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話短篇小說

話本小說興盛于宋元時期，明代是白話短篇小說蓬勃發展的時代。

在明代，都市經濟日趨發達，市民階層逐步擴大并日益顯露出強烈的文化娛樂需求，以貼近市民的題材、故事生動、語言通俗為主要特征的話本小說深受廣大群眾喜愛。書商大量刊行這類小說，也逐漸引起了文人的重視，他們由編輯、加工，進而在模擬的基礎上創造，于是出現了主要供案頭閱讀的文人模擬創作的話本，通常稱之為擬話本。

他們不僅修補了宋、元、明三代在思想藝術上有缺陷的話本小說，而且創作了大量的擬話本，同時，將這些小說結集出版，極大地促進了明代白話短篇小說的發展。現存最早的話本小說集《清平山堂話本》是在嘉靖年間由洪楩編輯刊印的。天啟年間，馮夢龍在廣泛搜集宋元話本和明代擬話本的基礎上，經過加工編成了“三言”。此后，擬話本的專集大量出現。“二拍”是其中較有名的一種，還有《型世言》、《石點頭》、《西湖二集》、《清鐘夜》、《鼓掌絕塵》、《鴛鴦針》、《歡喜冤家》、《龍圖公案》、《僧尼孽海》、《一片情》等。“三言”和“二拍”代表了明代擬話本的最高水平，對后來的文學有不小的影響。

《清平山堂話本》原名《六十家小說》，輯錄者洪楩，字子美，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詳，是嘉靖年間著名的藏書家和出版家。祖蔭詹事主簿，“清平山堂”是其室名。他精校刊刻了多種圖書，除話本小說外，還有《夷堅志》、《唐書紀事》、《繪事指蒙》等，所印書籍的版心均有“清平山堂”四字。

這部小說集分《雨窗》、《長燈》、《隨航》、《欹枕》、《解閑》、《夢醒》等六集，每集分上、下兩卷，每卷五篇，共收宋元話本六十篇，現存二十余篇。書中多為宋元舊作，少數是明人的作品。所收話本只作匯集、編排，未加潤飾，在體例和樣式上仍然維持原貌，所以有多種創作風格并存。多數作品采用白話體，由開篇詩、入話、正話、結尾詩等幾部分組成，具有濃郁的民間文學特色；少數篇目用文言寫成，屬于唐宋傳奇、《剪燈新話》的系列。

《清平山堂話本》的內容非常豐富，大多描寫閨情艷事，尤其是青年男女從相識到相愛、從相思到結合的過程，還有展示案件偵破、講述因果報應、記敘靈怪神魔、描寫商人和僧道生活、記錄歷史人物，以及同情百姓苦難的故事，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由于《清平山堂話本》保留了宋元舊篇的面目，所以盡管文字較為粗糙，藝術成就不高，但它在中國古典小說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

“三言”的作者馮夢龍（1574—1646），字猶龍，又字耳猶、子猶，別號猶龍子、墨憨齋主人、顧曲散人等，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出生于書香門第，其兄馮夢桂是畫家，其弟馮夢熊是詩人，兄弟三人在當時的蘇州文壇頗有名氣，時人稱為“吳下三馮”。馮夢龍久困場屋，放曠不羈。崇禎三年（1630），以五十七歲高齡考入國學，選為貢生，大約在次年破例除授丹徒訓導。四年后，升任福建壽寧知縣，“政簡刑清，首尚文學，遇民以恩，待士以禮”（《壽寧縣志》）。四年后秩滿離任，歸隱蘇州。清兵南下時，曾參與抗清活動，后憂憤而卒。

馮夢龍畢生致力于通俗文學的搜集、整理和刊行。除編選“三言”外，還增補過《平妖傳》，改作了《新列國志》，刊行了民歌集《掛枝兒》、《山歌》，編印了筆記小品《笑府》、《廣笑府》、《情史》、《古今譚概》和散曲選集《太霞新奏》等，創作了《雙雄記》、《萬事足》兩部傳奇，改編了《酒家傭》、《精忠旗》、《邯鄲夢》、《人獸關》等十余種傳奇，合刊為《墨憨齋定本傳奇》。

馮夢龍在當時文人士大夫普遍輕視通俗文學的情況下，在通俗文學領域做出這樣大的貢獻，與他進步的文學觀是分不開的。他酷愛李贄學說，將之“奉為蓍蔡”。他把民間文學說成是“性情之響”而推崇備至，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敘山歌》）。他將通俗文學提高到“六經國史之輔”（《醒世恒言序》）的地位，以為“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說序》）。認為文學應起到正人倫、厚風俗的作用。主張文學形式要通俗，要能夠“入于里耳”，為下層民眾喜聞樂見。

“三言”是馮夢龍編纂的三部白話短篇小說集的簡稱，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喻世明言》亦稱《古今小說》，但《古今小說》實為“三言”的總名，因《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未用《古今小說》二刻、三刻之名，《古今小說》就成為《喻世明言》的別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每種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一部分是根據“宋元舊篇”修訂而成，約占三分之一；一部分是明代話本或明代文人擬作，約占三分之二。

“三言”涉及的題材范圍很廣，反映了當時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是市井細民的生活。因非一人所獨創，所以思想內容相當復雜。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作品直接宣揚舊道德，道學氣較濃，說教味很重。較好的作品占一半以上，主要表現以下內容：

其一，暴露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揭露黑暗現實。這類作品在“三言”中所占比例不多，但對統治階級矛盾和黑暗現實的揭示是較為廣泛而深刻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對現實官場的斗爭進行直接描寫：一面是權奸嚴嵩父子及其心腹楊順、路楷等，專權誤國，殺戮異己，賣官鬻爵，橫行無忌；一面是沈煉及其朋友賈石、馮主事和親屬沈襄、聞淑女等，不畏權勢，剛直不阿，見義勇為，機智果敢。作者大膽暴露統治階級當權派的窮兇極惡，難能可貴。但把斗爭的勝利歸之于公正仁慈的皇帝，卻未能真正觸動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木棉庵鄭虎臣報冤》、《盧太學詩酒傲王侯》、《灌園叟晚逢仙女》、《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一文錢小隙造奇冤》、《王漁翁舍鏡崇三寶》等表達了相似的主題。

其二，描寫愛情和婚姻，表現作者的情愛觀。這類作品在“三言”中成就最高，數量也較多，其中貫注著某些民主思想。如《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中的喬太守對孫潤與慧娘因情欲而結合予以贊同，甚至說“愛女愛子，情在理中”，把儒家大加宣揚的“坐懷不亂”的賢訓拋到九霄云外。這些作品對情欲的寬容很少見，構成了對傳統道德觀的公開挑戰。在妓女情愛題材小說中，那些地位極其卑下的娼妓大多資質聰慧，心靈純真，渴望愛情，而且具有反抗性格。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杜十娘作為京城的“教坊名姬”，憧憬幸福的家庭生活，把希望寄托在公子李甲身上，贖身后卻遭變賣，便懷抱寶匣憤然投江，以維護做人的尊嚴；《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莘瑤琴不甘心過“倚門獻笑，迎新送舊”的生活，暗中做好從良的準備，最終選中勤勞節儉、淳樸至誠、體貼入微的秦重，拋卻花魁娘子的虛榮，嫁給一個賣油郎，過上了幸福的生活。這類作品中的佳作，如《宋小官團圓破氈笠》、《崔待詔生死冤家》、《玉堂春落難逢夫》、《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樂小舍拼生覓偶》、《宿香亭張浩遇鶯鶯》等，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其三，反映市井細民的道德標準，表達愛憎分明的情感。這類作品關注下層市民，主要表現小手工業者和小商業者之間在經營活動中的相互支持和幫助，宣傳民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相濡以沫的友情，富有新的時代氣息。《施潤澤灘闕遇友》講述施潤澤拾金不昧，多年后巧遇失主，受到盛情款待，躲過一次意外橫禍，并在桑葉奇缺之時得到幫助，后成為擁有四十張綢機的機戶。《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中的呂大郎與施潤澤一樣，因歸還拾得的重金，在失主家中找到七年前被拐的兒子；又因慷慨出賞錢，意外救得溺水胞弟，合家團圓。作者還斥責了背信棄義、見利忘義之徒。《李汧公窮邸遇俠客》中的房德夫婦對救命恩人李勉恩將仇報，“假捏虛情”，借刀殺人，最終死于俠客刀下。這些作品揚善懲惡，都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其四，展現下層文人生活，揭示科舉制度丑惡。“三言”中涉及這種題材的作品很多，最有典型意義的是《老門生三世報恩》。鮮于同博學多才，熱衷科舉，但年年科考，歲歲落榜，五十七歲仍孜孜以求，受人恥笑。這是那個時代在科舉功名上費盡一生精力的下層文人生活的真實寫照。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鮮于同三次失意科場無不帶有戲劇性，文章的好壞，毫無標準，得中與否，全憑閱卷試官的主觀好惡。表達相近主題的作品還有《趙春兒重旺曹家莊》、《鈍秀才一朝交泰》、《鬧陰司司馬貌斷獄》、《游酆都胡母迪吟詩》等。

“三言”直接由宋元話本小說發展而來，在結構體制、敘述方式、語言運用等方面，都繼承了這類小說的優良傳統。同時，由于是文人的創作，因此主題更鮮明，結構更嚴謹，情節更曲折，人物更動人，語言更成熟，藝術成就堪稱中國古典白話小說的高峰，對小說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現從三方面例舉分析如下：

首先，結構完整嚴謹，故事情節曲折。作者適應人們的審美心理和欣賞習慣，在短小的篇幅里有頭有尾地講述故事，并運用巧合、懸念等藝術技法，制造富有戲劇性的矛盾沖突，使故事情節搖曳多姿，變幻莫測，避免了看頭知尾、一覽無余的弊病。

如《玉堂春落難逢夫》講述妓女玉堂春和尚書公子王景隆的故事，前半部分與唐代傳奇《李娃傳》很相近：王景隆在妓院愛上玉堂春，一年后耗盡三萬兩銀子，靠玉堂春暗中資助度日，鴇兒用倒宅計將其驅逐出去。玉堂春得知他寄居孤老院，同情其遭遇，暗中與他歡會，并勸他讀書進取。后半部分增加玉堂春吃官司的情節，融入公案內容：玉堂春與鴇兒鬧翻，為自己贖身，卻被山西商人沈洪和鴇兒設計，騙至其家為妾。沈妻皮氏與趙昂私通，毒死沈洪，誣告玉堂春為兇手。知縣受趙昂賄賂，將玉堂春屈打成招。王景隆中金榜、得高官后四處尋訪玉堂春，時任山西巡撫的他從案卷中發現冤情，設計讓罪犯交代真相，洗卻玉堂春沉冤，與之重結姻緣。作者將妓女題材與公案題材聯姻，既使故事更加復雜曲折、懸念迭出，又擴大了表現的社會生活面。較之《李娃傳》，這種將明快的單線發展（前半部分）與緊湊的雙線交叉（后半部分）結合起來的結構方式，顯然更勝一籌。

又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敘述莫稽窮困潦倒時娶到聰慧美貌的金玉奴為妻，在妻子的鼓勵和資助下“才學日進”、“連科及弟”，卻因富貴而想攀上王侯貴戚之家，竟然親手置妻子于死地，在赴任途中將她推入江中。不料入贅做了上司淮西轉運使許德厚的女婿，妻子卻是差一點兒被他害死的金玉奴。原來金玉奴僥幸活下來，被過路的許德厚認作義女；莫稽恰巧是許德厚的下屬，許德厚便設計讓金玉奴與丈夫團圓。作品在多次人物命運的“巧合”和尖銳的戲劇沖突中，完成了一個悲喜劇故事的講述，引人入勝。

《王嬌鸞百年長恨》、《錢秀才錯占鳳凰儔》、《張廷秀逃生救父》、《蘇知縣羅衫再合》、《吳衙內臨舟赴約》、《李玉英獄中訟冤》等作品，也體現了這一寫作特點。

其次，藝術技法多樣，人物性格鮮明突出。這是“三言”最突出、最卓越的藝術成就。作者塑造了許多現實社會中個性鮮明，甚至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如杜十娘、秦重、莘瑤琴、玉堂春、王嬌鸞、金玉奴、蔣興哥、盧柟等，充分展現了市民階層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風貌，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細節和心理描寫已相當充分，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典型形象如《王嬌鸞百年長恨》中的王嬌鸞，她本是“深閨養育”的“名門愛女”，因為愛上“才情美貌”、“門戶相同”的周廷章，做出違背倫理之事，與他私通一年有余。直至周廷章要回鄉探望告病的父親，才有心成全、“重伸前誓”，與周廷章依依惜別。顯然，這是一個大膽追求自由愛情和美滿婚姻的女性，她的勇敢、癡情和通情達理至此得到了充分表現。但這些并不足以使王嬌鸞成為一個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她的柔韌而剛烈的個性在周廷章負心背棄后表現得非常突出。周廷章一別三年，杳無音信。王嬌鸞先是日夜懷思，頻寄書信，希望他回心轉意。周廷章退還婚書和贈物，打破了她所有的希望，她絕望地下定死的決心，但又不甘心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我嬌鸞名門愛女，美貌多才。若嘿嘿而死，卻便宜了薄情之人。”于是，她利用父親的關系，將控告的狀紙和周廷章寫的婚書偷偷夾入案卷里，想通過官府之力嚴懲這個薄情郎，然后自縊而亡。

在細節描寫方面，《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一段文字相當精彩：

秦重看美娘時，面對里床，睡得正熟，把錦被壓于身下。秦重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驚醒她。忽見闌干上又放著一床大紅絲的棉被。輕輕地取下，蓋在美娘身上，把銀燈挑的亮亮的，取了這壺熱茶，脫鞋上床，捱在美娘身邊，左手抱著茶壺在懷，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閉一閉。……美娘放開喉嚨便吐，秦重怕污了被窩，把自己的道袍袖子張開，罩在她嘴上。美娘不知所以，盡情一嘔。嘔畢，還閉著眼，討茶嗽口。秦重下床，將道袍輕輕脫下。……斟上一甌香噴噴的濃茶，遞與美娘。……秦重脫下道袍，將吐下一袖的腌臜，重重裹著，放于床側，依然上床，擁抱似初。

秦重辛苦一年多，攢足與花魁娘子“相處一宵”的花柳之資，又誠心等待幾個月，才和帶醉歸來的美娘相處一夜。這段近乎瑣細的描寫揭示出秦重既想親近自己垂慕已久的女子，又為對方的冷淡和醉酒惶恐不安的心態，通過秦重小心翼翼的舉動，把他老實忠厚、尊重體貼、善良細心的性格充分展示出來了。

“三言”的心理描寫也很出色。如《賣油郎獨占花魁》中，寫秦重得知莘瑤琴是個粉頭（妓女）后，作者不惜筆墨，用長達四五百字的篇幅描寫他的心理活動：

一路走，一路的肚中打稿道：“世間有這樣美貌的女子，落于娼家，豈不可惜！”又自家暗自笑道：“若不落于娼家，我賣油的怎生得見！”又想一回，越發癡起來了，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這等美人摟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又想一回道：“呸！我終日挑這油擔子，不過日進分文，怎么想這等非分之事！正是癩蛤蟆在陰溝里想著天鵝肉吃，如何到口！”又想一回道：“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孫。我賣油的，縱有了銀子，料他也不肯接我。”又想一回道：“我聞得做老鴇的，專要錢鈔。就是個乞兒，有了銀子，他也就肯接了，何況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銀子，怕他不接！只是哪里來這幾兩銀子？”……被他千思萬想，想出一個計策來。他道：“從明日為始，逐日將本錢扣出，余下的積趲上去。一日積得一分，一年也有三兩六錢之數。只消三年，這事便成了。若一日積得二分，只消得年半。若再多得些，一年也差不多了。”

層次豐富，內容復雜。秦重在反復的正反設想、自我否定與肯定中，逐漸堅定了要親近莘瑤琴的決心，尋找到完成這一心愿的合理途徑。

這些描寫手法不僅使作品擺脫了一般人物描寫的俗套，而且使人物形象更富有立體感，更深入人心。

再次，語言通俗易懂，口語化特征明顯。作者用民間提煉的生動活潑的諺語、比喻等提高語言的表現力，又注重使用淺俗的語言，甚至完全使用口語反映生活場景，描繪人物風貌。

馮夢龍不僅善于以個性化的語言來表現各種人物的特點，而且注重用精煉貼切、平實質樸的敘述語言描繪社會生活的歷史畫面，講述故事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如《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秦重、莘瑤琴、王九媽、劉四媽等人的語言，無不活現出人物的鮮活面貌，其中，劉四媽勸說莘瑤琴接客和王九媽放莘瑤琴從良的兩段對話堪稱典范，將她們諳熟世道、善于算計、能言善辯的本性生動逼真地凸現出來。又如《施潤澤灘闕遇友》中，盛澤鎮是這樣一番景象：“鎮上居民綢廣，土俗淳樸，俱以蠶桑為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余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佇足之隙。乃出產錦繡之鄉，積聚綾羅之地。”真實地展現了晚明時期東南沿海地區經濟迅猛發展的盛況，富有認識意義。

“二拍”是較“三言”晚出的擬話本集，作者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號初成，別號即空觀主人，湖州烏程（今浙江吳興）人。出身于一個仕宦之家，祖父凌約言官至南京刑部員外郎，父凌迪知曾任大名府通判等官。其家世代從事圖書刊印，以慎選底本、刊刻精工著稱，世稱“凌版”。他十八歲補廩膳生，五十五歲以優貢（一說副貢）授上海縣丞，六十三歲擢升徐州通判。崇禎十七年（1644）在徐州房村鎮壓李自成農民軍，因失敗嘔血而死。

凌濛初著述頗豐，今所知有二十多種，大都散失。據《湖州府志》卷五記載，有詩文集《雞講齋詩文》、《國門集》；散曲集《南音三籟》（后附戲曲理論著作《譚曲雜札》）、《燕筑謳》；學術著作《圣門傳詩嫡冢》、《言詩翼》、《詩逆》等多種；擬話本集《初刻拍案驚奇》（又稱《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雜劇《虬髯翁》、《顛倒姻緣》、《紅拂莽擇配》、《宋公明鬧元宵》等。

“二拍”是《初刻拍案驚奇》與《二刻拍案驚奇》的合稱。每集四十篇，共八十篇。二刻第二十三卷與初刻重復，二刻第四十卷為雜劇，所以“二拍”實際收小說七十八篇，大部分是凌濛初自己的創作。

“二拍”在“三言”的影響下寫成，思想內容很復雜。從整體上看，凌濛初的思想遠不及馮夢龍進步，故而書中的糟粕較“三言”要嚴重一些，不少作品存在因果報應、宿命論思想，還充斥著色情描寫，甚至惡意歪曲明代永樂年間唐賽兒領導的農民起義，把起義軍的女領袖寫成一個因奸情被殺的淫亂妖婦。其中較好的作品，對社會現實有真實的再現和直接的批判，比較值得注意的內容有：

其一，公案題材的作品。“二拍”對吏治腐敗的揭露批判集中在為數不少的公案小說中。如《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寫貪婪卑鄙的柳太守濫用職權，誣人為盜，以脅取白居易手書的《金剛經》；《青樓市探人蹤　紅花場假鬼鬧》寫貪吝陰狠的楊巡道為私吞五百兩銀子的賄賂，竟謀殺張廩生主仆五人；《偽漢裔奪妾山中　假將軍還姝江上》從官匪相互勾結的角度揭露了“官即盜”、“盜即官”的黑暗現實；《硬勘案大儒爭閑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把貪贓枉法、顛倒黑白的官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類似的作品還有《遲取券毛烈賴原錢　失還魂牙僧索剩命》、《錢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刺史當艄》等。

其二，婚戀題材的作品。這類作品瑕瑜互見。一方面，尊情重欲，背離傳統的婚戀觀，為晚明文學增添了新光彩。如《通閨闥堅心燈火　鬧囹圄捷報旗鈴》突破“一見鐘情”、“門當戶對”的局限，寫出羅惜惜與張幼謙建立在情投意合基礎上的愛情，并擺脫了傳統戲曲、小說中“金榜題名，洞房花燭”的舊套；《滿少卿饑附飽飏　焦文姬生仇死報》斥責負心漢，同情婦女，表現了男女平等意識。《李將軍錯認舅　劉氏女詭從夫》、《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等作品也有相似的內容和主題。另一方面，作者寫“情”往往和“欲”聯系在一起，從“欲”的方面去表現“情”，這就容易使作品滑到色情的泥潭，產生不良影響。

其三，以商人及其經商活動為重心的作品。較之“三言”，“二拍”中這類題材的作品，時代特色更加鮮明。它直接描寫商人借助某種機緣，運用一些手段去謀取財富，這些商人致富帶有暴發的特點。同時，還表現了人們重經商、輕科舉的新的價值標準。如《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鼉龍殼》生動描寫了明中葉海外貿易和沿海福建等地的商業盛況，以及文若虛海外發財、驟成巨富的傳奇經歷；《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里，與仙女結成美眷的不再是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文人學士和勤勞純樸的農民，而是商人程宰，這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反映。《衛朝奉狠心盤貴產　陳秀才巧計賺原房》、《烏將軍一飯必酬陳大郎三人重會》等作品也值得一讀。

在藝術上，“二拍”總體成就不如“三言”，但它繼承了話本小說的傳統，形成了一些特色。孫楷第在《三言二拍源流考》對此作了較為中肯的評價：“凌氏的擬話本小說，得力處在于選擇話題，借一事而構設意象，往往本事在原書中不過數十字，記敘舊聞，了無意趣。在小說則清談娓娓，文逾數千。抒情寫景，如在耳目。化神奇于臭腐，易陰慘為陽舒，其功力亦實等于創作。”現摘要部分特點論述如下：

其一，不少故事和人物具有某種傳奇色彩。

作者善于選擇“詭譎幻怪”的題材，并加以有意渲染，使故事產生“新聽睹”、“佐談資”（凌濛初《拍案驚奇·序》）的藝術魅力，呈現出浪漫主義的色彩。

如《疊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圣靈》中的女仙海神不但陪伴孤獨窮困、潦倒羈旅的程宰，而且幫助他逃脫厄難，賺回大錢。這一形象使普通經商的故事理想化、藝術化和神奇化了。又如《華陰道獨逢異客　江陵郡三拆仙書》中的白衣人、《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云岡縱譚俠》中的韋十一娘等，都是超越現實的、想象中的神奇人物。除塑造神奇人物的形象外，還渲染了神奇的境界。如《金光洞主譚舊跡　玉虛尊者悟前身》，馮京在恍惚迷離中閑游金光洞和玉虛洞，別有天地，似夢似真，超凡脫俗，使小說籠罩上神奇的色彩。

作者還塑造了超現實的神奇的人物形象，使作品在反映現實生活的基礎上，帶上一種神化的傾向。又如《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描寫五歲的幼童南陔被人拐走，他不但不驚慌失措，反而極為冷靜地做了一系列事情：藏起插滿珠子的值錢帽子、在拐子背上“縫線”“插針”做記號、見到四五乘轎子即大聲呼救，既得以安全逃脫拐騙，又使官府順利捉拿到賊人。作者極力渲染他的聰明乖巧，把他塑造成一個智慧非凡的“神童”形象，令人情不自禁地“拍案驚奇”，產生強烈的共鳴。

其二，情節曲折變幻，摹寫逼真，詼諧幽默。

作者在追求神奇的基礎上，還特別講究內容的新奇，構想引人入勝的故事，穿插細膩入微的細節，營造輕松幽默的氛圍，以滿足讀者消遣娛樂的需要。如《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寫家境富裕的沈將仕結識鄭十和李三，被二人引見到“曾為一大郡守，家資絕富，姬妾極多”、最喜歡“賓客往來，款接不倦”的王朝議家作客。席間，王朝議痰病發作離席服藥，李三也溜到另一間房與一群美女賭博，沈將仕拉上鄭十參賭。他開始大贏，可后來一把就將所贏銀子連同本錢約三千兩全輸了。兩日后，他再去找李、鄭、王三人時，卻不見他們的蹤影。附近的皮匠告知：“三日前有好幾個惡少年，挾了幾個上廳有名粉頭，稅了此房吃酒、賭錢。次日分了利錢，各自散去。”他才知道受騙上當。這篇小說在最后才交待以色誘人賭博的騙局，故事性很強。

又如《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讓一部神秘的《金剛經》作為故事的焦點，引出寺僧為度饑荒賣掉鎮寺之寶《金剛經》、相國夫人好善奉還《金剛經》、漁翁姚老漢意外獲得《金剛經》首頁、柳太守陷害寺院住持掠奪《金剛經》、《金剛經》最終完好如初地保存到寺廟的情節。這部經書的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僅使故事的推進波詭云譎，搖曳多姿，扣人心弦，而且使情節的組織在一連串的“巧合”細節中顯得合理緊湊，揭示出蘊含于偶然性中的深刻、必然的生活內涵，體現出作者在構思上的高妙之處。

再如《小道士一著繞天下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敘述圍棋國手周國能到遼國與其最著名的棋手妙觀公開較量，輕信妙觀輸棋即以身相許的諾言，故意以二比一輸掉比賽，卻未能迎娶佳人。后在幾位王爺主持下，再與妙觀對弈，連勝兩局，終于締結了這樁如意姻緣。故事的講述幽默有趣，讀來讓人忍俊不禁。同篇另有一則契丹人好棋的逸聞，說遼國一王子棋藝精湛，被作為“國手”派到南朝與其第一高手顧待詔比試棋藝，顧待詔“假稱第三手”，打敗了遼國國手。后者想見南朝“第一手”，作者這樣描寫：

這邊回他道：“贏得第三，方見第二；贏得第二，方見第一。今既贏不得第三，尚不得見第二，怎能勾見得第一？”王子只道是真，嘆口氣道：“我北朝第一手，贏不得南朝第三手，再下棋何干！”摔碎棋枰，伏輸而去。

王子灰心喪氣，悻悻而去，讀者卻會心而笑，享受了幽默詼諧的筆調帶來的輕松快意，這不得不說是凌濛初的高明之處。

清代初期，“抱甕老人”從“三言”、“二拍”中選出四十篇作品，編成一冊，題名《今古奇觀》，在社會上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在“三言”、“二拍”影響下，明末出現了話本小說創作的高峰，作品集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雖然它們在思想藝術上難以和“三言”、“二拍”相媲美，但更為貼近現實，富有生活氣息。

《型世言》的作者陸人龍，字君翼，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詳，大約生活在崇禎、天啟年間。家境貧寒，屢困場屋。以“平原孤憤生”之名寫過長篇小說《遼海丹忠錄》。《型世言》十卷四十回，借小說形式樹立世人學習的榜樣，集中體現忠孝節義思想。作品多取材于現實，多方位地展示了明代社會生活、世俗情趣、人情風貌，對社會黑暗多有抨擊，涉及官場的腐敗、官吏的橫行、科舉的弊端、世風的澆薄、百姓的苦難等，反映的社會生活層面比“三言”、“二拍”更為廣闊，顯示了作者敢于直面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還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以各類騙子光棍、貪官污吏的形象最突出，如騙賣良家婦女的吳爾輝、索賄受賄的張繼良、流竄各地騙人的和尚道睿等。在藝術方面，人物對話最富于表現力，既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又展現了人物的心理，還能完成細節的描寫。

《石點頭》作者署名“天然癡叟”，可能是馮夢龍的朋友席浪仙，生平不詳。全書十四卷，每卷一篇，出版于崇禎年間。書名取義于東漢高僧生公在蘇州虎丘說法能使“頑石點頭”，寄寓勸人為善的說教之意。作品多取材于前人的野史筆記、文言小說，經過加工改造，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認識價值。如《貪婪漢六院賣風流》、《侯官縣烈女殲仇》諸篇，展現奸人作惡的黑暗官場，鞭撻科舉制度的弊端，暴露社會的各種丑惡行徑，歌頌英雄豪杰的行俠仗義。當然，由于作者意在勸善懲惡，不少作品不同程度地存在說教、迷信、因果報應的色彩，也有自然主義的淫褻描寫。藝術上，情節設置、人物刻畫、語言運用等方面都達到一定的高度。

《西湖二集》的作者周清源，名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無可考，大約生活在明末，曾著《西湖說》。《西湖二集》為《西湖一集》（已亡佚）的續篇，約刊行于崇禎年間。全書三十四卷，每卷一篇，每篇故事都與杭州西湖有關。大部分作品取材于前代或同時代的野史筆記或文言小說，內容涉及面較廣，其中，對官場腐敗、科場黑暗的揭露較為深刻，飽含憤恨之情和諷喻之意。如《巧妓佐夫成名》借曹妙歌輔佐、勸說、指導太學生吳爾知設賭局詐騙錢財、賄賂官員中第做官、辭官歸隱躲避災禍，無情地鞭撻了當時社會的種種弊端及其對人們心靈的巨大戕害。一些作品還生動展現了杭州的風俗習慣，留下值得借鑒的寶貴資料。藝術表現上，在故事情節生動曲折、揭露諷刺尖銳辛辣、人物心理描繪細膩、語言優雅暢達等方面都頗具特色，較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