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概念

小說作為嚴格的文體概念，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國的小說在自古及今的發展歷程中有不同的名稱，如魏晉時的“志怪”、唐代的“傳奇”、宋元時的“話本”、明清時的“章回”等，文體形態異常豐富和復雜。

“小說”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外物》：“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干”的意思是“求”；“縣”通“懸”，意為“高”；“令”指聲譽。這樣，與“大達”相對的“小說”顯然是指那些無關大道宏旨、政教得失的瑣雜膚淺的言論或道聽途說的傳聞，與現代概念的小說相距甚遠。這種看法長期影響著正統的文人士大夫，以至于小說在歷史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被輕視。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小說”與“大達”對舉，似乎可以傳達出它能夠容納作者不拘傳統格套的表達和不受圣賢“大道”約束的思想，從而具有獨特的美學個性。

到了漢代，出現了具有較為明確的文體意義的“小說”概念。東漢荀悅在其《漢記》中引述西漢劉向父子《七略》所云：“又有小說家者流，蓋出于街談巷議所造。”后來，在《文選》卷三十一里，李善注江淹的雜體詩《李都尉從軍》，引桓譚的《新論》云：“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他們將擅長寫作小說文體的人稱為“小說家”，但小說仍被視為寫在短小竹簡上的零碎言談之作，無甚價值。據漢代的書籍制度，以尺寸長短確定書籍的性質，判斷書籍的價值。按漢尺計算，六經、國史等書簡長二尺四，屬大冊；《孝經》等書簡長一尺二，當為中冊；諸子、傳記等書簡長八寸，則屬小冊了。桓譚所謂“叢殘小語”、“短書”，自然含有某種對小說的歧視成分，并以為它的價值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的一段話，初步形成了關于小說的作者、來源、內容、特征等認識：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在這段話里，班固指明了小說來自稗官采集、整理的“街談巷語”中可能包含的故事、“道聽途說者”的議論，以及作者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態度，這些稗官具有小說家的身份。他認為小說有著民間、傳說和文化方面的特點，其中，傳說的虛幻性質與現代小說的虛構頗為相似。他第一次明確地指出小說起源于民間傳說，這個觀點很值得重視，對我們探究小說的源泉有極大的啟示。此外，《漢書·藝文志》在“諸子略”中列九流十家，小說家作為一派列于末位，這就把“小說家”當作了當今的一個學派，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結合上面所引文字分析，班固在給小說家及其作品定位時，確實有輕視小說和小說家的意味，但作為最早著錄和評價小說的史志目錄，《漢書》列舉了十五家小說的篇名并作了小注，共著錄小說一千三百八十篇（實際為一千三百九十篇），今僅存幾條佚文，見魯迅輯《古小說鉤沉》，幾乎占“諸子略”的三分之一，這無疑在客觀上提高了小說的地位。從此以后，小說被看作一種文體的名稱，小說的概念也從這里延續下去，直至清代，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如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說：“街談巷語，必有可采。”劉勰《文心雕龍》指出：“九流之有小說，猶文辭之有諧隱，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隋書·經籍志》亦云：“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又云：“……道聽途說，靡不必記”，“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依舊如此闡釋：“班固稱小說家流，蓋出于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然則，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雜廢矣。今甄錄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惟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者，則黜而不載。”不過，《四庫全書》只將文言小說錄入子部中，不收通俗小說，所以這一解釋當是針對文言小說而言的。

宋元以后，隨著說話藝術的興盛，小說成為說話藝術中最有影響的科目，進而被用來指稱那些產生于說話藝術的白話小說。

時至近代，域外小說被大量翻譯出來，傳入中國，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撰著了小說專論，他們所謂“小說”已是明確的文學概念。此時，小說不再處于主流意識之外的文壇邊緣，小說的地位得到了徹底的改變。

要之，文學范疇的小說文體在中國文學史上形成較晚，而嚴格意義上的小說概念則形成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