名富貴成為當時社會的普遍現象。在第一回“楔子”中，作者借王冕之口批評因為有了科舉這一條榮身之徑，使讀書人忽視了傳統儒學要求于“士”的學問、品格和進退之道——“文行出處”。從第二回起，集中力量描寫周進和范進這兩個窮儒生的科場沉浮經歷，以極其辛辣的筆調，揭示科舉制度如何以一種巨大的力量引誘并摧殘著讀書人的心靈。周進年過六十，考了幾十年，還是一個童生，連個秀才也沒有考中。他生活窮困，在小鎮薛家集上的教館謀生，受盡了秀才、舉人們的輕蔑和羞辱。后來連塾師的飯碗也丟了，不得不替幾個商人記賬混口飯吃。雖然落到這步田地，仍念念不忘舉業，來到省城，一心要參觀貢院。一到那里，不禁悲從中來，“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幾個人湊銀子為他捐個監生，他視為“重生父母”。可見科舉制度造成了知識分子靈魂的極度變態。后來他高中了，做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地位名聲、榮華富貴一下子全來了，連原來奚落他的年輕秀才梅玖也以他的學生自居。科舉考試的中與不中有著如此大的區別，難怪士子們甘于物質貧乏、精神墮落，也絕不放棄這一追求。那些精神空虛、道德淪喪的假名士是科舉制度衍生出來的又一類畸形人物。他們失意科場，表面上不再迷戀舉業，骨子里對功名富貴依然念念不忘，于是一改過去寒窗苦讀的方式，鉆進官僚地主階級的生活圈子里，假托名士風流，到處招搖撞騙。如楊執中參加過十幾次鄉試，都沒有考中，后來替人做管賬先生，虧了錢，進過監獄。當得知婁家兄弟是附庸風雅之人時，就投其所好，以蒙騙手段贏得對方好感，成為婁府的座上客；又把一個不學無術的朋友吹捧為“高人”，以抬高自己的身價。這些讀書人淪為騙子，也是名利第一的社會環境使然，他們和周進、范進之流一樣，為名利觀念所左右。作品揭露和批判科舉制度的深刻性還在于，它生動地表現了功名富貴的思想廣泛地影響到社會的各個階層，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形成一種追名逐利、虛偽欺詐的普遍的社會風氣。如范進的岳丈胡屠戶，當女婿困于場屋時，罵他“尖嘴猴腮”，是“現世寶窮鬼”；中舉以后，卻夸他“才學又高，品貌又好”。這種前倨后恭的態度，揭示出胡屠戶的市儈心理。專為人說合田地買賣的成老爹、妓女聘娘、小香蠟店的牛浦郎等人和胡屠戶一樣，本與讀書中舉沒有什么牽連，也滿腦子功名利祿觀念。閑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說：“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功名富貴觀念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世風的頹敗，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索。

其次，《儒林外史》通過一批劣官惡吏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政治的黑暗和官場的腐敗。他們是科舉制度的直接產物。在八股取士的時代，政府官僚大多由科舉考試選拔出來，封建士子在場屋中奮力拼搏，為的是求得一官半職。作者自然地將筆觸從科場延伸到官場。作品中出現的官員，多是八股取士制度下培養訓練出來的無恥之人，他們出仕大多為貪官污吏，處鄉則大多是土豪劣紳，成為政治腐敗的根源。貪財如命的王惠就是一個典型的贓官酷吏。他“須發皓白”才考中進士，被任為南昌知府。一到任上，首先打聽“地方人情，可還有甚么出產？詞訟里也略有什么通融？”遵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通行老例，肆無忌憚地搜刮民財。他隔三差五地查驗差役和百姓是否交清虧欠，府衙里一片“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稍不順意，便要動刑，“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爺的厲害，睡夢里也是怕的”。高要縣的知縣湯奉，在政府禁宰耕牛時，有回民老師傅送來五十斤牛肉，請求他在執行規定時放寬一些。但他為了向上司顯示“清廉”政績，達到指日升遷的目的，竟將獻牛肉的回民活活枷死。為了個人名利，不惜草菅人命。此事引來數百名回民的抗議，而上級按察司以“奸民挾持官府”的罪名，對回民進行殘酷鎮壓，“拿幾個為頭的來盡法處置”。像這種混淆是非、公理不彰的案例，在封建衙門中是司空見慣的。在吳敬梓筆下，官場上除了少數幾個正直的人以外，大都是貪污受賄、營私舞弊、作威作福、無所不為的官吏，從朝廷到地方，整個封建官僚機構已經腐敗不堪了。地方上的鄉紳土豪也是如此。嚴貢生強圈了王二的豬，還打折其兄王大的腿；以云片糕冒充貴重藥品，坐船不給船錢，還要大罵船家；沒有借錢給農民黃夢統，卻強要他付利錢；弟弟嚴監生剛死去，就強占弟媳和侄子的房產。巧取豪奪，令人發指。舉人出身的張靜齋做過一任知縣，后退職回鄉，成了南海縣的惡棍。他為了謀奪一個和尚的田產，竟買通一伙流氓地痞，誣陷這個和尚同婦女通奸，捆到衙門問罪。作者就是這樣，把科場批判與政治批判、官場批判結合起來，從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對人才的摧毀和它自身因此而喪失了生機，提高了全書的思想價值。

第三，《儒林外史》通過作者肯定和歌頌的正面人物形象，寄托他的社會理想。書中的正面人物有兩類，一類是儒林中的人物。他們的共同特征是：鄙棄功名富貴，不熱衷科舉考試，不愿意出來做官；自由獨立，狂放不羈，不為封建禮教所束縛，堅持正統的儒家思想。王冕、杜少卿、莊紹光、遲衡山、虞育德等是這類人物的代表。杜少卿本是書香子弟，早年曾奔波科場，考取過秀才，因家道中落和落拓不羈，遭到冷遇和白眼。后從科舉迷夢中醒來，鄙薄功名，鄙視權貴，不與世俗沉浮。他對當時處于至尊地位的朱熹經解表示蔑視，把朝廷規定科舉考試以此為準則的做法視為“固陋”；他無視綱常倫理，反對一夫多妻。這些都表現他對封建正統思想的叛逆精神。作者有意創造一批“真儒”形象來寄托他改造現實社會、挽救世道人心的希望。小說第三十七回以鋪張的筆墨描寫祭祀泰伯祠的場面，形成全書的高潮，就是為了以“古禮古樂”一助政教。但這只是一種缺乏真實生活基礎的空想，他筆下“真儒”們的言行在污濁的社會環境中顯得高雅而可貴，但也有迂腐可笑之嫌。這表明盡管作者觀察社會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如何糾正這些弊病，他亦頗感茫然。另一類是市井小民形象。他們誠實、淳樸、善良、富于才華，不受功名富貴羈絆，不受禮法名教束縛，安貧樂道，文采風流，追求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生活。鮑文卿、沈瓊枝、季遐年、王太、蓋寬、荊元等是這類人物的代表。全書的最后一回寫了四個市井奇人，他們都是下層市民，卻精于琴棋書畫，他們都有杰出的才能，卻又不以此謀生，更不把這些本領當作獵取功名的手段。如荊元是個裁縫，善于彈琴，五十多歲的他每日替別人裁制衣服，有空就彈琴寫字。有人問他為何不改行做個“雅人”，他回答：“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為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作者在小說結尾著意刻畫這些人物形象，為的是讓他們與那些腐儒作對比，寄托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社會理想。在他看來，理想的社會關系應該是人人各有性情，各司其職，不分貴賤，無論雅俗，舍棄名利，相敬相助的。盡管作者筆下的正面形象在真實性、生動性和立體感方面有所欠缺，但他們身上所寄寓的作者的思想傾向，畢竟是對污濁的社會環境的一種反撥。

《儒林外史》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把中國古代諷刺藝術推向了新的高峰，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魯迅先生說：“《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中國小說史略》）

《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立足于生活真實，建立在作家對世態人情的道德評判上。作者看到了科舉制度的普遍危害和士林的種種丑態，在講述故事和描畫人物時，融會著對不平世道的激憤和對不幸文人的同情。為引起世人對作惡者和無恥之徒的警惕和痛恨，他對那些為非作歹、招搖撞騙、欺世盜名的貪官劣紳和士林小人予以尖刻的諷刺。匡超人本是個忠厚樸實農村青年，進入科場后，他竟以“名士”的身份參與起衙門中的營私舞弊、敲詐勒索，學會了裝腔作勢、吹牛騙人的本領，練就了投機冒險、損人利己的伎倆，以至停妻再娶，誹謗恩人。作者真實再現了科舉制度下善良淳樸之人的蛻變過程，揭開了道德敗壞、喪盡廉恥的文痞的真面目。而為使心地不壞但蒙受名利、名節觀念毒害的腐儒自我反省，作者對不幸者和糊涂者則予以善意的嘲笑。秀才王玉輝的三女兒出嫁才一年，女婿卻不幸病故，為了“青史留名”，他鼓勵女兒為丈夫殉節，女兒死后，還“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但當縣里為了表彰女兒殉節，在“明倫堂”擺下宴席時，他卻“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后來看見船上一個穿白衣的女子，“他又想起女兒，那熱淚直滾出來。”作者滿懷同情之心，揭示他的矛盾心理，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不合理的科舉制度和傳統價值觀念。

另一方面，作者把合理的夸張和客觀的描述結合起來，使諷刺的深意通過情節的發展自然流露出來，在蘊藉中見出鋒芒，在超然中寓有沉痛。誠如魯迅所言：“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誠微辭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中國小說史略》）如湯知縣請正在居喪的范進吃飯，范進堅決不肯用銀鑲的杯箸，換了瓷杯、象箸還是不肯，直到換了一雙白色的竹箸“方才罷了”。居喪如此盡禮的他卻“在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元蝦子送在嘴里”。通過前后比較，造成強烈反差，不露聲色地對范進的虛情假意作了嘲諷。又如富有而極其慳吝的嚴監生，臨死前“伸著兩個指頭”不能咽氣，其妻趙氏點明了他的心事：“你是為那燈盞里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挑掉一莖后，嚴監生“頓時就沒了氣”。借夸張的細節，生動地揭示出嚴監生愛財如命的本性，辛辣地諷刺了這個慳吝的地主。這類例子在小說中很多。

此外，《儒林外史》的結構獨特，沒有貫穿全書始終的主要人物和情節線索，而由一系列相對獨立的短篇故事串聯而成，再貫穿一條明確的思想線索，成為一個謹嚴的整體；《儒林外史》擺脫了傳奇小說的傳奇性，淡化故事情節，弱化戲劇性的矛盾沖突，用尋常細事，通過精細的白描來再現生活，表現人物；《儒林外史》既著意于塑造人物群像，反映一代文人的悲劇和特定階層的精神風貌，又刻意表現個體人物的獨特個性，人物性格真實、豐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儒林外史》的語言是一種高度純熟的白話文，寫得簡練、準確、生動、傳神，極少有累贅的成分和程式化的套語，極具表現力。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最優秀的作品，是中國古典小說發展的高峰和總結，其博大精深的內容和精致完美的藝術，在中國小說史上前所未有。

曹雪芹（1715？—1763？），名霑，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圃、芹溪。祖籍遼寧遼陽（一說河北豐潤），生于江蘇南京。先世為漢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旗籍，為滿洲正白旗內務府“包衣”（奴仆）。其曾祖曹璽任財賦要職江寧織造，曾祖母孫氏做過康熙皇帝的保姆。祖父曹寅做過康熙的伴讀和御前侍衛，后任江寧織造，兼任兩淮巡鹽御史。曹寅病故后，其子曹颙和侄兒曹頫（曹雪芹之父，曹颙死后過繼給曹寅為子）先后繼任江寧織造，曹家三代世襲江寧織造達六十年之久。康熙帝六次南巡，有五次以曹家主管的江寧織造署為行宮，其中四次是在曹寅任內。曹家的富貴顯赫以及與康熙帝之間的密切關系，可見一斑。曹寅有很好的文學修養，是當時著名的藏書家和刻書家，能寫作詩、詞、戲曲，有《楝亭詩鈔》等著述。曾奉旨主持刊印了《全唐詩》，編纂了《佩文韻府》等書。“百年望族”和“詩禮之家”的背景，對曹雪芹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少年時代的曹雪芹過的是紈绔子弟的生活，作者在《紅樓夢》中自云：“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第一回）雍正初年，由于統治階級內部斗爭的牽連，曹家遭受一系列打擊。雍正五年（1727）曹頫在任上因“行為不端”、“騷擾驛站”、“虧空”等罪名被罷職，接著抄沒家產，曹家急遽衰落。大約在雍正六年六月間，曹家遷回北京，這時曹雪芹大約十二、三歲。乾隆初年，曹家的境況似有轉機而旋即遭受更大的禍變，從此徹底敗落。

關于曹雪芹的情況現在了解得很少。裕瑞《棗窗閑筆》稱：“其人身胖，頭廣而色黑”，“善談吐”；張宜泉《傷芹溪居士》自注說：“其人素性放達，好飲。”敦誠《寄懷曹雪芹》稱贊他“詩筆有奇氣”，詩風似李賀；敦敏《題芹圃畫石》嘆賞其畫技和骨氣：“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磈礧時。”經歷了生活重大轉變的曹雪芹，先在北京“官學”就讀，后入內務府當差，地位卑下，境遇潦倒，常常靠賣畫維持生活。晚年遷居西郊山村，過著“茅椽蓬牖，瓦灶繩床”（《紅樓夢》第一回）和“舉家食粥酒常賒”（敦誠《贈曹芹圃》）的艱苦生活。在窮困艱難的環境里，他“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創作和修改《紅樓夢》。由于貧困交加，愛子夭折，感傷成疾，還不到五十歲便與世長辭，死后靠朋友們的幫助才得以草草埋葬。他來不及完成《紅樓夢》全書的創作和修訂，留下了前八十回的定稿（生前已傳鈔行世）和八十回以后的一些殘稿（也有人認為基本上已經完成，但迷失不傳）。

《紅樓夢》原名《石頭記》，還有《情僧錄》、《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等別稱。《紅樓夢》問世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傳。這些抄本，大都附有脂硯齋評語，題名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脂評本”。曹雪芹逝世前的抄本，已發現有三種：1.甲戌本，即乾隆十九年（1754）抄本，因其中有“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字樣，故稱甲戌本。存十六回。有1961年臺北商務印書館刊本。2.己卯本，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抄本，因其中有“己卯冬月定本”等字樣，故稱己卯本。存四十三回及兩個半回。有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3.庚辰本，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抄本，因其中有“庚辰秋月定本”等字樣，故稱庚辰本。存七十八回。有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刊本。其他重要的脂本還有：甲辰本（1784）、己酉本（1789）和1912年由正書局石印“戚蓼生序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偉元、高鶚首次以活字排印，出版一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稱程甲本。次年在第一版的基礎上略加增刪，再度排印出版，是為程乙本。程本系統和脂本系統存在諸多區別，最明顯的是：程本共一百二十回，而脂本只有前八十回。一般認為，前八十回的著作權屬于曹雪芹，而后四十回系高鶚所續。高鶚（1748？—1815？），字蘭墅，自署紅樓外史。隸漢軍鑲黃旗。遼寧鐵嶺人，寓居北京。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舉，乾隆六十年（1795）中進士，先后做過內閣侍讀、江南道監察御史、刑科給事中等官。有《蘭墅文存》、《蘭墅十藝》、《簏存草》等。《紅樓夢》后四十回大約是他在考中舉人后、未中進士前這段時間所續。后四十回根據前八十回的線索，完成了賈寶玉、林黛玉愛情悲劇的結局，使《紅樓夢》成為一部完整的小說，而且基本上保持了前八十回的悲劇氣氛，矛盾沖突的發展和人物的處理，也大體上合乎曹雪芹原作的意圖。但人物性格有很大變化，賈寶玉、林黛玉的思想都有與前八十回不符之處，又未能寫出這些性格發展變化的依據。賈府家業再振、蘭桂齊芳的結局也與曹雪芹構思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很不相符。藝術描寫雖不乏精彩之處，但較之前八十回，在整體上顯得較為遜色。

《紅樓夢》是封建社會末世宏偉的歷史畫卷，它以貴族青年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為中心，描寫了賈府內外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展現了封建社會末期的貴族生活和人情世態，對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制度進行了廣泛、有力的批判，揭示了一個封建大家庭以及整個封建社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歷史命運，具有極其豐富、復雜的社會歷史內容。

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愛情婚姻悲劇具有豐富的人性內涵和深刻的社會意義。賈寶玉、林黛玉是具有叛逆思想的新人形象，他們都出身于貴族家庭，但都不滿于封建家庭所規定和期望的人生道路，無視森嚴的禮教規范和等級制度，具有初步的男女平等觀念和個性自由的要求。他們的愛情建立在心靈相通、共同叛逆的思想基礎上，而愛情的發展和成熟，又反過來進一步促使他們在叛逆的道路上愈走愈遠。這對那個已瀕于衰敗的封建家庭構成了威脅，因而為統治者所不容，他們的愛情注定會被毀滅。曹雪芹令人信服地寫出了這個悲劇產生的必然性，高鶚也大體不誤地完成了這個悲劇結局：賈府統治者害怕這兩個叛逆者的結合，不顧給賈寶玉帶來精神上的巨大折磨和痛苦，不惜置林黛玉于死地，最終冷酷地拆散了一對有情人。他們選擇了薛寶釵做賈寶玉的妻子，這不僅因為薛家有錢，與賈家門當戶對，更重要的是由于薛寶釵滿腦子封建正統思想，他們希求她能讓寶玉這個“浪子”回頭，走上仕途經濟的“正道”，使貴族之家的“中興”美夢成真。但賈寶玉不可能認同和接受虔誠信奉并極力維護封建倫理道德的薛寶釵，思想上的無法溝通注定了這位封建淑女的婚姻悲劇，她成為行將滅亡的封建家族和封建制度的殉葬品，這充分說明了賈府統治者們企圖挽救家族利益所作的努力的破產。可見，《紅樓夢》描寫的愛情故事完全突破了傳統小說、戲曲中那種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結合和夫貴妻榮的大團圓結局，賈寶玉和林黛玉愛情的被毀滅、賈寶玉和薛寶釵婚姻的最終失敗，與整個封建家族的盛衰興亡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作者借此表現了帶有民主色彩的朦朧理想與封建制度的尖銳對立，揭示了悲劇不可避免的諸多因素，顯示了深刻的社會意義。

曹雪芹不僅描繪了一個動人心弦愛情婚姻悲劇，還寫出了貴族家庭的罪惡史和衰亡史，揭示了這個封建大家庭的腐朽沒落和必然走向衰敗的原因。首先，小說揭露了賈府憑借錢財和權勢，勾結官府，壓迫和掠奪下層人民。如第四回寫薛蟠因霸占丫頭，平白地打死了人，憑借賈府的關系而飛黃騰達的賈雨村審案，了解到兇手是賈府的親戚，就不顧被賣的丫頭是昔日恩人甄士隱之女，“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讓兇手逍遙法外；第十五回寫王熙鳳為了貪圖三千兩銀子，接受水月庵尼姑靜虛替張家的說情，以賈璉的名義寫信給長安節度使云光，結果逼得大財主的女兒張金哥和長安守備的公子雙雙自殺，以致王熙鳳大膽宣稱：“憑什么事，我說要行就行。”這類觸目驚心的事件，在賈府里司空見慣。其次，小說揭露了貴族階級窮奢極欲、荒淫腐化的生活。如第十六至十八回寫為皇妃賈元春歸省而興建的大觀園，亭臺樓閣、山水花草、裝飾陳設等無不極盡奢華，連賈元春看見了都再三感嘆：“太奢華過費了！”一張藥方需上千兩銀子配成、一份“茄鲞”要十來只雞作配料、一頓最普通的螃蟹宴夠莊稼人吃一年……豪華奢靡的背后已隱藏著嚴重的經濟危機，而鐘鳴鼎食之家極其糜爛墮落的生活也加快了這個家族的滅亡。如賈珍與媳婦秦可卿亂倫、兒孫滿堂的賈赦要強娶賈母的貼身丫環鴛鴦、賈蓉協助王熙鳳“毒設相思局”、賈璉偷娶尤二姐等，這些衣冠禽獸腐爛不堪的淫亂行為，把封建倫理道德莊嚴的外表撕得一干二凈。再次，小說展現了統治階級內部尖銳激烈的矛盾斗爭。作者將這種斗爭作為封建大家庭走向衰亡沒落的典型特征來描寫。探春曾說：“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涂地。”如第二十五回寫賈政與趙姨娘的兒子賈環忌恨賈寶玉，故意把一盞正在燃燒的蠟燈推倒寶玉臉上，澆得寶玉滿臉滿頭都是油；王夫人大罵趙姨娘，趙姨娘懷恨在心，伺機報復，后來利用馬道婆的“魘魔法”，使賈寶玉、王熙鳳如中邪般病倒，賈府上下驚恐不安。第七十四回寫抄檢大觀園，由一個“繡春囊”引起邢夫人和王夫人妯娌之間的尖銳沖突，雙方暗自爭斗，劍拔弩張，結果兩敗俱傷。最后，小說表現了被壓迫者不屈的抗爭。第四十六回寫鴛鴦抗婚，她不貪慕富貴，不為做了姨娘就能成為體面、尊貴的“主子奶奶”所利誘；她不畏強暴，不因賈赦“任憑他嫁到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的威脅而畏懼，以死維護自己的純潔和尊嚴。還有金釧兒、晴雯、司棋、尤三姐等人的剛烈反抗及其悲慘結局，既表現了對統治階級血腥罪行的控訴，又標志著貴族階級的統治難以維系。

《紅樓夢》多側面地描寫了賈府由盛轉衰的過程和不可挽回的趨勢，真實再現了貴族階級的叛逆者和維護者、統治者和被壓迫者，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對封建制度進行了全面地批判，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但小說也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一些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如對貴族階級的留戀，既使作者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也使小說的主人翁帶有明顯的階級烙印，賈寶玉的對君權和親權的認同、林黛玉濃重的感傷情緒，莫不如此。另外，人生如夢、一切皆空等悲觀失望情緒和虛無傷感的情調充滿全書，成為作者解釋種種不合理現象和尋找出路的法寶，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小說深刻的社會批判力量。這些局限實際上是一個從封建貴族階級中分化出來，而又不能與其徹底決裂的叛逆者的局限。

《紅樓夢》最值得稱道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全書有名有姓的人物達四百多個，不論角色的主次，哪怕是出場很少的人物，如書僮茗煙、乳母李嬤嬤、丫環金釧兒和彩霞等等，都寫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賈寶玉是作者熱情謳歌并寄予理想的人物。作為寧、榮二公選定的唯一“略可望成”的苗子，他尊崇孔孟，認同君權，敬畏親權。他鄙視功名富貴，討厭仕途經濟，背棄封建主義的人生道路。他生活的主要內容是“在內闈中廝混”，不喜讀“四書”之外的理學典籍、八股時文，不愿意參加科舉考試，也不想為官作宦以盡輔國安民的責任，甚至不愿與賈雨村那類官吏交往，而樂于結交與他有著相同思想和氣質的下層人，如秦鐘、蔣玉菡、柳湘蓮等。他無視封建的倫常秩序，具有樸素的平等意識和民主思想，認為“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第二回）。一反傳統的“男尊女卑”為“女尊男卑”，將女兒當作心中的神靈。這在晴雯撕扇、平兒理妝、香菱解裙、藕官祭菂、齡官畫薔、祭金釧、悼晴雯、惜岫煙、傷迎春，以及呵護與關切芳官、春燕、五兒、萬兒甚至二丫頭、紅衣女、抽柴女、畫軸女等難以盡數的場景中得到表現。他不滿“金玉良緣”，只求“木石前盟”，與林黛玉建立了極天然、純粹的愛情關系，表現出一種全新的愛情觀念和戀愛方式。他向往在一種極其清幽僻靜、絕對無人管束的環境中逍遙、本色地活著，當生活理想可望而不可及時，就祈望在眾多姐妹丫鬟呵護中，了無痕跡地死去，并永不托生為人，顯示出對生命質量前所未見的價值追求。

林黛玉是封建貴族階級女性叛逆者的典型形象。她出身于一個世襲列侯的鐘鼎書香之家，是賈母的外孫女，與賈寶玉是姑表兄妹關系。因母親早故暫居賈府。后來父親病故，她便以孤女的身份長期寄居外祖母家。她深感孤獨，常有寄人籬下的隱痛，養成了多愁善感，敏感多疑，“孤高自許，目下無塵”的特異性格。她胸無城府，愛恨分明，言行舉止之間并不掩飾自己的喜怒好惡。不如意時，寧可自己傷心、哭泣，也絕不向別人求情討好。為提防別人的歧視和輕蔑，常常出語尖刻，給人“小性兒”、“刻薄”的印象。在人際關系冷漠的賈府中，她對所處的環境非常失望，對自身命運相當悲觀。她視寶玉為知己，由一見如故、兩小無猜，發展到志同道合的純真愛情。她聰慧伶俐，藝術天分極高。和寶玉一樣，她也喜歡讀《西廂記》一類的雜書。她從不像薛寶釵等人那樣勸寶玉投身舉業，說些“仕途經濟”的混賬話，對時時受到嚴厲管教和束縛的寶玉表示極大的同情和愛護。她蔑視權勢，渴望自由，執著于充滿真意和詩情的生活，把全部熱情和憧憬都寄托在與寶玉的愛情中，為尋求愛情而能得其所愛而感到欣慰，即使預感到愛情有始無終，仍一往情深。當愛情理想破滅時，她就只有“焚稿斷癡情”，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薛寶釵是一個封建淑女的形象。她出身于“珍珠如土金如鐵”的皇商之家，是王家的外甥女，賈家的姨侄女，與賈寶玉是兩姨姐弟。她是在父親早死、不成器的哥哥薛蟠不能繼承家業的情況下，為進京待選公主、郡主侍讀而寄住賈府的。她溫婉內斂，圓融乖巧，善于處世，既會對上逢迎，又會對下安撫，不僅博得賈府上層人物的交口贊譽，也贏得下人之心，甚至連趙姨娘、賈環那樣惹人討厭的人，她也細針密線地協調好關系。她博古通今，上至國典朝章，下至雕蟲小技，幾乎無不精通，在大觀園中只有黛玉可與之比肩。她虔誠信奉、堅決恪守封建道德觀念。她雖“艷冠群芳”，但日常生活異常簡樸，常常自覺不自覺地扼殺或壓抑自身的愛好和情趣，努力使自己趨向冷情寡欲；對整日在女兒群中廝混的賈寶玉，她屢屢勸其銳意科舉，留心仕途，立身揚名；她正值豆蔻年華，對寶玉產生了愛慕之情，卻刻意掩藏、壓抑。她最終如愿以償地與寶玉成了婚，但精神上的鴻溝決定著他們不能心靈相通，也就沒有幸福可言。隨著寶玉出家，她悲哀地固守著沒有愛情、沒有丈夫的婚姻。

《紅樓夢》中具有鮮明特色的人物形象還有很多，如表面溫情實則冷酷的賈母、王夫人；拼命維護封建正統思想的賈政、襲人；荒淫腐化、毀墮倫常的賈赦、家珍、賈璉、賈蓉、薛蟠；瘋狂追求錢財和權勢、陰險殘忍的王熙鳳；在封建道德規范下生活如槁木死灰的李紈；勇敢反抗、剛烈不屈的鴛鴦、晴雯、司棋、尤三姐；以及劉姥姥、平兒、柳湘蓮、賈雨村、探春、迎春、妙玉、紫鵑、香菱等等，他們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不朽的價值。

作者善于通過耐人尋味的細節描寫，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第二十三回寫黛玉正要葬花，看見寶玉拿著書，寶玉謊稱“不過是《中庸》、《大學》”，但她一眼就看穿了寶玉的“鬼話”，于是兩人同讀《西廂記》。這個細節暗示黛玉不僅機警敏銳，而且對寶玉的人生意趣極為了解，他們的愛情是建立在長期了解基礎上的知己之愛。作者又善于避免人物性格的類型化，突出人物個性。如鴛鴦和襲人同為得寵的貼身丫頭，一個極度蔑視榮華富貴，拼死維護人格和尊嚴，一個滿腦子封建思想，一心向上爬；迎春和探春同為庶出，一個善良懦弱，一個潑辣好強；尤二姐、尤三姐兩姐妹，一個軟弱可欺，一個剛烈不阿。作者還善于通過人物的語言和行動，對人物進行多側面的描寫，寫出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如晴雯的嫂子燈姑娘看到寶玉來探問晴雯，先是不顧寶玉的難堪將他緊緊摟在懷里，接著對寶玉說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話，其輕佻而又正直的個性躍然紙上。寫王熙鳳協理寧國府則殺伐果斷，毒設相思局則陰險兇狠，弄權鐵檻寺則貪贓枉法，計賺尤二姐則口蜜腹劍，效戲彩斑衣則善于逢迎等等。

《紅樓夢》的結構宏大而精致。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愛情婚姻糾葛是小說的中心情節，叛逆者和統治者的矛盾是小說的主要線索，賈府的極盛而衰是小說的背景，作者由大觀園寫到賈府，由寧國府、榮國府寫到薛家、史家、王家，由“四大家族”寫到皇宮、市井、鄉野等廣闊的社會現實，還有一個不斷暗示著“紅樓夢”宿命的隱隱綽綽的虛幻世界。作者把眾多活躍的人物、變化多端的情節、錯綜復雜的矛盾、廣闊紛繁的生活等細針密線地組織起來，渾然天成地構成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藝術整體。

《紅樓夢》的敘事格局有別于以往的歷史演義或英雄傳奇那種真刀真槍的較量、縱橫開闔的跌宕，而呈現為外松內緊、于細枝末節見沖突的局面。它不追求外在的、激動人心的戲劇性效果，而是通過平凡的日常生活描寫，表現重大的社會主題，寫出更為復雜的人性，更為深沉的體驗，更為內在的人生經驗。

《紅樓夢》將寫實與詩意融合在一起。一方面，小說具有很強的寫實性，作者第一回中說：“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小說真實自然地表現生活，看上去就像生活本身一樣樸實平凡、豐富復雜，其實又都經過作者的精心提煉和加工。另一方面，書中也有些作為哲理意蘊的象征表現而存在的荒誕神異的成分，以及對人物內在的詩意或韻味的渲染。前者如“無法問其究竟”的太虛幻境、賈寶玉的銜玉而生等；后者如襯托林黛玉幽香如蘭氣質的鳳尾森森和龍吟細細的瀟湘館、像檻外梅花那樣孤高的妙玉等。它們和小說的寫實情節彼此映照，相互融合，使作品形成了一種新的格調：既繼承了中國古典詩詞、戲曲的感傷、凄麗，又包含了市井文藝的潑辣、直白，使《紅樓夢》成為古典小說史上難以逾越的高峰。

《紅樓夢》的語言本色傳神，妥貼自然。人物的語言多用口語，富于個性化特征，準確傳神，特別切合人物的身份、教養、性格以及特定場合中的心情。因此，王熙鳳的機智潑辣、林黛玉的機敏尖刻、薛寶釵的雍和平穩、賈寶玉的愚頑任性、賈母的故意作態、秦可卿柔順平和、李紈平淡無味等，都能使讀者似聞其聲、如見其人。作者的敘述語言于口語中融進通俗的文言成分，簡潔而略顯文雅，同樣生動活潑，絲絲入扣。如：

（寶玉）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丫鬟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著賈母，扭的扭股兒糖似的，死也不敢去。……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這邊來。……寶玉只得挨門進去。……（賈政）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笑著伸伸舌頭，帶著兩個老嬤嬤，一溜煙去了。（第二十三回）

用“挪”、“蹭”、“挨”、“退”、“伸伸舌”、“一溜煙”等詞語來描寫寶玉的一連串的動作，白描出他懼怕嚴厲父親的那種戰戰兢兢的樣子和心態，顯示出作者觀察生活、理解生活的深湛功力。《紅樓夢》中這樣的神來之筆，俯拾即是。

以下就長篇章回小說的主要類型，各選取其中的佳作略作介紹：

《說岳全傳》是講述岳飛抗金事跡和悲慘命運的傳記體英雄傳奇小說，也是說岳系列小說中的集大成之作。作者錢彩，字錦文，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金豐，字大有，永福（今福建永泰）人。生平均不詳。全書二十卷八十回，刊行于康熙、乾隆年間。岳飛的故事源遠流長，從南宋末年至明代，說書藝人、雜劇傳奇和通俗小說均演繹這一題材，有不少作品流傳。其中，明代就有三部長篇章回小說：熊大木的《大宋中興通俗演義》、鄒元標的《岳武穆精忠傳》、于華玉的《岳武穆精忠報國傳》。錢采、金豐總結前人的得失，本著虛實相濟的原則，創作出這部八十回的小說。

作品可分為三部分：前十四回描寫岳飛神奇的出生、少年時代的坎坷，虛構成分多；十五至六十回敘述岳飛等將領抗擊金兵、收復失地的英雄事跡，以及慘遭以秦檜為首的主和派殺害的過程，基本框架符合歷史實際，許多情節經過藝術加工，是全書的精華部分；其余部分講述岳飛之子岳雷掛帥北征，平定金國，岳飛冤案得到平反，故事多屬虛構。全書貫穿著抗戰與投降、愛國與賣國、忠誠與奸邪的矛盾斗爭，愛憎鮮明地歌頌岳飛等主戰將領抵御強敵、忠君報國的愛國精神，鞭撻秦檜等權奸破壞抗戰、誤國殃民的無恥行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但作品的思想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把是否忠于各自的王朝和君主作為評判“忠”和“奸”的最高標準，美化宋高宗，對岳飛不辨是非的愚忠和奴性也予以贊賞；二是將宋、金之間的戰爭理解為一種“天意”，有故意回避民族矛盾的傾向。

作品的藝術表現有明顯的成功之處，主要有：第一，改變以往說岳系列的小說按史實安排情節的寫法，以人物為中心，圍繞岳飛的生平事跡組織材料，不僅使全文結構合理，重點突出，節奏緊湊，而且有利于塑造完整而鮮明的人物形象。岳飛的性格表現得非常豐滿生動，少年時的他家境貧寒，卻刻苦磨練才學和武藝，得到蟒蛇怪獻出的神槍后，更是英勇無敵；金兵入侵后，他歷經許多波折，成為抗金部隊的統帥，精忠報國的品質、智勇雙全的才能、廉潔樸素的作風，以及孝順母親、愛戀妻子、體恤士兵的美德，都得到充分的表現；他屈死于風波亭后，“顯圣”不許施權、牛皋反抗，完全是他的愚忠思想在作祟。牛皋也塑造得很成功，他忠實勇敢、坦誠率真、粗豪魯莽，敢于大罵“瘟試官”、“瘟皇帝”，不怕說出“你這個皇帝老兒，不聽我大哥之言，致有此禍”、“大凡做了皇帝，盡是些無情無義的”之類的話，一語道破以皇帝為代表的上層統治者的昏庸腐朽，個性極為鮮明，是李逵式的民間英雄形象，深得人心。其他如驕橫的兀術、陰狠的秦檜，都刻畫得很成功。第二，比較成功地處理了“虛”與“實”，即藝術虛構與歷史真實的關系。金豐序云：“從來創說者，不宜盡出于虛，而亦不必盡由于實。”小說寫到的主要人物，以及岳飛的抗金活動、冤死命運，乃至曾經鎮壓過農民起義，都大體符合歷史事實。但作者又不拘泥于歷史記載，或虛構一些人物和故事，力求合乎事體情理；或依據點滴史料加以發揮，創造生動感人的精彩片斷。如“搶挑小梁王”就膾炙人口：為奪得武狀元，梁王輸了文才、箭法后，在比武前先是勸岳飛詐輸，繼而以權勢威嚇；岳飛軟硬不吃，立生死狀后絕地反擊，并再次拒絕富貴收買，三槍結果了梁王性命。膽識過人、不畏權貴、武藝高強的岳飛形象栩栩如生，而梁王的色厲內荏、宗澤的剛正不阿、張邦昌的奸佞狡詐、牛皋的粗豪爽快，也被表現得非常鮮明。其他如梁紅玉擊鼓戰金山、牛皋氣死完顏兀術、風波亭父子歸神等都有很強的故事性，并較好地襯托出人物的個性。

《綠野仙蹤》又名《百鬼圖》，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神魔小說。作者李百川（1719？—1771后），生平事跡不詳。據該作抄本自序及陶家鶴、侯定超的書序可知，他是一個落魄的下層文人，生活在浙江一帶，“漂泊陌路”，“疊遭變故”，輾轉蘇、陜、晉、豫諸地，或做生意賠了本，或為病痛尋醫，或在權貴門下作幕僚，“風塵南北，日與朱門作馬牛”。年輕家居時“最愛談鬼”，曾涉獵大量神魔怪異之書，但為避免“印板衣褶”、“千手雷同”，做到“破空搗虛”，“攢簇渲染”，獲得“鬼鬼相異，描神畫吻”的效果，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歷時九年的創作，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河南完成此書。

《綠野仙蹤》抄本一百回，刻本八十回，兩種版本故事基本相同，刻本對抄本的內容、情節作了部分刪削改易。作品主要寫明代嘉靖年間，落第舉子冷于冰求仙得道、除惡濟弱的經歷。他才識卓著，因拒絕攀附奸相嚴嵩而落第，于是拋家棄子，訪道求師，在杭州獲火龍真人指點并授以法寶。從此周游天下，斬妖賑民，先后度脫浪子溫如玉、異類猿不邪、大盜連城璧、淫狐錦屏翠黛姐妹及農夫金不換等為徒。最后得道成仙，被封為普惠真人。其自序云：“總緣蓬行異域，無可遣愁，乃作此嘔吐生活耳。”表明作者借荒誕無稽的神怪故事指斥時事、寄托感慨的創作宗旨，體現了作品神怪與世情相混合的特征。在大篇幅地描寫冷于冰騰云駕霧、呼風喚雨、除妖滅怪等仙術和法力，以及修道與收徒的同時，真實地展現朝野的忠奸斗爭、科場的營私舞弊、世風的墮落敗壞，儒林的精神崩潰、家庭的內部傾軋等，比較廣泛地反映了清代乾隆之世的社會現實，使得作品具有強烈的現實感，是明中葉以后神魔小說與人情小說逐漸合流的產物。作者一方面生動地描摹封建社會末世的一幅幅“百鬼圖”，另一方面，在找不到真正出路的惡劣環境里，又力圖借宗教幻想的形式來改變現實，讓冷于冰憑藉神仙之術斬殺妖魔、感化惡人、拯救善人，將他作為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尚方寶劍”。

這部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頗為成功，既有大筆勾勒，又有細致描寫，數十個性格鮮明的人物互不雷同，栩栩如生。冷于冰是一個具有神仙法術、外冷內熱的儒生形象，他具有匡復社稷、大濟蒼生的熱切愿望，冷酷的現實打破他的理想，他丟棄紅塵，尋仙訪道，卻不冷眼待世，超出塵寰，而是做一個賑濟災民、驅散妖魔、拯救靈魂、助人成功的熱心人。這一形象特征，正是儒、道兩家入世與出世、“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互補的文化思想的產物，反映了古代社會知識分子的心態與生活道路。其他人物，如紈绔子弟溫如玉、周璉，勢利妓女金鐘兒，市儈爪牙羅龍文，狡詐賭徒肖麻子、苗禿子，以及一大批虛偽狠毒、見錢眼開、迂腐墮落的官吏、管家、鴇兒、秀才、幫閑、食客等，無不惟妙惟肖。此外，作品的結構緊湊集中，內容宏富多彩，想象詭異奇特，諷刺尖刻冷峻，文詞老辣圓熟，在藝術上取得的成就也值得稱道，不失為《儒林外史》、《紅樓夢》之后，清代小說的一部成功之作。

《醒世姻緣傳》又名《惡姻緣》，是繼《金瓶梅》后又一部描寫家庭生活的人情小說。原書題“西周生輯著，然藜子校定”，作者不詳。全書一百回，詳細描寫了一個冤冤相報的兩世姻緣的故事：在前二十二回展現的前世姻緣里，山東武城縣由窮變富的紈绔子弟晁源嫌棄糟糠之妻計氏，娶妓女珍哥為妾，繼而縱使珍哥欺辱妻子，逼得飽受虐待的計氏自縊。晁源整日沉溺于花天酒地、縱欲無度的生活，在一次圍獵取樂時，射殺了一只求救的仙狐，最終他因奸被殺。到第二十三回以后展現的后世姻緣里，晁源托生到繡江縣狄宗明家為子，取名狄希陳。被晁源射死的仙狐轉世為薛素姐，嫁給狄希陳，化身悍婦，百般虐待丈夫，棒打、針刺、火燒、囚禁，乃至以箭相射，無所不用其極。狄希陳遠赴北京、四川等地做官，依舊無法擺脫妻妾的折磨。托生為童寄姐的計氏作了狄希陳的小妾，不僅對丈夫異常狠毒，而且盡情折磨珍哥托生的婢女珍珠，逼得她投環自盡。最后，受盡妻妾殘酷虐待的狄希陳經高僧指點，吃齋念佛，才解除了冤孽。

作者以因果報應來勸人為善的觀念非常明顯，想通過這個冤冤相報的惡姻緣警示世人，不要違背正常的夫妻關系和倫理道德，否則來世必有惡報。他熱切希望恢復儒家崇尚的西周時期的純樸風尚，取名“西周生”就是此意。雖然作者的警告和勸說是蒼白無力的，但是，他忠于現實的創作態度和采用的寫實手法，使這部作品具有近代長篇小說那種“風俗史”的性質，描繪了一幅真實可信的山東城鄉的社會風俗畫卷，有著較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作品廣泛地展現了政治腐敗、官吏貪鄙、訟獄奸弊、農村凋敝、人性異化、道德解體等封建末世的社會生活全景圖，表現了一夫多妻、男尊女卑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造成的家庭和個人的災難，以及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唱婦隨之類的倫理道德的破碎。雖然作者本人未必意識到這些優長，作品卻在客觀上產生了這樣的意義。

《醒世姻緣傳》塑造了上自聲勢煊赫的朝廷權貴、州縣官吏，下至僧道、商人、農夫、奴婢等眾多的人物形象，性格寫得較為鮮明，寫出了人物性格的發展。尤其是采用漫畫式的夸張手法，對薛素姐和童寄姐悍妒、狄希陳懼內的變態心理的描寫，較有新意，在以往的人情小說中并不多見。作品的語言活潑冷峭，潑辣幽默，一些人物對話大量運用方言土語，口氣非常生動，既富有地方特色，又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展現。孫楷第在《戲曲小說書錄解題》中高度評價道：“斯編雖以俚語演述，而要其實，上可抗蹤《水滸》，下可媲美《紅樓》。”其語言成就在中國古典小說中確實是比較突出的。

《平山冷燕》是清初最早出現的才子佳人小說之一，也是這類小說中的范本和代表作之一，以后的才子佳人小說大多模仿此作，稍加變化而成。作者“荻岸山人”（又題“荑秋散人”、“荑狄散人”、“夷狄散人”等）究竟是誰，尚無定論，當系序者“天花藏主人”的化名。此人真實姓名不詳，是明末清初非常活躍的通俗小說家和編輯，由他編訂、著述、作序的小說有二十種左右，其中大多是才子佳人小說，包括另一篇代表作《玉嬌梨》。與他有關的才子佳人小說占明代末年至順治、康熙年間這類小說的半數左右，稱他為才子佳人小說的開山作家當不為過。

《平山冷燕》二十回，書名取法《金瓶梅》，各取四個主要人物平如衡、山黛、冷絳雪、燕白頷的姓氏排列而成。小說敘述大學士山顯仁的女兒山黛美貌多才，所作《白燕詩》令皇帝稱奇，皇帝賜給玉尺以衡量天下文士，又賞賜金如意以抵御強暴。山顯仁為女兒修建玉尺樓，并聘請揚州貌美才高的冷絳雪相助。冷絳雪路過山東汶上縣閔子祠，于壁上題詩，洛陽才子平如衡和詠，兩相欽慕。平如衡遇見松江府才子燕白頷，以詩才相敵，引為知己。兩人慕山黛詩名，化名入京，分別與山黛、冷絳雪較量詩才，略遜一籌。皇帝下詔求賢，為山黛、冷絳雪相婿。吏部尚書之子張寅為謀娶山黛，在幫閑文人宋信幫助下，剽竊燕白頷、平如衡詩作，陰謀敗露。后燕白頷、平如衡分別以狀元、探花及第，奉旨與山黛、冷絳雪成婚，于金殿各賦一首《白燕詩》，一時傳為佳話。

該作是作者抒寫懷抱的作品，他頌揚山黛、冷絳雪的學識和詩才壓倒所有須眉男子，讓玉堂公卿、翰苑學士、詞壇碩彥、詩社名公等在她們面前出洋相、遭嬉笑，甚至被謾罵，這既是對“女子無才便是德”觀念的挑戰，也是對科舉制度的諷刺。作品結構嚴謹，情節曲折，語言雅潔。乾隆年間的同類小說《駐春園》嘆賞道：“歷鑒諸種傳奇，除醒世覺世，總不外才子佳人，獨讓《平山冷燕》、《玉嬌梨》出一頭地，尤其用筆不俗，尚見大雅典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贊賞云：“二書大旨，皆顯揚女子，頌其異能，又頗薄制藝而尚詞華，重俊髦而嗤俗士。”

《平山冷燕》奠定了才子佳人小說的體例、題材及思想基礎。這類小說以才子佳人為主角，主要講述他們的愛情婚姻、功名遇合，不涉及淫濫內容，筆墨很潔凈。男女雙方必以才、色為相互吸引的媒介，尤其注意渲染佳人的才學，表現出對女性的尊重。才子佳人的感情一定會經歷波折，往往是小人從中挑撥、破壞，致使佳人逼嫁，才子遭難，姻緣受阻，這樣便于揭露社會弊端、展現世態人情。最終，總會由于某種機遇或外界力量，多為才子金榜題名，或圣君賢吏主持正義，以理想的大團圓收場。這種套路曾被曹雪芹的嘲笑和否定，說它是“千部共出一套”（《紅樓夢》第一回），但在塑造大觀園眾多的才女形象時，卻吸收了才子佳人小說的創作經驗。

《平山冷燕》是較早傳到西方的中國古典小說。1860年，由法國人裘利恩翻譯為法譯本出版。

《鏡花緣》是一部借想象與才學寄托理想、諷諭現實的小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認為它是“博學多識之作”，歸類為雜家小說。作者李汝珍（1763—1830？），字松石，號松石道人，直隸大興（今屬北京）人。長期寓居海州（今江蘇連云港），曾任河南縣丞。學識淵博，精通音韻，對圍棋頗有研究。有《李氏音鑒》、《受子譜》等。三十五歲時開始創作此書，于嘉慶二十年（1815）寫成，歷時近二十年。

《鏡花緣》一百回，第五十一回以前，寫武則天醉后詔令百位花神于寒冬齊放，眾花神不敢違抗，因此觸怒天帝，被貶降凡塵。首領百花仙子降生至嶺南秀才唐敖家，取名小山。時唐敖科舉受阻，看破紅塵，與妻兄林之洋、舵工多九公出海漫游三十余國，后入小蓬萊修道。唐小山出海尋親，至此地得父信，遵囑改名唐閨臣，回國應考。從第五十一回起，寫武則天開科考試女試，百位才女均被錄取，眾花神得以在人間重聚。唐閨臣思父心切，再赴蓬萊尋親。時徐敬業等人的后代起兵討伐武則天，迫其退位。中宗復位后，仍尊其為“大圣皇帝”。武則天復下新詔，命前科才女重赴“紅文宴”。

小說最有思想價值、最富藝術特色的部分，是敘述游歷海外諸國的文字，不僅以豐富奇異的想象擴展了人們的眼界，將讀者帶入一個借助神話傳說虛構而成的世界，而且借助奇風異俗的描寫、夸張幽默的議論，不無巧妙地表現對現實的批判，寄托朦朧的社會理想。如在女兒國，男子與女人的穿著和行事完全顛倒，林之洋被選為貴妃后被迫穿耳纏足，吃盡苦頭，表現了主張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和反對摧殘婦女身體的惡俗。又如兩面國的人正面都滿面謙恭、和顏悅色，藏在浩然巾后的本相卻是“鼠眼鷹鼻，滿面橫肉”，隱射了現實社會的虛偽狡詐；長臂國的人因為總是伸手去拿“非應得之物”，所以臂膀被拉得奇長，諷刺了一些人的貪婪本性；無腸國的富人收存糞便，讓仆婢三番五次地“吃而再吃”，痛斥了剝削者的吝嗇刻薄。再如大人國淳厚寬松、君子國“好讓不爭”，是對政治清明、民風淳樸、社會和諧的向往。這些虛幻而又帶有現實性的場景大多具有詼諧色彩和喜劇效果，顯示了《鏡花緣》能卓然獨立于中國古典小說名著之林的美學創造。當然，作者理想的國度也存在嚴明的等級關系，他常用“善惡到頭終有報”的因果觀念勸人向善，說明該書存在思想的局限性。

小說的藝術局限在后半部分表現得很明顯，作者鋪排眾多才女歡聚時吟詩作賦、撫琴畫扇、弈棋猜謎等活動，讓人感覺是借機賣弄其經史典故、韻學古音、棋譜書畫、卜筮醫方、燈謎酒令、雙陸馬吊、射覆蹴球等方面的知識，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云：“數典談經，連篇累牘而不能自已。”充滿了學究氣。這不僅不利于塑造豐滿的藝術形象，而且偏離了小說創作的意味，喪失了文學藝術的魅力。這些弊端在全篇不夠嚴謹的結構、缺乏統一感的情節內容、較為浮泛的人物描寫、不夠熟諳的寫作技巧等方面也表現出來了。

不過，《鏡花緣》還是能夠以獨特的美學風貌吸引讀者。在這部小說里，我們還可以明顯地看到，它對《山海經》的怪異題材、《西游記》的奇妙結構、《儒林外史》的諷刺手法、《紅樓夢》的女性觀的吸收、繼承和借鑒，所以，說它對中國古典小說具有總結性的意義，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兒女英雄傳》初名《金玉緣》，又名《日下新書》、《正法眼藏五十三參》、《俠女奇緣》等，是揉合俠義與世情的兒女英雄小說中影響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品。作者“燕北閑人”，真名文康，姓費莫氏，字鐵仙，一字悔庵，滿洲鑲紅旗人。生卒年不詳，約生活于乾隆末、嘉慶初至同治年間。出身于累代簪纓的八旗世家，曾祖溫福、祖父勒保均為宰輔重臣。他歷仕理藩院員外郎、安徽鳳陽府通判等職，晚年家道中落，授任駐藏大臣，因病未行，老死家中。

《兒女英雄傳》原書五十三回，今存四十回。故事圍繞何、安兩家的冤案展開，講述何玉鳳（后改名十三妹）之父為奸臣紀獻唐所害，十三妹練就一身武藝，遁跡江湖，矢志報仇。安驥之父也被上司陷害入獄，安驥變賣家產前往贖救，不料途中遇上歹徒，落難于能仁寺。俠女十三妹仗義行俠，全殲強徒、兇僧，撮合同時解救的村女張金鳳與安驥結為夫婦，并義贈代表其綠林威望的雕弓，護送安驥抵達淮安。后紀獻唐被朝廷誅戮，十三妹母親去世，無處歸著，決意出家，經眾人規勸，嫁給安驥。安驥得“兩鳳”相助，探花及第，位極人臣。“兩鳳”親如姊妹，各生一子，享盡榮華富貴。

作者經歷家族興衰，歷盡沉浮，在饑寒困頓中著書自遣，其身世與曹雪芹非常相似。但《兒女英雄傳》呈現出的卻是與《紅樓夢》截然不同的面貌：一方面，作者自謂要彌補《紅樓夢》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缺憾，宣揚集兒女、英雄于一身的完美人格，彰顯俠烈英雄本色和溫柔兒女家風；另一方面，他不敢直面人生，眷戀逝去的盛世，緬懷虛幻的榮華，幻想積善世家有一個祥瑞發達的喜劇結局。在這種創作思想的支配下，作品充滿陳腐的道德說教意味，君明臣忠、父慈子孝的綱常名教觀念和玉堂金馬、夫榮妻貴的庸俗思想充斥其間，使小說的認識價值大打折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物塑造和作品的可讀性。但是，該作也觸及到貪贓枉法、相互傾軋的官場黑暗，展現了下層社會光怪陸離的生活畫卷。

《兒女英雄傳》在藝術上取得了較高的成就，作品融俠義、公案、言情小說于一爐，內容新奇，情節曲折，描摹細膩，文筆瑰麗，在同時期的小說中堪稱上乘。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關注：一是十三妹的性格在小說前半部分被刻畫得血肉豐滿。這個出身名門的女子熟諳江湖黑道，嫉惡如仇，武藝高強，平日里見義勇為，抑強扶弱，不圖回報，豪爽俠烈的性格中略帶一些粗蠻野性，是作者樹立的“兒女英雄”的標桿性人物。當得知安驥遭到暗算時，她尋根究底，機警應對；與兇僧交戰時，她以出神入化的武藝完勝敵手；面對安驥的感激，她卻淡淡回應，甚至不愿說出姓名。但在小說的后半部分，這個信念堅定、豪放不羈、胸襟開闊、率性天真的俠女被作者設計退出綠林，走入正統的生活軌道，其俠風傲骨喪失殆盡，成為一個恪守婦德、享受富貴的平庸女人，失去了原有的光彩。二是文辭生動曉暢、詼諧風趣。作者的語言功力不亞于施耐庵、曹雪芹等大家，特別擅長運用醇正、流利的北京口語，不論敘事語言還是人物語言，都寫得俏皮活脫，于淺俗中顯示出獨特的韻味。胡適《章回小說考證》稱它“是絕好的京語教科書”，該作成為京味小說的濫觴。

《海上花列傳》是狹邪小說的代表作，也是晚清小說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作者“花也憐儂”，真名韓邦慶（1856—1894），字子云，號太仙，別署大一山人，松江（今屬上海）人。資質聰穎，博雅能文。早年隨父宦游，因應試失敗，無意功名。曾去河南為幕僚，后長期旅居上海。常為《申報》撰稿，并自編純文藝半月刊《海上奇書》。還著有文言短篇小說集《太仙漫稿》等。

《海上花列傳》自光緒十八年（1892）起在《海上奇書》上連載，每期二回，共刊十五期，凡三十回；兩年后，六十四回的石印本問世。該作以趙氏兄妹的故事為主線，講述趙樸齋從鄉下到上海投靠其舅洪善卿，因流連妓院，日益淪落，以致“拉洋車”為生。母親洪氏、妹妹趙二寶來上海尋親，因生活所迫，趙二寶成為妓女，為世家公子史天然所騙，一度停止接客，后為償還置辦嫁妝所欠債務，重操賤業。趙氏兄妹的故事時斷時續，其間穿插王蓮生與沈小紅、張蕙貞，陶玉甫與李漱芳、李浣芳，朱淑人與周雙玉等人的故事。全書以寫妓院的生活為主，旁及官場、商界的場景，是十九世紀末的上海以妓院為社交舞臺的生活寫照，展現了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對中國社會造成的深刻影響，并寫出了人在紙醉金迷的環境中的墮落與沉淪，具有歷史認知意義。隨著城市的擴張，資本的入侵，娼妓業快速發展，在半殖民地化進程中高度繁華的上海演繹著無數燈紅酒綠、清濁混雜的畸形變態故事，一些經常出入青樓的文人以藝術的方式將這種人情世態描摹出來，狹邪小說的創作由此勃興。以本書為代表的這類作品混雜著古老的傳統文化與近代都市畸形繁榮的內容，將才子佳人小說純凈的愛情描寫變為病態社會的真實寫照，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為冷峻平淡的紀實手法所取代，色貌俱佳的才子佳人也替換成低賤庸俗的妓女狎客，這些對后來的譴責小說和鴛鴦蝴蝶派小說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該作取得的藝術成就主要表現在：第一，采用前所未有的“穿插藏閃”的結構藝術，把幾組各自獨立、平行發展的故事穿插敘述，不急于講完每個故事，又注意首尾呼應，構成脈絡貫通、立體交叉的整體布局，使情節錯落有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還采用藏頭露尾的綿密筆法，設置懸念，令讀者茫然不知事情緣起，又不急于交待，直到故事結束才悟出前面的鋪墊無一虛設，收到引人入勝、耐人回味的藝術效果。第二，不專注于講述離奇的故事，不編造夸張的情節，不渲染強烈的情感，而是以平淡自然的寫實手法，敘述有如現實一般的瑣細生活，展現浮華世界的諸般世相，從中透出人物的微妙心理、獨特個性，以及作者對人生的敏感體味和精妙感悟。第三，以白描手法刻畫人物性格，筆致細膩地展示鮮明個性，使數十個不同遭遇的妓女互不雷同，嫖客、鴇兒、仆隸也各具特點，做到了人各一面，生動傳神。如趙二寶的幼稚、陸秀寶的放蕩、周雙玉的任性、黃翠鳳的老辣、姚文君的颯爽、李浣芳的天真等。第四，有意采用官話敘述故事，而人物對話則純用吳儂軟語（江浙方言），不論是酒筵上冠冕堂皇的應酬之言，還是酬酢時相互調侃的戲謔之辭，抑或是枕席邊耳鬢廝磨的挑逗之語、喃喃情話，無不如此。這些聲口妙肖的語言，形神兼備地摹畫出人物特有的溫軟柔媚的風情、虛情假意的聲氣、故作嬌羞的神態，使該作成為吳語小說的開山之作。但對不懂吳語的人來說，這部具有濃郁地域色彩的作品很難讀懂，影響了它的廣泛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