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擬話本小說

明中葉以后，文人擬話本創(chuàng)作蔚然成風，至清代余波不息，擬話本小說集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雖然從整體情況看，清代擬話本不能和明代的“三言”、“二拍”等相媲美，但也有自身的特點，諸如較多取材于現(xiàn)實，貼近生活，結束了改變舊作的老套路而走向獨創(chuàng)，話本的敘事體制發(fā)生局部的變化，藝術方面有所創(chuàng)新等，出現(xiàn)了一些有一定影響的作品，是中國古典小說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

清代初年的擬話本小說代表著清代這類小說創(chuàng)作的最高成就。這一時期的擬話本小說在繼承前代傳統(tǒng)的基礎上，由改編轉向獨創(chuàng)，自主性大大增強，《醉醒石》、《照世杯》、《無聲戲》、《十二樓》、《豆棚閑話》等各展風姿，“云陽嗤嗤道人”的《警悟鐘》、“天花藏主人”的《云仙笑》、“筆煉閣主人”的《五色石》、“五色石主人”的《八洞天》、“古吳墨浪子”的《西湖佳話》、“石成金”的《雨花香》、無名氏的《人中畫》、“鴛湖煙水散人”的《珍珠舶》等爭奇斗艷。擬話本小說在體制上變化較大，有些作品的頭回由兩則或兩則以上的小故事組成，以強化頭回的作用；很多作品則沒有頭回，甚至連入話也省去了，直接進入正話故事的講述。正話的體式突破每卷一回、每回演繹一個故事的模式，或全書分卷，卷下無總題而分回，回里有單句或雙句回目以及回次；或全書分卷，卷下有總題，以為全篇綱領，卷里有三字、七字或八字標題，題下還有單句或雙句回目。這種若干回合成一卷、每卷演繹一個故事的體制，有利于增加篇幅、擴大容量、展開情節(jié)，顯然是長篇章回小說影響的結果，在形式上奠定了中篇小說的基礎。還有像《豆棚閑話》那樣，以短篇連環(huán)的方式結構全書而自成一格的。

《醉醒石》是清代第一部擬話本小說集，作者“東魯古狂生”大約是山東人，書名取義于《唐余錄》所載唐朝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別墅內(nèi)有一塊醒酒石，能使酒醉之人清醒，含有勸世訓誡的意味。全書十五回，輯錄短篇之作十五篇。除第六回取材于唐代小說《宣室志》外，均以明代為背景，最晚至崇禎年間。書中對官吏的貪污腐化、僧人術士的虛偽奸詐、科舉考試的各種弊端多有揭露，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了人們對上層統(tǒng)治者的蔑視和憎恨。還有一些歌頌青年男女堅貞愛情、指斥男子背信棄義、同情婦女悲慘命運的作品，觸及到封建婚姻制度的某些本質(zhì)，有一定的認識意義。表達上，文筆簡潔干凈，表現(xiàn)出作者較高的文學修養(yǎng)。但議論仍占較大篇幅，說教色彩濃厚，影響了作品的成就。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言：“文筆頗刻露，然以過于簡練，故平話習氣，時復逼人。至于垂教誡，好評議，則尤甚于《西湖二集》。”

《照世杯》是清初擬話本小說中篇幅最短的一種，作者“酌元亭主人”，生平事跡不詳。全書只存四卷，每卷演繹一個故事。書名取自傳說中可以洞達時事的一只神杯，當編成于順治末年至康熙初年的杭州。作者用寫實手法，反映當時的社會生活，或敘述書生與名妓的風流韻事，或記錄童生和寡婦相互欺騙，或描寫商人被安撫逼迫行商，或講述財主開廁所發(fā)財，歌頌了愛情的堅貞，嘲諷了騙子的劣跡，揭露了官吏的兇殘，譏諷了慳吝者的貪婪。文筆自然流暢，文辭峭拔冷峻，對風土人情、時風世態(tài)的描摹較為真切，人物心理的刻畫和齷齪行為的諧謔夸張而不失其真，富于幽默感，對以后的諷刺小說有一定的影響。

《無聲戲》和《十二樓》是清初同類小說中最具特色的作品，也是繼“三言”、“二拍”后最有價值的擬話本小說集。作者“覺世稗官”，真名李漁（1611—1680），字笠翁，別署新亭樵客、隨庵主人、笠道人、湖上笠翁等，浙江蘭溪人，生于江蘇如皋。明末多次應鄉(xiāng)試，均不第。清初定居金陵，靠開書鋪印行通俗書籍、組織家庭戲班巡回演出為生。晚年移家杭州，賣文刻畫，從事創(chuàng)作。著述豐富，除擬話本以外，還有詩文集《李笠翁一家言全集》、雜著《閑情偶寄》、戲曲《李笠翁十種曲》、章回小說《合錦回文傳》等。

《無聲戲》意即不演唱的戲曲集，最先刊行《無聲戲小說》十二卷，繼而刊行《無聲戲二集》六卷。順治十七年（1660），“編刊”（實為資助）《無聲戲二集》的工部侍郎張縉彥被劾，罪狀之一為該書有粉飾迎降李自成之語。后李漁將二書重新編排，抽換了關于張縉彥的一篇，易名為《連城璧》，分內(nèi)外兩集，共十八卷，每卷演繹一故事。《十二樓》又名《覺世名言》，十二卷（每卷一至六回不等），每卷以樓名標題，講述一個故事。

這三十篇小說均為作者的創(chuàng)作，內(nèi)容較為龐雜，但都敘寫世情，以描寫愛情婚姻、表現(xiàn)市民意識、揭露社會黑暗的作品較有意義。這些內(nèi)容與“三言”、“二拍”所寫市井生活的題材相同，但作者并非試圖真切地展示現(xiàn)實人生，而是在故事的講述中隨意摻雜主觀的生活哲學的機巧和游戲人生的意趣，或夸耀調(diào)教妻妾和平相處的經(jīng)驗、或透露希冀獲得他人資助的心態(tài)，或陳說處理夫妻長相離別的技巧，坦誠地將自我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在作者筆下，不僅美滿婚姻的獲得、家庭矛盾的化解、困窘境況的改變等都可以輕而易舉實現(xiàn)，體現(xiàn)出一種玩世的娛樂精神，而且話本小說固有的有關名教、風化的說教路數(shù)也大多變成了一種游戲形式，成為作者娛樂人心以迎合讀者的一種手段，這恐怕與他以賣文為生的生活經(jīng)歷不無關系。

這些小說在藝術表現(xiàn)上有不少開拓和突破，其主要表現(xiàn)是：幾乎每篇作品都有新奇的關目，構思別出心裁，不落舊套，情節(jié)離奇曲折，懸念迭生。如《譚楚玉戲里傳情　劉藐姑曲終死節(jié)》描寫男女主人公無法在生活中盡情傾訴愛戀，便利用舞臺表演假戲真作，借戲文傳情達意，喜劇性地昭示甜蜜與幸福；當劉藐姑被父親許配給一富翁作妾，愛情陷入絕境時，他們就和《荊釵記》中的錢玉蓮一樣，雙雙抱石投江殉情。然而有神力相助，二人被莫漁翁救起。后譚楚玉獲得功名，又棄功名隱居，二人皆得善終。又如《合影樓》在“影”字上做文章，屠珍生和管玉娟在相互隔絕的情況下，因在兩家后園墻下相通的水池邊，見到對方倒映在水中的影子而萌生愛意，在《合影編》的詩文唱和中發(fā)展感情，以致私訂終身，最后終于鵲橋飛架，身影合一，終成眷屬。真是相思害得離奇，團圓來得熱鬧，其間插入一個與屠珍生年庚相同的路錦云，把三人的戀情寫得撲朔迷離，跌宕多姿，意趣盎然。此外，小說的語言不僅通俗淺顯、婉轉自如，而且輕巧風趣、詼諧幽默，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李漁在《閑情偶寄》中強調(diào)“貴淺顯”和“重機趣”兩條創(chuàng)作原則，主張小說和戲曲的語言應明白如話，富有機趣。所以他的小說都寫得活潑流利，詼諧生動。如《乞兒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的一段文字：“明朝正德年間，山東路上，有個知書識字的乞兒，混名叫做‘窮不怕’。為人極其古怪，忽而姓張，忽而姓李，沒有一定的姓氏；今日在東，明日在西，沒有一定的住居；有時戴方巾，穿綢緞，做乞丐之中第一個財主；有時蓬頭赤腳，連破衣破帽都沒有，做叫化里面第一個窮人。”

《豆棚閑話》是采取舊說反映現(xiàn)實社會的較有特色的話本。作者“圣水艾衲居士”，真實姓名不詳，有人認為是范希哲（見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惜無實據(jù)，尚難定論。全書十二則，講述十二個故事。作品對吏治的腐敗、世風的澆薄、人心的叵測、失節(jié)仕清者的心態(tài)等都有所諷刺和揭露，充滿強烈的現(xiàn)實感，有一定的認識意義。小說的突出特點是寫作形式別具一格、用“說話”人與聽眾的對話展開情節(jié)。全書以豆棚下的“閑話”為線索，從早春架豆棚開始，到晚秋拆豆棚為止，將十二個各自獨立的故事貫穿起來；以輪流講述從有關豆棚的內(nèi)容，引出一個個耐人尋味的故事，然后回到豆棚作為結束，不摻雜作者的主觀評述。這種體制在話本小說中獨一無二，與西方小說《一千零一夜》、《十日談》的寫法相近，可視為作者改革話本小說的基本模式和寫作方法的一種嘗試。

清代中葉，擬話本創(chuàng)作開始衰落，說教色彩日益濃厚，較有影響的只有《娛目醒心篇》，話本選集也只有《再團圓》、《西湖拾遺》較有價值。

《娛目醒心編》是清中葉擬話本小說的代表作。作者“玉山草亭老人”，真名杜綱（1740？—1800？），字振三，號草亭，江蘇昆山人。年少時補諸生，頗有聲望。老不得志，著書自娛。著述甚豐，還有《南史演義》、《北史演義》、《近是集》等。該書十六卷，每卷二、三回不等，演繹一個故事。內(nèi)容多依傍前人舊作，較少反映現(xiàn)實生活內(nèi)容，以忠孝節(jié)義、因果報應的空泛說教為主，一些抨擊鄉(xiāng)紳貪官的作品有一定的意義。作者革新了話本小說的體制，增加了入話、頭回的篇幅。改變了話本小說機趣詼諧的語言風格，文筆簡練，語調(diào)嚴正，但缺乏生動的形象塑造。

經(jīng)歷清中葉漫長的冷寂后，清末產(chǎn)生了一些較有價值的擬話本小說集，如無名氏的《鬼神傳終須報》、“博陵紀棠氏”的《俗話傾談》、“憐香惜玉華卿吳氏”的《兩緣合記》，以及《西湖遺事》、《二奇合傳》、《今古奇聞》、《續(xù)今古奇觀》等話本選集。這些作品的主題有所開拓，形式有所創(chuàng)新，表現(xiàn)出一定的時代氣息。

《躋春臺》是清代最后一部擬話本小說集，也是清末擬話本小說的代表作。作者“凱江省三子”，真名劉省三，生平事跡不詳。卷首林有仁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所作序云：“中邑劉君省三，隱君子也。杜門不出，獨著勸善懲惡一書，名曰《躋春臺》。”全書四卷，每卷十篇，每篇演繹一個故事。題材廣泛，幾乎涉及清末市井鄉(xiāng)野生活的各個側面。內(nèi)容以宣揚忠孝、勸善懲惡為主，未能拓展出新的思想境界。但對公堂監(jiān)獄拷打犯人、官吏敲詐錢財?shù)拿鑼懀┞读斯賵龊诎担灰恍┳髌贩从厨f片輸入后對國人身心的摧殘，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現(xiàn)實的教育意義。作者運用寫實手法，塑造了一些個性較為鮮明的人物形象。大量穿插俚俗上口的詩詞，融入說唱文學的寫法，令人耳目一新；但過多的使用不僅增加了評點說教的枯燥意味，而且影響了情節(jié)的敘述和人物的塑造。而四川方言土語的運用，則使作品具有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